近代欧洲——新的阶级等级与劳动大众的苦难

统治阶级的交替

工业化开始启动是以充分资本积累为前提的，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财富进一步在欧洲内部积聚。这样的过程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整个19世纪展开。但是在各国内部，财富并不是在社会中平均流动，在显示生存可能性的平均寿命和死亡率的数字上，社会阶层上的差异依然很大。

欧洲贵族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统治，已经丧失了封建特权。更简单地说，在以大规模的工业、商业或者金融为基轴的经济活动中，即便是有大量积蓄的贵族也已经不再安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了。确实，贵族在拥有大规模领地的地方，保持着作为名士的有利地位。在19世纪前半期，优待土地所有者的限制选举制度占支配地位，议院的多数议席也被贵族垄断。而且，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英国情形，贵族不仅从事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还适应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投资股票、国债或者亲自经营企业。贵族还拥有常年积累下来的文化资本。社交、举止、基于教养的谈话和姿态，这些都被看作是上流阶层的优越性。平民即便获得金钱上的富裕，但如果没有掌握这些的话，也无法加入上流社会交际界。单纯的暴发户是大忌。这种状况不限于英国。贵族与产业界、金融界的上层家庭联姻，因为对双方都有利而备受欢迎，其原因便在于此。

在经济活动和财富形式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取代贵族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中产阶级。不过，虽说都是中产阶级，但内部也存在多个等级。既有因与贵族联姻而出入上流社会的上层，也有与劳动大众一样，住在街区，从事小商业活动的下层，两者间的落差非常大。19世纪初的上层中产阶级包括从前就巩固地位的大商人和金融家，也包括通过19世纪的发展而成功创办新企业的实业家或扩大事业规模的实业家、银行家。

其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充分展示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急速攀登上社会高层的人。搭乘德国富国强兵、增产兴业浪潮而一举成名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人物。1812年出生的克虏伯从在失意中死去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制作铸件的小作坊时，年仅十四岁。然后，他通过刻苦勤奋，在自己的一代时间内就创造了代表德国的大钢铁公司，简直就是名人传中的实业家典范。产业（industry）一词，既有产业的意思，同时也有勤奋的含义。但是必须说的是，即便具有这种通过才能和努力刻苦而获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道德，但是在企业规模扩大、所需资本日益巨大之中，这种成功的可能性绝非很大。

19世纪的上层资产阶级在三个方面保持实力，从而能够发挥其支配力。

第一，经济实力。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在劳动法等社会法出台前，还能够在经营的所有方面几乎全凭个人裁量，拥有可以说是只受竞争和经济状况限制的绝对性权力。

第二，政治实力。虽然面向男子普选的选举权逐步扩大，但是将贵族也纳入其阵营的上层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中显示了强大的势力。在完善国家组织机构的过程中，掌控高级官职的人也是那些接受精英教育的资产阶级的子弟们。

第三，文化实力。公共教育制度是随着阶级等级建立起来的。精英学校的学生多数是他们的后代，这些学生在组成同窗关系网的同时，形成了知识精英阶层。除了这种知识精英的再培养，他们通过对规模和影响力增强的报纸和出版社的直接及间接控制所展示出来的社会支配力也不容忽视。

通过上述三方面实力的相互作用，在数量上极为有限的上层资产阶级能够行使极大的权力。他们在豪华的私人宅邸过着华丽的社交生活，在城市里欣赏戏剧和歌剧，在第二或第三处别墅中重复着优雅闲适的社交活动。但是，他们彻底追逐利益的经营态度也相当严格，在19世纪，从子女的教育到结婚或家庭内部秩序的建立，以及对劳动者的纪律性要求方面，一般都奉行着极为权威的父权家长制。

西欧已经不是旧体制下那样的身份制社会，即使在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地位的东欧社会里，传统身份制也不能发挥功能。但是，取代它的是在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和最下层的劳动大众之间形成的数层等级。

初期的工业化与劳动大众的世界

19世纪的工业化在所有国家都促生了大量的工人。在总人口急剧增长中，劳动力市场必然变成买方市场，因此劳动大众不得不处于严峻的条件之下。此外，在法律措施尚不完善的状态下，工人只能忍受不稳定的雇佣、低薪金、长时间的劳动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不能不说，初期的工业化就是劳动剥削型的经营。在限制性的法律出台前，妇女和儿童也必须忍受同样恶劣的劳动条件。经营者为了得到价格更便宜的劳动力，也雇佣孩子和女性。

