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探索

18世纪欧洲的国际战争

欧洲的18世纪以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拉开帷幕。

没有继承人的卡洛斯二世逝世，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西班牙王室直系断绝。欧洲的王侯贵族因联姻政策，彼此复杂地连接在一起。希望获得继承权的是法国和奥地利，再简单地说，是长年对立的波旁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两个家族这时都与西班牙王室有姻缘关系。不过，我在此不打算说那些复杂的姻缘关系。那些错综的姻亲关系，对于不熟悉该领域的我来说并不简单，而且对于我们在这里所要进行的讨论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170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遵照卡洛斯二世的遗嘱即位，成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对此，不希望法国势力扩大的奥地利、英国、荷兰，以及大部分德意志诸侯邦国结成联盟对抗。战争断断续续进行，直到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以及1714年《拉什塔特和约》签订。从结论来看，同法国波旁王朝联姻的西班牙波旁王朝虽然成立，并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西班牙王室，但路易十四扩张法国势力的政策，因其他欧洲国家的干涉而以失败告终。甚至这都不是简单的失败，如果考虑到给国库带来巨大赤字和丧失海外的加拿大殖民地等巨大损失，则或许可以说路易十四的统治是在巨大失败中告终。

但是，这种围绕继承权而发生的国际干涉战争并没有就此终结。1733年到1738年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40年到1748年，因为对玛丽娅·特蕾莎继承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族长不满，诸国也发起了干涉战争，即所谓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此外，1756年到1763年有可称为此事后续的“七年战争”。这是一场法国和奥地利结盟，打击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普鲁士的战争。法奥同盟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间的长年对抗关系向合作关系的转换，可谓实现了外交革命。

正如第二章所述，通过这些18世纪的战争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主权国家对势力扩张的追求不断导致多样化的合纵连横，战争已经不是两国间的战争，而是国际战争。这时的国家主权在国王本人身上，因而围绕王位继承而频发战争。这与19世纪以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是，即便是因为王位继承问题而发生的战争，战争的主体也不是王朝，而是国家，在结束战争的条约当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王室利益，而是国家利益。

因为是战争，自然要依靠军事实力，但同时，也要依靠为了国家利益而制定或实施的巧妙外交战略和战术。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战争不是像后来看到的、工业化后20世纪的世界大战那种全面战争，但夹杂着间歇战斗的长期战争费用巨大。在第一章末尾处也提到，战争规模也不仅局限于欧洲内部，还扩展到了美洲和印度等地。如果不能建立起以税收体系为代表的严密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国家连维持军队都办不到。在国家经济的有效组织发展上，占有领先地位的国家的优势更加明确。为此，安定国内政治状况和社会秩序也成为国家面对的必要问题。

英国君主立宪的确立与绅士

在18世纪，能够满足上述条件，并取得成功的当属英国。确切地说，这个时候还没有英国，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大不列颠王国。即便是在现在，在足球和橄榄球国家对抗赛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往往与爱尔兰并列，各自组队参赛。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历史上曾经是不同的王国，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也不相同。本书为了避免烦琐，在后文中也同样使用惯用的“英国”这一称呼。不过，这里必须首先交代一下17世纪到18世纪大不列颠的情况。

构成大不列颠王国核心的英格兰，早在13世纪末就在战争中击败了威尔士，将其置于统治之下，并在16世纪前后的亨利八世时代，根据合并法将其纳入同一法制之下。在苏格兰方面，因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无嗣而终，1603年，英格兰迎立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作为国王，此后二者只是结成了拥有同一国王的共主邦联。1707年，英格兰以事实上合并苏格兰的形式实现了两国合并，成立大不列颠王国。这种合并不仅有利于天主教徒，也同样有利于新教徒，但是信仰与英格兰国教不同的加尔文派长老宗的苏格兰人，无论如何也不会举双手赞同。本来，在历史上，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语言和文化就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8世纪初开始，相比于苏格兰，英格兰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并且两国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了。

实际上，在宗教改革之后的17世纪，不列颠岛的政治社会经历了一场大混乱，即由被称为“清教徒革命”及“光荣革命”，或者将二者统称为“英国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大混乱。其中，国王被处决，共和政体暂时出现但旋即结束；复辟的继任国王推崇天主教，遭到反对，詹姆士二世最终被迫流亡海外。18世纪初，英国合并了苏格兰，最终确立了大不列颠王国这一主权国家的结构。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确立在政治上可以说是落后于他国，但是经历过17世纪极端政治变动的英国，反而在18世纪建立了安定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达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英国在18世纪确立了国王作为主权者君临天下，但议会的审议和决定具有重要性、议会具有基本的决策权的政治体制。欧洲的其他国家在强化王权的同时建立了近代主权国家，英国因为王权的不稳固，反而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君主立宪的原则已经通过1689年的《权利法案》得到了确认。虽然国王被立为统治者，但即便是国王，如果违反议会所代表的国民意愿，恣意而为，就会成为否认和排斥的对象。议会是政治的实质性决定主体。以首相为首的内阁负责国政，并且不对国王，只对议会负责。这种责任内阁制在第一任首相沃波尔（Walpole）辞职的18世纪中叶明确建立下来。

