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宫廷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

作为宫廷典范的凡尔赛宫

自中世纪起就可以看到，在国王和大诸侯所住城堡里的宫廷，臣下聚集，有宴席时则邀请音乐家和艺术家到来，成为一个共享的独特文化场所。但是，中世纪勇猛的君主们屡屡为了战争而亲自出战，将城池留在身后，或者为了治理统治地区而不断携带着宫廷移动。即使在已经不能称为中世纪的16世纪前半期，移动宫廷仍然普遍。无论是查理五世，还是弗朗索瓦一世，互为宿敌的他们都因坐席尚未温热就再次移动而出名。大概是从17世纪中叶起，这样的移动宫廷变成了住在城堡里进行统治的体制，即以城堡中的宫廷社会为轴心运作的政治局面固定下来。

这样的宫廷社会的确立，与以国王为轴心的主权国家的确立密不可分。在宫廷当中，从国王身边的顾问官，到下层的政务官以及各种杂役人员，各种各样等级的贵族及其家人、家臣和用人们，连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在形式化的礼仪中体现出政治秩序。能够靠近国王身边的人与不能够靠近的人、在国王面前的座次，所有的要素都是构成差别化的材料。那既是政治世界，同时也是不擅长死板规矩的我们可能连一小时都无法忍受的、殷勤的社交场所。那是以国王为顶点的权力关系上下运作的空间，希望哪怕稍微上位一点的权术，在背后翻腾出各样的旋涡。

确实像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著作《宫廷社会》中所论述的那样，把握住人际关系微妙之处的礼节在宫廷中极度发展，并在此之后扩展到了外部的社交界和政界。埃利亚斯想说的是，这是一种文明化的发展，但是果真如此吗？这个观点显然值得质疑。不过，在宫廷这个有限的空间当中确实形成了约束炫耀武力的社会，以及一些行动方式，即人们在明里暗里蠢动着政治性博弈的世界，抓住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心理，巧妙地分清话里话外，同时，立足于身份和等级，但也进行在实权中凌驾其上的博弈。这是一个只有耿直必将无法游刃有余的政治性欺诈（maneuver）、策略与操纵心理的世界。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路易十四亲政时期所修筑的凡尔赛宫里，以极度凝练的形式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社会。那里汇集了该时代所有的文化精髓。研究这个时代的学者二宫素子曾经这样简洁地概括过，在凡尔赛宫里，“除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园艺、建筑、雕刻、从挂毯到家具的装饰艺术，还有路易十四自己演奏乐器的音乐、芭蕾、戏剧以及初期的歌剧。这里凝聚着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准。（中略）可以说，作为勒诺特尔代表作的这座法兰西风格的园林就是路易十四统治思想的具象体现，而宫殿本身就是古典主义建筑的壮丽代表”。（《宫廷文化与民众文化》）

作为宫廷文化舞台的宫殿

不久，以凡尔赛宫为代表的欧洲宫廷汇集的文化财产，与规模相对较小的某些贵族的财产一起，作为重要的文化财富而被社会全体继承。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最终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例如，以卢浮宫、普拉多博物馆、埃米塔什博物馆（冬宫）等为代表的欧洲各地的大型国家博物馆及其展品，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过去君主和贵族的收藏品构成其基础。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基本上是从皇家图书馆继承过来的，国家档案馆的古籍档案基本上也是从皇家档案馆继承过来的。

以宫廷社会及其汇集的文化为基础，路易十四毫不懈怠地以看得见的形式向全部臣民昭示自己作为统治者的权威。将路易十四描绘为太阳王的画像、奖牌不仅赏赐给宫廷社会成员，甚至还赏赐给臣民。作为战胜纪念的骑马塑像，给人一种生动的引领国家前进的国王形象。欧洲的贵族原本是军人，但在这个时候，担当司法和财务职位的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以及以现在的话说近似于高级官僚的实务派也开始兴起。尽管如此，率领国家的国王和贵族似乎仍保持着作为军人的自豪。路易十四就是一个亲赴战场的国王。只是，事实的情况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不仅有战争，还有饥荒和瘟疫等，对于臣民来说绝非安居乐业的时代。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更重视国王形象的塑造。