前文已经提及，一些人进行了有关劳动大众工作场所、健康状况以及生活状况的调查，并提出了改善的建议。但在19世纪中叶到来前，这些建议一般都被以经济活动自由为名拒绝或者忽视。

尽管如此，在儿童劳动方面还是取得了最早的立法成果。英国在1833年就制定了最初的儿童劳动法，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内容必然令人吃惊，即禁止雇佣八岁以下儿童，九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每天工作八小时以内，十四岁到十八岁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内。法国在1841年立法禁止八岁以下的儿童劳动，同时也禁止安排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在夜间劳动，但如果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则被允许。英国于1847年规定女性和十八岁以下的儿童劳动时间为每天十小时以内。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同样规定他们在巴黎每天工作十小时以内，在地方每天工作十一小时以内。当然，英国和法国比较早地制定并实施了相关法律制度，绝对不是因为两国的儿童劳动情况比其他国家更严重。

即使制定了这些法律制度，但是在执行上并没有得到严格的监督。简单来说，这些全部要依赖经营者的善意。但是，处于绝对不利状态的劳动大众也并不只是默默忍受，被动地遵从这些规定。在整个19世纪，围绕包括每天劳动时间在内的劳动条件、薪金及解雇而发生的劳动争议从未断绝。即使在欧洲，除了英国等一小部分国家外，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末休息制度的广泛推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在通向20世纪的转换期，围绕每天十小时劳动时间的对立斗争一直持续。

除了上述争议外，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前，劳动大众不断展现对日常工作中苛刻条件的不服从态度。如果从经营者的角度看，坚持工作是理所应当的事，也被认为是道德水平的提升。但是，在劳动大众看来，星期日到星期一是与亲朋好友相聚的休息日。这种表现成“懒散的星期一”（Saint Monday）传统的行为，成为继承了工匠式高自主性工作方式的独特伦理。在工业化初期，有很多秉持传统工匠性格的工人，或者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职的工厂、矿山工人，因此，严格的劳动制度并没有马上得到贯彻。

薪金的标准根据国家以及产业类别的不同而不同，但作为一种大趋势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中，由于物价下调或下降，最终结果是工人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简而言之，在财富的分配上，工人获得了一部分。但是，贫困问题依然没有消除。即使在工人当中，上下差异也非常大。把工人作为消费者而重新看重还是19世纪末才开始的事情。关于消费生活变化的情况将在下文阐述。

社会变革的梦想与挫折

工人不仅进行常规的反抗，还在19世纪里不断推进自身组织化的进程。在这方面的先行国是英国。1848年达到高潮的宪章运动，将关于劳动的经济要求和围绕议会的政治要求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个成为主流的事件是，工人们发起了组建工会来实现自己要求的运动。这些工会最初是互助组织，或者以熟练工人为中心形成的团体。在19世纪里，有不少国家的工会实现了合法化。工会的合法化避免了一些无法预料的直接行动，从而可以使政府在一定的框架内应对工人运动。

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工会运动与要求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类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微妙的关系。19世纪，英国式的工会运动从政治性问题脱离出来，专心致力于职业的诉求，走向社会改良的方向。德国、美国、北欧各国也都是这种趋势。与此相对，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从19世纪末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的工会运动，包括罢工等直接的活动在内，内里很早就带有与政治意图相结合的革命性质。

回过头来看，19世纪特别是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因为追求各种各样的政治改革、社会变革的梦想而大放异彩。上一章已经说过，18世纪末，世界已经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巨大的变动。虽说结果各有不同，但它们的经验证明了占绝对多数的民众的参加在促成国家政治变动方面的可能性。

欧洲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形成了一般称作“维也纳体系”的国际秩序。虽说这个国际秩序事实上是向革命以前秩序的回归，但是集中到维也纳的各国政治家们都有避免在欧洲范围内再次发生革命和战乱的目的，故而成立了这个国家间协调体制。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是维持和平的想法，它不允许特定国家异军突起掌握主导权，而是以多国目前的势力均衡为基本。这终归是一种保守的产物。在各国内部，统治者认为广大民众也能参与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会威胁到社会安定和均衡，从而加以否定，主张采取寡头统治这一方针，实现保守性政治的稳定。他们要在消除混乱根源的稳定基础上发展经济。

