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发现——基督教传教士眼中的东南亚

最早到达柬埔寨的传教士

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出生年月不详，1548年从里斯本出发，1569年回返里斯本）1555年从马六甲前往柬埔寨，开始传播最初的福音，但传教活动失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1556年转而去了广东。达·克路士叙述了他从柬埔寨僧侣口中听到的传闻，包括柬埔寨有二十七处极乐净土（天国），包括跳蚤、虱子在内的所有生物在那里都能够轮回转生。

前往第一层极乐净土的是人，那里距离地面近，有食物和饮品，尤其还有充满魅力的天女。其上的第二层极乐净土十分广阔，到达此处的是僧侣。根据功绩大小，上升层次分为数档。作为回报，给“生活在酷暑大地的圣僧”以“凉风吹拂的休息的至福”。最上层是第三层的极乐净土。抛却所有欲望的人前往那里。他们和梵天神体内的生物一样，变成“像球一样的圆形身体”。柬埔寨人现在依然相信这三种极乐净土存在。与极乐净土并存的还有十三层地狱，根据罪孽的深重程度决定落入哪一层地狱。

继达·克路士之后，1583年，多明我会传教士卡尔顿和马蒂那也尝试在柬埔寨传教，但遭到僧侣们的强烈反对和妨碍，没有取得大的成果，于第二年离开。其后，多明我会又派遣了数名传教士来到柬埔寨。传教士安塞瓦多自1580年开始在柬埔寨当地居住的占族人、爪哇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葡萄牙商人中的基督教人士之间开展活动，十五年间使约五百人改宗。

1585年，哲塔一世国王（1579—1595年在位）改变方针，承认基督教传教活动。同年8月，两名多明我会成员和四五名方济会成员从澳门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到达之后，国王改变了主意，传教士全部被流放。安塞瓦多神父好不容易留了下来。1593年，哲塔一世派使节赴马尼拉请求派遣传教士等，但这不过是为了准备与泰国大城王朝军的决战而请求军队的策略。大城军队于1594年攻陷了王朝都城洛韦。继承王位的波尼·安国王（1597—1599年在位）认可基督教的传教自由，向马六甲和果阿请求多明我会、耶稣会和方济会派遣传教士。这也是为了准备与大城决战而采取的外交战术。他真正的目的在于商量购买武器，或者至少说请求派遣援军。

克路士著《中国志》初版扉页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综合大学图书馆藏

日本基督教徒与17世纪的柬埔寨

1603年，多明我会的伊尼戈·德·圣玛利亚、佩莱姆和科拉尔三名传教士从马尼拉到达柬埔寨，从国王那里得到自由传教和建造教会的许可。这一时期，许多传教士都尽力布道，不仅面向居住在当地的高棉人，还成为居住在此的葡萄牙人的司铎。

柬埔寨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如前文所述，在其墙壁和石柱的一部分上确认了十四处在17世纪前半叶乘坐朱印船到达此地的日本人的墨书笔迹。

这一时期，德川家康于1603年开创江户幕府，颁发朱印状，日本与海外地区的往来频繁。东南亚各地出现了日本人聚集的城镇。当时吴哥王朝的后裔吉·哲塔二世（1618—1625年在位）在金边以北三十一千米处建造了乌栋国都。根据岩生成一的《南洋日本人街研究》，当时的日本人街有两处，一处在现在的首都金边，另一处在洞里萨湖上游二十四千米河岸处的奔涅鲁（Ponhea Leu），而洞里萨湖位于通往国都的交通要路之上。这两处日本人街一共居住了三四百日本人。

参照《柬埔寨荷兰商馆日记》（1636）中记载的史实，居住在此地的日本人中，约一半人是天主教徒。他们热情地为葡萄牙人提供帮助。这里还建造了教会。当时，日本爆发岛原之乱（1637—1638），幕府也实行锁国（1639）措施，天主教徒们趁着夜色坐船逃离日本。这些侨居的日本基督徒引起了教会的关注，耶稣会等教派努力向他们传教。1618年，侨居的日本人代表还直接向澳门教会递诉，“我等七十名天主教徒，失去教父，深感悲叹”。

王朝都城乌栋近郊的天主教会和信徒的据点

1660年前后，葡萄牙人和混血的天主教信徒群体被荷兰新教徒从印度尼亚的望加锡驱逐走，与主教一起逃至柬埔寨，定居于金边和金边以北二十四千米的奔涅鲁。现在该地区还有天主教信徒的墓地遗迹。1665年，逃离迫害的越南基督教徒在金边对岸的湄公河东岸定居下来，建立了柬埔寨的最早的基督教徒群体。

1658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任命兰伯特·德·拉·莫特（Lambert de la Motte）等二人为印度尼西亚的代牧。兰伯特·德·拉·莫特将同行的希瓦尔尤神父派往越南南部的会安地区（1664）。希瓦尔尤成为逃离迫害而到达这里的三百多位日本人的司牧，并在那里传教，但他之后卷入迫害以及居民之间的斗争中，从而离开此地，在奔涅鲁向柬埔寨居民传教。由于不会说柬埔寨语，又没有找到很好的翻译，他再度回到了越南南部。