沃波尔

　英国第一任首相。通过他的辞职，英国诞生了责任内阁制

即使在最早采用君主立宪这一主权国家政治体制的英国，在18世纪中叶前，苏格兰地区仍存在武力抵抗。他们认为合并是对英格兰的从属。同时，随着商业繁荣和圈地运动，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等开始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如果认为这时的英国社会十分和谐那就错了。但是，君主立宪这一政体的安定，使英国在主权国家间的竞争当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可以说是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经济提供了解除内忧的重要前提条件。实际上，到18世纪中叶，以与非欧洲地区的贸易为中心的收益已经带来了被称为“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活跃化，打通了通往接下来的工业革命的道路。

在社会经济活跃的同时，英国绅士社会阶层取代封建制以来的贵族，成长为统治阶级，这对实现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安定十分重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绅士的构成并非单纯不变，但阶层内部的上层则是一部分贵族，以及地位与贵族没有太大差别的大地主，到了18世纪，还包括贸易商人和在殖民地经营土地的殖民者等在社会经济中有实力的阶层。属于这个阶层的资产阶级，都过着以收利息等为主的富裕生活，同时也提高自身修养，做着社会瞩目的事情，即他们是相当于时代领袖的名门望族。已经成为统治阶层的他们，积极接受海外贸易进口的砂糖、咖啡以及红茶等嗜好品，引领生活样式的变化。后来，没有下午茶的英式生活难以想象，但是，这其实是他们生活样式变迁的起点。于是，在英国，绅士在引领新的社会经济活跃化的同时，也处于稳定这种新秩序的中心位置。

“开明专制”的近代化探索

17世纪到18世纪，与取得独特发展的英国相对，荷兰从西班牙那里获得独立，商业实力派组成了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如第一章所述，欧洲各国在初次全球规模中的经济霸权斗争，在18世纪开始变成以英国和荷兰的斗争为中心。荷兰富裕市民积蓄的资本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实力。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被伦敦取代之前，在世界享有中心地位。18世纪，这些资金投资到英国国债，给英国经济带去了更多的活力。

即使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君主或多或少地都认识到，国内经济基础的完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避免在霸权斗争中落后的必要条件。但是，以贵族等身份为代表的旧特权阶层和行会等职业特权集团的力量都绝非弱小。尽管如此，国家依然需要变革，换句话说，需要探索如何实现近代化。

即使在国内的社会经济基础建设方面，例如在维修或者新铺道路以改善通行、物品流通等条件方面，也需要数个国家合力完成。通过整修主干道、架设桥梁、疏通运河等发展起来的交通网络的建设，对国家军队的调动和政治统治也很重要。就连当时的大国法国，交通上也常常出现非常麻烦的状况。在此之前的道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干爽之后则车辙痕迹交错。但是在18世纪，政府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维修改善。在同一时期，邮递系统取得很大的进步，而这也得益于道路交通网的完善。同时，农业无论有多大的发展，产量有多大的提高，如果流通得不到保障，也就与社会经济整体的活跃无关了。

在建设交通网的同时，扶持国内产业、废止国内关税、废除各种限制、引进技术，特别是建设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都被视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最低条件而提上日程。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拥有既存特权的集团对于侵害自身特权的东西神经质地反对。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特权就意味着自由和自律。

鉴于由底层开始的结构性变动缓慢，或者说不能期待马上出现成果，多数国家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动面向近代化的政治性举措。这种在不变更王权政治体制前提下，尝试推动社会经济革新的做法，一般称为“开明专制主义”或“开明专制政治”。除了英国和荷兰，18世纪中叶到后半期的欧洲，在政治上是被称为“开明专制”或“开明君主制”的时代。

法国君主政治与新兴国家普鲁士

例如，我们看一下法国的君主政治。君主之下，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集团拥有各自等级相应的一定的自律性，从而形成一种可以依靠各集团内部管理能力达到顺利统治的结构。这样的社会集团被称作中间团体（Corps Intermédiaires）。中间团体为了获取承认，以一定的代价换取自己的权利。对于他们来说，废除特权、撤销限制等行动也就意味着侵害了自身的权利。因此，对享有免税特权的贵族课税以及其反抗运动，与废除行会限制、保障职业活动自由及对此的抵制都是同样的事例。