路易十四骑马像

　为纪念太阳王的胜利而修建的巨大骑马像，背后是凡尔赛宫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全国人口大约两千万，是欧洲第一大国。其宫廷不仅是法国政治中心，在欧洲国际政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也由于这个原因，在欧洲各地的宫廷中，法语作为优雅的语言以及政治上的核心语言而广为使用。

在18世纪，稍晚于法国，许多君主也修建了堪比凡尔赛宫的华丽宫殿。他们以那里为舞台构建了宫廷社会，并且如下一章所述，尝试实施开明专制统治。作为法国宿敌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娅·特蕾莎在18世纪后半期，将自己的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了法国王室，亲自导演了一幕“外交革命”，震惊欧洲大陆。但同时，她也在维也纳郊外修建了拥有庞大园林的美泉宫。一直与奥地利对抗的新兴国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修建了华丽的洛可可样式的无忧宫，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从法国邀请到此。而在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女儿、女皇伊丽莎白时代，彼得大帝梦想的夏宫也在圣彼得堡建成。

知识的变化与近世社会

近世的欧洲战争不断。这些战争并不是要将敌人毁灭殆尽，而是以包围战攻取阵地，获得外交上的有利条件，进而以媾和条约的方式实现扩大领土等战果。这是当时最主要的战略。在这样的战争当中，中世纪盛行的骑士决斗、以弓箭为主的战斗已经成为背影，使用火药的大炮和对火枪技术的改良，改变了战争样貌，削弱了骑士贵族、军事贵族的存在意义。

枪炮的真正使用，使得欧洲大规模建造能够抵御火力攻击的要塞。日本函馆的五稜郭就是近世欧洲要塞的小型版。战争规模扩大，与强化国家主导权的方向相一致。被动员的士兵数量也很庞大。最初，保障军队数量的是雇佣兵队长。“三十年战争”时期出任神圣罗马帝国军司令官的雇佣军官阿伦施泰因闻名于世。不过，他们将此作为一种生意，率领自己集结起来的雇佣军参战。在这一过程当中，各国暂时依赖雇佣兵，但也开始真正地建立国家的常备军。为了能够在国家财政上支持军事力量的强化，国家也必须建立租税制度。主权国家的构建，与这些不断发生的战争密切地并行。

另一方面，枪炮的改革与要塞的构筑等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与技术开发的整体发展密不可分。众所周知，17世纪的欧洲迎来了“科学革命的时代”。虽然称其为科学革命，但是基督教世界观，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仍有着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一点反而强调这个时代科学的局限。例如，推广通过实验来验证的方法、被视为“近代化学之父”的约翰·道尔顿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被称为近代物理学的创始人、证明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也热心于炼金术；或者是上文中已介绍过的16世纪末的政治理论家博丹，也同时是恶魔论相关书籍的作者。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确实如此，推动17世纪科学和学问发展的学者们，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唯物论者。他们从未想过自己的研究可能创造出与基督教对立的认识吧。但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出现可谓欧洲的霸权的局面后，只要意识到学问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搭建的基础极其巨大，那么，不管是否把近世学问的新进展称作“革命”，它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正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名字深入人心那样，16世纪到17世纪，以地动说为首的天体运行规律相继被发现，使用望远镜的观测开始进步。超越个别发现与证明的共性事情是建立理论性假设的态度、通过系统性实验对假设确认，以及数学性的逻辑性。不擅长数学的我不能够从专门的数学角度说明这些学问状况，但是，牛顿代表作《原理》（日译名）的完整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点就有象征性。到了18世纪，对数学的逻辑性、理性的执着更加强烈。