英国虽然也有这样的基本想法，但或许是依靠率先实现国内政治安定和推进工业化而确立了经济霸权的帝国优势，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对外关系上，正如19世纪中叶废止《谷物法》和《航海法案》等所明确显示的一样，英国采取的是自由贸易主义的立场。在国内，通过彻底的功利主义的社会改革，政府采取了一条包括劳动大众在内的路线。关于儿童劳动法问题上文中已经阐述，而结社、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等也先于他国，很早就得到了认可，从而确立了补充限制选举制的体制。但是，在当时的欧洲，能够有此种情形的英国终归是一个例外。

19世纪前半期，各国零散地出现了要求政治发言权和自由的运动，但都因统治体制而不得不受挫。成功的范例仅有从奥斯曼帝国的束缚下脱离出来的希腊独立运动。此次运动中，欧洲各国出于打击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的考虑，帮助了希腊独立。

风起云涌的1848年革命

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欧洲内部发生的追求政治自由的社会运动，而且有进一步要求社会变革的运动。这一运动从1830年开始就明确出现。社会变革的内容，因倡导者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1848年欧洲各城市大约同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在历史上被统称为“1848年革命”，但其特征是这些运动各具特色，不仅包括政治变革，还包括追求社会变革等多种运动。

在围绕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当中，这一系列运动的任何一项也只是一时掌控了局面而已。简而言之，他们都因为原有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受挫，或者因运动内部多样性的主张和路线的对立与抗争而瓦解。在1848年革命的结尾，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大众追求尊严的运动、被隔离在地区最底层的少数民族追求自治权的运动全部被分割，立志进行多方面社会变革的梦想全部受挫。

此后，国家政治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众作为国民统一起来，并将民族国家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将民众的能量完全动员用于增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真正开启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时代。在国家政治中，民众以及劳动大众的位置开始发生变化。国家的公共教育系统正式开始将民众作为对象、成年男子不受阶级限制根据普选制真正参与国家政治，也都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之中。法国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和后续的第三共和国、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主导形成的德意志帝国就是这些国家的代表。

欧洲的“1848年革命”

另一方面，19世纪后半期仍有对抗这些政治与经济主流趋势的运动。社会性的贫困问题、劳动大众所处的恶劣生存条件作为客观事实还未得到妥善解决。寻求资本主义体制转变的社会革命不是靠被分隔在各国的运动，而是靠超越国境、团结成为国际性的劳动者才能够实现。坚持这种主张的就是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而与此相对立的则是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想法，工人阶级没有应该归属的祖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适应当时世界经济联动的想法。

图式化地说，无政府主义者乐观地寄希望于民众自身的力量，然而民众运动并没有顺利开展，在19世纪末出现的突出个人主义的炸弹袭击事件等使运动孤立起来。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方针是由具有思想自觉的先进人士掌握主导权，引导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这在当初同样是一种梦想社会变革的极少数派的异端运动而已，但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间对立不断激化，国内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找不到解决方向的状态下，它们发挥出相当强大的现实性力量。

导致独裁的前卫理论

在19世纪末倡导成立第二国际等社会主义的国际运动当中，掌握主导权的是继承马克思思想的人们。但是，这时的运动方向与当初主张依靠阶级斗争发动社会革命的思想相比，有了很大的修正。最终，他们选择以参加国内议会政治的形式保障发言权，在现实中形成了作为议会政党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时，左右欧洲各国政治对立的不是原来的王党派和共和派，也不是皇帝派和议会派，而是性质多样但要推进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派别，与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派别。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主义势力中的多数派，即俄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与倡导议会主义不断改良的修正主义对抗，对其激烈批判，并最终提出前卫理论，即主张依靠暴力革命实现统治的转换。这个时期的俄国，正是因为还不存在像样的议会制度，所以这个主张才具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中，俄国发生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夺权事件。当我们将视野放到20世纪末以前，便不得不说这种较为前卫的发动革命的路线，与一党独裁、个人独裁这种与自由、解放对立的政治有关。那是主张革命的他们自身招来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