从君主政治来看，经济基础的建设，不仅是指道路和运河等所谓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应该包括市场自由化的实现。因此，君主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任用了希望推进社会结构改革的政治家和政策建议者。这便是开明君主制。但是，这样的政策对于处于现有结构中枢的人而言，则意味着权利的侵害和王权的横征暴敛，因此它受到猛烈的反抗。为了彻底推行开明专制，国王就必须发挥相当强有力的主动权。但是在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路易十六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于是，现有体制反而因内部的改革探索引起的危机，变得摇摇欲坠。关于法国大革命，将在下一章探讨。

国王腓特烈二世与无忧宫

　在柏林郊外，腓特烈大帝（上）模仿凡尔赛宫修建了宫殿（下），并聘请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来无忧宫交流、讨论

18世纪迅速崛起的德意志邦国中的新兴国家普鲁士，明显在意法国王政的存在。国王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不仅仿照凡尔赛宫在首都柏林郊外修筑了无忧宫，而且还在年轻的时候就采纳了启蒙思想，提出“君主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亲手大力推进近代化路线。他认为，作为新兴国家，若想与法国等强国平等相处，就必须采取富国强兵的路线。腓特烈大帝颁布征兵制，平稳地加强军队建设，积极寻找扩张领土的机会。另一方面，他聘请法国启蒙思想家代表伏尔泰到无忧宫里，交流、讨论国家社会的应有状态。他也对教育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并以颁布各项指令的形式促进国内产业的振兴。但是，在现实中，普鲁士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被称作“容克”的地主贵族。他们通过实行半农奴制的赋役，利用农民生产用以出口的谷物。无论是军队，还是官僚层，容克出身的人都成为中心。最终，基于国王宏大构想的政策还没有取得成果，普鲁士就被卷入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当中。

所谓开明君主专制，就是在保留国王或皇帝的权威、保留身份制的社会结构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推动经济的近代化，因此与现代开发独裁型体制有相通之处。但在实现条件过于欠缺的情况下，改革社会经济结构自然没有希望成功，即水中泡影而已。

与新兴国家普鲁士对抗的奥地利由名门望族的哈布斯堡家族掌控，在玛丽娅·特蕾莎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时期，也同样奉行了开明专制的政治体制。关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问题，已经在上文提到，即使在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让给丈夫弗朗茨一世以后，特蕾莎还是以哈布斯堡家族族长的身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密切关注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兴起，调整政策方向，与宿敌法国结盟，并将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了后来的路易十六。弗朗茨一世死后，她与继承皇位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一起采取了开明专制政策，力图加强中央集权。政府颁布宗教宽容令与解散修道院令，尝试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并且也引进了征兵制。但是，旧贵族对改革的抵制也很强烈，并且因为帝国境内民族众多，自上而下的改革路线还未发挥很好的实效就遭到了挫败。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奥地利面临着19世纪严峻的现实。

成为东西方分水岭的18世纪

位于东方的沙俄，在18世纪后半期统治沙俄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也采用了开明专制的路线。早在18世纪初，在北方战争中打败强国瑞典的皇帝彼得一世积极采取西欧化路线，在连接西欧的波罗的海出海口修建了新都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伏尔泰通信征求意见，聘请法国启蒙思想家代表狄德罗到宫廷里亲自聆听意见等，明确展示出继承彼得大帝的西欧化路线的姿态。不过，沙俄的经济却是以领主制农业经营方式生产出口谷物为主。这一经济状况使改革的措施变得不现实。1773年，声称自己是彼得三世的普加乔夫领导人民起义，反抗领主残酷役使农奴生产谷物。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态度逆转，反而强化当时国家经济基础的农奴制。通往启蒙专制之下的社会经济高效化道路，在还未来得及做出选择前就夭折了。

在18世纪欧洲内部变化过程中，比较清晰的一点大概就是西欧与东欧状况的明显差异。对于生活在该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种感觉也许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在已经知晓此后历史进程的我们看来，在通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的变化、政治结构的革新等方面，18世纪无疑是西欧开始掌握主导权的分水岭。在明确发生变化的西欧，也是以西北欧，尤其是以英国和法国为先。在开始走向工业化进程这一点上，英国完全是一马当先，而这决定了英国在19世纪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与此相对照的东欧，依然是将农奴或者如农奴般受限制的农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开展出口粮食的生产，同时不断强化具有权威主义身份阶层秩序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在欧洲整体的分工体系中，通过将自己定位为向商业和工业发达、人口持续增长的西欧提供粮食的地区，东欧寻求到了新的出路。无论从经济层面观察，还是从社会层面观察，在近代性的效率化这一点上，东欧都处于很落后的地位。到了19世纪，当英国的压倒性工业生产能力遥遥领先的时候，这种状况在各个方面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

叶卡捷琳娜二世

　在18世纪后半期导入开明专制，聘请了思想家狄德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