这些学问的探究，大多数确实还处于学者们的头脑中，或实验室阶段，因此，除了与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世界观冲突的以外，大多都没有变成社会性的大话题。对于普通人而言，那些还是一些无关的东西。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学问的发展与实用事物的变化在局部上是同时发生的。上述要塞的构筑、大炮的制造以及装备大炮的大型舰船的制造等军事相关的实用技术的改良是如此，望远镜的改良及天文观测和航海术的革新、机械钟表制作中精密技术的改良与制作过程的组织化分工等，也都是工学方面学问新发展的例子。

印刷与识字教育、书籍的普及

在15世纪，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并不断得到改良。前文已述，活字印刷物的刊行对于新教信仰的普及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是，活字印刷物绝非新教的垄断物。天主教方面也与之对抗，在加强传教、教育的活动过程中，出版了版式或大或小的多种书籍。在通过手抄书籍传播知识的中世纪手抄本时代，书籍大多都很大，一般人得见的可能性很小。但到了近世，书籍的尺寸出现了大小不一的多种样式，明显是以民众为读者群的一整页的印刷物，或者是纸张质量低劣但是价格低廉的薄册子开始销售。知识的传播方式、媒介的形式渐渐地开始发生了变化。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许多相当于后来报纸的印刷品。

普通老百姓能够读懂这些印刷品或者书籍吗？这也就是识字率的问题。识字程度自然应该很低。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可以说明，但根据专家们的研究推测，在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能阅读的人似乎最多。当然，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在学校教育尚未普及的当时，很容易想象到。但是，即使在民众阶层当中，通过听识字的人读出来的方式，文字信息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与现代以默读为常识的读书方式相比，那时读书的方式本身也不同。

叫卖图书

　小贩斜挎着箱子，沿街叫卖里面的小册子，17世纪。出自《风景与农民》（ Paysages etPaysans

）

通过教会的主教和牧师向孩子们提供的宗教教育，民众阶层当中也能接受到某种程度的识字教育。对比日本，这就像寺子屋教育一样。欧洲出现国家确立民众应该掌握的写作、作为前提的语法体系，以及更前提的共同语言也是在近世时期。这一点也是与19世纪相连的重要的社会发展。国家整体经济的顺利发展、军队指令的统一，或者政治指令贯彻到全国各个地区都是近代国家的要谛，但这些并非从一开始就自动存在。一般情况下，国内各地都有地区性语言，或者是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人混居在一起。

在近世时期，西班牙和法国作为先导，在王权的指令之下确定并推广本国语言，订立语法体系。17世纪前半期，法国宰相黎塞留创立的公共机构法兰西学术院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机构的任务是统一法语的词汇、语法、写作、发音，并在此基础上编修词典。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这时学术组织化也开始得到加强。各国以皇家科学院或皇家协会为名，将科学和学术研究权威汇集在一起，力图进一步推进各自的研究。比起过去研究者各自独立的研究工作，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学术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取得更大进展的可能性。对学术和文化活动的公共投资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开始在近世欧洲出现。虽然与重视专家的局面相距甚远，但是，与学术的距离不断拉近的现象，逐渐具有了重大的意义。

民众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

前文已述，在宫廷里兴起华贵社交世界的同时，构成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一点也不乐观。尽管近世欧洲不断扩大与遥远海外的贸易范围，但是无论哪个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因此，一旦遇到恶劣气候，产生歉收等现象，就会立刻出现经济收缩与饥馑问题。贵族也好，富裕商人也罢，上层社会的人不仅不会忍饥挨饿，反而时常出现可谓奢侈的消费。与此相对，百姓却只能勉强生活。不仅是城市当中不断增加的民众，生产粮食的农民也是同样。

这些民众阶层的文化是怎样的呢？读写能力相当低下的实际情况已经在上文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认为他们文化程度也低下。认为文字文化比口头文化水平更高，或许是熟悉文字的人的迷信。一般而言，民众的文化是在生活习惯中形成，并通过口头传承延续下来的。因此，这种文化与职业和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地域性特征。