1682年，拉罗代牧将一名巴黎外国传教会的神父和一名方济会的神父派遣到柬埔寨。日本耶稣会成员三箇依纳爵早在三年前已经住在柬埔寨，他会说柬埔寨语，帮助了这两名神父。传教士们被好意邀请进柬埔寨王宫。他们在奔涅鲁的葡萄牙居住区建造了教堂和医院，柬埔寨受洗者也逐渐增多，但是与柬埔寨国王敌对的越南暴徒烧毁了该居住区。

面向本土化的18、19世纪的传教活动——被混乱政治摆布

在18世纪前半叶，柬埔寨各基督教教派卷入葡萄牙国王与西班牙国王所拥有的教会保护权的争夺中，代牧的任命也受到影响，最终因内部纷争而分裂。

1750年，受到暹罗（泰国）和越南人进攻柬埔寨的影响，二十五名欧洲传教士全部被从越南南部驱逐。1751年，法国传教士皮埃尔来到柬埔寨，在王都乌栋附近培养基督教信徒的司牧和当地神父，并于1771年在该地区建立了十字架爱姊会支部，还编纂了高棉语祷告书和高棉语—拉丁语词典。

1775年，法国人皮诺·德·贝尔内被任命为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代牧。该神父曾与义勇军共同战斗，支援越南阮朝初代皇帝嘉隆帝（阮福映）。此时，暹罗加剧了对柬埔寨的侵略，接二连三地破坏侨居在柬埔寨的基督教徒社区。1790年，约三百名柬埔寨信徒、数名十字架爱姊会的修女以及一名方济会神父逃到西北部的马德望。

19世纪开始，逐渐衰弱的柬埔寨于1841年被越南阮朝吞并，但柬埔寨人的反越起义等奏效。1845年安东国王（1847—1859年在位）从暹罗回国继承王位，再度建国。

1850年，代牧区一分为二。勒费布尔神父成为越南南部的代牧，米歇尔神父成为柬埔寨（包括老挝）的代牧。他在安东国王的宫廷受到重用。国王的真正意图是利用他开辟与法国通商的路径，但是米歇尔拒绝成为政治活动的中介。1863年，诺罗敦国王（Norodom）与法国签署了保护条约，允许天主教传教士自由活动以及建设神学院、学校、医院、修道院。1866年，金边成为柬埔寨首都，同时，奔涅鲁的天主教徒得到了在帕肯（Phra Kruang）的土地，并在这一地区建立名为哈伦达或“普莱阿麦达”（意为“神圣之母”）的小教区。在马德望，信徒数量也得到回升。大部分信徒都是葡萄牙裔高棉人以及来自交趾支那的越南裔人群。米歇尔代牧以及数位传教士对没有扩大高棉人改宗一事感到不满，但1857年来到此地的帕洛神父积极传教，增加了柬埔寨信徒，并在金边南部湄公河沿岸建立起莫托库拉萨斯小教区。此外，1861—1865年，在越南受到迫害的交趾支那的众多基督教徒来到此地，在金边近郊形成了三个社区。

1867年，根据法国与暹罗之间的合约，暹罗（泰国）占据吴哥、马德望和穆鲁普雷（Mlu Prey），但在1865—1867年，柬埔寨国内爆发了反法运动。由于法国人的保护权与基督教保护联系在一起，所以暴动发展成对基督教会的迫害。到19世纪70年代，柬埔寨的基督教徒人数大约有两千八百人，其中大多数都是越南裔教徒。此外，柬埔寨在成为法国保护区之前，已经有少数中国人信徒。根据记载，1850年在马德望有五名中国人接受洗礼，1860年贡布省小教区二百名居民中也有数名中国信徒，而在磅湛附近也居住了八到十名中国信徒。

最早的高棉人神父叙阶——典礼中使用高棉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柬埔寨国内的基督教信徒大约有三万六千人。其中，有三千名左右柬埔寨人、三万两千五百名越南人和五百名中国人。担任司牧的是十三名外国传教士和几乎同等数量的越南神父。

1850年，米歇尔主教为了再度复兴十字架爱姊会，将四名女性送往越南南部。她们在那里完成修行之后，在奔涅鲁开设了修道院，但是1867年，由于越南爆发反法起义，修道院被烧毁，她们转移到了金边北部越南人的小教区。1906年，基督教学校修士会在马德望开设学校，但1910年依据当时的法律不得不关闭，而转移到金边。1911年，修士会开设了第二所学校，到1922年已经拥有了一千名学生。1919年，加尔默罗会修女（八位越南人和两位欧洲人）到达金边。该会迅速发展，并发展到东南亚各地。1952年，四名来自法国的本笃修道会会员在金边以南七十五千米的白马市建立修道院，不久就有越南人、中国人和柬埔寨人宣誓加入。

1957年11月，在金边的主教大教堂，天主教会首次为柬埔寨出身的神父授神职。虽然人数较少，但对包括高棉人在内的柬埔寨出身的神父授神职礼一直延续。根据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方针，1964年，天主教会组建了老挝—柬埔寨主教协议会，从1966年起开始在教会的典礼使用高棉语。1968年，柬埔寨代牧区分为金边代牧区（信徒三万两千人，神父二十人）、马德望监牧区（信徒一万人，神父八人）和贡布监牧区（信徒两人，神父十五人）三部分。1969年，三教区的主教出版了基督教书籍，反省之前教会在人种、地理和文化领域缺乏行动的做法，告诉信徒教会希望在尊重柬埔寨习惯、习俗的同时力求从孤立存在的状态中脱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