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发现——柬埔寨式印度文学的发展

雕刻在碑文上的大型叙事诗《摩诃婆罗多》

吴哥时代的文学作品用梵语和古高棉语刻在碑文上，因而现在能够确认这些片断性的残简。这一事实的背后是柬埔寨已经吸收印度古典文学。

特别是考察古高棉语碑文，会发现碑文中有许多向寺院进献货物、法律条文以及行政事务等内容。

作为阇耶跋摩五世的帝师，耶输纳瓦拉哈十分有名。据碑文记载，他博闻强识，“精通各种语言文字，并执笔过戏剧”，其剧本大概也是用梵语写成。阇耶跋摩七世的第一位王妃阇耶罗阇德毗请御用舞者在舞台上表演《本生经》，不过应该是用高棉语撰写在佛陀面前进献的舞蹈的脚本。

柬埔寨最古老的德瓦尼卡王碑文（5世纪左右）上引用了印度代表性大型叙事诗《摩诃婆罗多》（4—5世纪）中的诗句，表明古代印度文学似乎已传播至柬埔寨内陆地区。该碑文发现于如今老挝南部湄公河对面的瓦普寺遗址，也是柬埔寨最古老的文学资料。

古高棉语碑文主题多是对国王及国家的称赞，记载了有关规范、规则、法律等内容。当时代替纸张使用的糖棕叶子（贝叶写本）因为虫害而全部泯灭。这些糖棕叶写本上所载的文学作品应该有各种体裁的文学。

神明雕像中也有手持贝叶“经典”的，表明当时以糖棕树叶的写本作为经典使用。其他的碑文中也提到了“预备（棕榈）树叶的人”。贝叶写本会被虫子啃食，无法长期保存，因而必须要不断抄写新的。吴哥王国维持着使用写本、写经的传统，但到15世纪前半叶因和大城王国的激烈战争而最终断绝。周达观称，当时人们在公文书上使用鹿革。碑文中还记载了国王的命令被刻在金银的锻压板上。

吴哥时代印度文化的渗透度

碑文可以说是佐证印度文化如何融入柬埔寨当地的一面镜子，里面有许多文学表现、修辞和惯用语等暗示，引文也反映出当时作者具有很高的教养。从这个角度来看，碑文的多彩内容反映出当时王朝高官贵族能够理解知识水准非常高的作品。

刻在浮雕上的《摩诃婆罗多》

　吴哥窟第一回廊

尤其是吴哥窟西回廊中雕刻的《摩诃婆罗多》故事，是古代印度十万句梵语叙事诗的内容。吴哥王朝将它放在仅七十余米的墙壁上，变成充满宏大战斗场面的英勇和张力的浮雕。这里同样还有被视为印度教圣典的《罗摩衍那》。浮雕栩栩如生地描写为了救出被抓到兰卡岛（斯里兰卡岛）的悉多王妃，猴军与罗波那军在肉搏战中冲锋到最前线的杀气腾腾的场面，给人身临其境的冲击力。我们只能为当时柬埔寨知识分子的理解力、改编力和描写力叹服。正如浮雕所展示的，这虽然是柬埔寨版本的两大印度叙事诗，但我们完全折服于如此有生气的文化表现力。

《罗摩衍那》的作者跋弥是神话中的圣人，在柬埔寨却被看作是真实存在的最有名作家。当地还建有跋弥的雕像。

过去的高官、祭祀执行者以及王族们深刻理解印度文化，并在重置成高棉版的过程中附加文化价值。不过，他们一直重返印度教、佛教原典与原作。

造成如此现象的原因并不多，不过是印度的婆罗门定期来到柬埔寨，同时带来印度教、佛教原典的再阐释以及能够了解新时代动向的信息。例如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的大乘佛教。在印度那烂陀的佛教教学改革带来的知识领域波动很快就传播到柬埔寨。

碑文的作者与作品

在给寺院的奉纳文中，碑文作者必定首先上奏神明，再称颂国王的功绩，接着呈上对捐赠者的赞辞。这种书写方式遵循惯例，罗列固定词句。

上奏书和呈报书有时记录真名，因而可以判定出作者是谁。他们是具有学识的婆罗门或者是具有教养的高官、王族等。例如，阇耶跋摩七世的两个儿子是两个长篇梵语碑文的作者，他们博闻广识；塔普伦寺碑文的作者是斯里亚库马拉。虽然这是长篇的碑文，但容易理解；圣剑寺碑文的作者是毗罗库马拉，也是一位博闻强识的作家；国王后来的妻子因陀罗德毗也是博识的学者，撰写了优雅的长篇悼文悼念去世的阇耶跋摩七世的先妻，即她的妹妹。因陀罗德毗也是当时的评论家；著名的雅吉纳瓦拉哈以其诗作的多彩内容和高雅格调著称，作为剧作家也极负盛名。

这些称赞或颂扬引用印度教诸神或神话作为事例，通过将婆罗门和有权力之人比作神话中的伟人，或者视为同样的人物来夸耀。

例如，他们引用奎师那、阿朱那、罗摩等诸神的胜利，将国王比拟成用来称赞诸神的人物。阇耶跋摩七世后来的妻子因陀罗德毗王妃，在称颂妹妹阇耶罗阇德毗王妃的诗句中写道，“我从姐姐因陀罗德毗那里学习，将她视为达到佛陀境界的至爱之人。王妃在烦恼的日日和悲伤的大海中央，寻求宁静的正道”（G.赛代斯翻译）。碑文的语法和修辞都采用了惯例，措辞带有了双重意义、隐喻和比喻。此外，它还有过度或过剩的赞辞和表现形式，其结果是使人无法得知那些被隐藏的秘密。特别是它使用暗示手法，意义可以被广泛地解释，挑选众多史实就变得困难了。

塔普伦寺碑文的后半部分十分明确，记载有仪式所用的必需品和装饰品，施舍物、服务寺院的村落数目、建筑数目、围墙的周长以及义诊机构的基金等。

柬埔寨版《罗摩衍那》大受欢迎

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诸国总体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很早就从印度直接传来的《罗摩衍那》在柬埔寨很有人气。《罗摩衍那》的整体脉络是“劝善惩恶”，很容易被人理解。因此，它很早就被改编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叙事诗，由高棉语写成，尤其在后吴哥王朝时代（15世纪后半叶—17世纪）时本土化加快推进，很好地融入并适应了上座部佛教。以“罗摩的胜利”为名而广为人知的作品，在柬埔寨有多种校订版和新版本，某些在文学方面也很凝练，有些加入了庶民们日常生活的题材。这些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

不过，在此探讨一下吴哥窟墙壁上所刻的《罗摩衍那》浮雕。印度原本的《罗摩衍那》以跋弥版本为底本，但这里描绘了不同的内容。例如阿格尼神并没有乘坐雄羊而改乘犀牛。这似乎是因为犀牛在柬埔寨是有神灵附体的动物。高棉版本的《罗摩衍那》添加了独特的内容。由此可见，从吴哥窟时代起，柬埔寨就开始了《罗摩衍那》的高棉版本改编。

很多碑文都是用梵语和高棉语两种语言记载几乎一样的内容。不过，1502年的斯多加通碑文等虽然用两种语言记录，但是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从具体的事例来看，高棉语完全无视用梵语记载的祈祷和赞辞，更重视史实，看不到修饰语或隐喻。高棉语中没有为更好衬托在历史上登场的主角而夸张地排列华美修饰的诗词，而是将叙述史实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