农民生活在农村共同体中，有着继承下来的一年的生活循环，即农业历与基督教历法相互重合形成的生活安排。他们既有送冬迎春的祭祀，也有祈祷收获或者感谢收获的礼仪，与日本和亚洲的农业社会相似，只是各地的作物种类及被赋予的宗教意义不同而已。不过，欧洲农村虽然信仰基督教，但在对咒术等的强烈信仰这一点上，与其他地方有着共同的特征。简而言之，基层文化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通性。关于这一点，在稍后的19世纪社会变革部分再做思考。

说到城市民众阶层，首先，可以称为街区共同体的地缘关系构成了生活的基本框架。其次，这时也存在不同职业的共同体。在近世时期，城市虽说是城市，但几乎都很小，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基本上接近，因此这两个共同体也可能重叠在一起。在婚丧嫁娶时，活跃的各个街区、行业团体（confraternity）等的活动重合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当中，大多数商人或者工匠领导结成了总称为“行会”（Guild）的同职团体。这是一种垄断性的职业利益保护团体，等到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就成为批判的对象，走向解体，但是它们保持了各自职业所特有的习惯与礼仪。不过，在居民流动性很大的城市里，没有特定的职业限制，从事杂业的民众增多。某种城市社会问题此时已率先出现。关于这一点，将会在下文讨论。

在近世时期，每个地域、每个职业领域都多彩多姿。如果将农村和城市的民众在生活中保持的文化称为大众文化，那么，这种文化与宫廷社会中所看到的优雅文化之间的隔阂极其巨大。大众文化以包括暴力行为在内的直接身体性，以及爱用脏话和拟音词的语言表达激烈性为特征。在法国，嘈杂音乐（Charivari）的盛行就是极好的例子。这是众人采取的一种对违反共同体规范的人的处罚行为。像英国的粗暴音乐（Rough Music）、德国的吵闹音乐（Katzenmusik）一样，人们敲击锅具等发出咚锵的声音，作为一种警告的方式。不过，其中也曾发生近似于真正意义上私刑的悲惨事情。这与推崇礼仪化的委婉表达，即高度重视抑制感情的宫廷文化相比，是同一时代的另一极。

但是，城市居民中也出现与大众文化明确划清界限的人。市民当中，例如在那些因从事远洋贸易之类而获得财富的富裕商人当中，一些人因财力而备显优越。他们虽然生活在同样的城市当中，但是与大众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抑制感情的生活方式来看，近似于宫廷文化。这些上层市民中涌现出在宫廷也备受重视的人，通过将女儿嫁给贵族的联姻形式，将家族带入贵族行列的事例开始出现。在贵族方面，为了维持家产、保住家族威望与社会地位，也出现了下嫁富裕商人的现象。此外，像法国那样，这时也有富裕市民从政府那里购买官职，并获得了该官职所带的贵族称号，或者收购贵族领地的情况。近世欧洲虽然依然保持着以贵族阶层为最高等级的身份制度，但实际上它绝对不是牢固不变的制度，流动性反而很高。

例如，在将宫廷文化发展到顶点的路易十四时代，支持国政的国务卿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资产阶级的穿袍贵族。他们不是以战斗在战场第一线而自豪的骑士贵族。这些人虽然被称为贵族，但其性质也随时代一起变动。原本就是依靠经济活动而兴起的他们，不管是得到了贵族称号，还是依然作为一介市民，到了18世纪后，都认为国王的庇护没有必要，并形成了以城市为舞台的独立的文化。阶层身份本身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18世纪以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活动、经济发展同社会流动性一起，加强了城市的活力状况。依靠国王和贵族的支持而保持活力的音乐、芭蕾、戏剧涌入城市的剧场，市民们也可以欣赏。可以说，18世纪后期出现的天才音乐家莫扎特，以自己的切身事例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变革。

皇家和贵族的门第，在阶层性很强的社会中依然占据着相应的特殊位置。但是，形式化达到极致的宫廷社交世界，甚至成为人们不断讽刺挖苦的对象。在18世纪里，反而是启蒙思想这一基于理性的思考，能够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部门提供指引，成为被追求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