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发现——《甲子夜话》中显露的绘图秘密

提出疑问——《衹园精舍绘图》由谁完成？

水户市的彰考馆德川博物馆收藏了题名为“衹园精舍绘图”的吴哥窟平面图。该图画在长68·45厘米、宽75厘米的纸上，是一幅用墨表现建筑物、用青绿表现水、用黄色等表现雕像的华丽绘画。伊东忠太博士很早就认为这幅平面图绘的是吴哥窟。

祇园精舍原本指的是释尊（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6—前486）修行的僧院。虽不知从何时起，但日本的渡海远航者在朱印船贸易之前就听说雄伟的吴哥窟寺院的传说，从很早他们就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渡过如大海般广阔的洞里萨湖，进入茂密树林深处。因此当时他们在地理上，感觉吴哥窟周边地区就是南天竺吧。

过去的日本人把吴哥窟误信为祇园精舍并非没有道理。把吴哥窟认成祇园精舍的肇始者也不是右近太夫和墨书作者，而应该是更早时代来到东南亚的日本航海者。

祇园精舍绘图

　描绘吴哥窟的平面图。（财）水府明德会彰考馆德川博物馆藏

这幅平面图上盖有“此君堂藏本”的印章。此君堂指的是立原翠轩，即之后彰考馆的总裁、文政六年（1823）三月十四日以八十岁高龄过世。安永元年（1772），藤原忠寄在这幅平面图的背面题写注释，当时翠轩四十三岁。目前无法断言两者之间没有直接会面或书信往来。大概现存的《祇园精舍绘图》及关于由来的背面注释是翠轩请忠寄临摹并写就，进而保管在彰考馆德川博物馆中。它由藤原忠寄的祖父忠义摹写自长崎的某人（翻译？），因此至少经历了两次临摹。伊东博士介绍了关于该绘图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法国研究者的注意，并刊登在诺尔·佩里（Noel Peri）的论文中。

《甲子夜话》是平户松浦藩藩主松浦静山的随笔集，于文政四年（1821）一月十七日甲子夜里起笔，到藩主去世的天保十二年（1841）六月结束，历经二十年。《甲子夜话》正篇第二十一卷有如下的一节内容：

（加藤）清正之臣森本仪大夫之子，称宇右卫门。仪大夫失去主家成为浪人之后，听闻宇右卫门讲述在天祥公（松浦镇信）之时屡次出海的笑谈等。此人曾远渡明朝，而且还到过天竺，据说在横渡彼国国界的流沙河之际，所见之虾殊大，长达数尺。他由此登檀特山，游览祇园精舍，并亲自绘图记录伽蓝的样子并携带回国（其子孙如今在我家中，明确告知此事，然而今亦为临摹之物）。

上文记录了《祇园精舍绘图》。《甲子夜话》中提到的森本仪大夫之子宇右卫门和右近太夫一房是同一人。夹注里，松浦静山提到“其子孙如今在我家中，明确告知此事，然而今亦为临摹之物”，可以推测即便这不一定是原图，但摹本确实留于松浦家中。

另一方面，彰考馆的《祇园精舍绘图》的背面记录了这幅平面图的由来。概略起来可知，藤原忠寄的祖父忠义于正德五年（1715）在长崎临摹了某人所藏的绘图。这幅图虽然没有明确标示年号，但提到“大通事岛野兼了”奉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23—1651年在位）之命，远渡天竺抵达祇园精舍，并画下平面图。但17世纪30年代正是锁国政策终于具体实施之时，这样的远航能成行吗？右近太夫一房留下墨书是在1632年，比这还晚会如何？在幕府转而实施彻底的严格锁国政策、岛原之乱爆发的时候，是否还有这样远航的可能性呢？岛野兼了是否真的去到了天竺？关于此次渡海航行的事实还有许多疑问。此外，与藤原忠义见面的长崎某人到底是谁？莫非就是任职于松浦家的森本家族子孙中的一员，而名字没有被明确写出来可能是忠义隐藏了姓名？

《甲子夜话》提出了几个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从《甲子夜话》中我们可以明确得知，右近太夫一房在完成参拜的夙愿后回国，继续在松浦家任职；第二，关于岛野兼了这个人是否最终作为翻译去过长崎，研究者查找了诸多史料，但都没有发现他的名字；第三，藤原忠义和藤原忠寄两人是谁？在被认为是岛野兼了所作的《祇园精舍绘图》的背面注释上出现了藤原忠义和忠寄。他们大概是长崎奉行或类似的职务，但其他史料中从未见到这两人的名字。不管怎么说，他们可能担任町年寄或御用役等，是拥有土地之人。

第四，在祇园精舍的平面图的右下方，有“由此通往檀特山（祇园精舍，即吴哥窟）之道”的注记。在《甲子夜话》中也有宇右卫门（右近太夫）“由此登檀特山，游览祇园精舍”的记载，但绘图的背面注释却没有。《甲子夜话》中明确记有“亲自绘图记录伽蓝的样子并携带回国”。加上最近发现的墓地，我们可以判明右近太夫一房归国事实和去世年份（1674）。因而，《甲子夜话》是值得信赖的记录，记载了被证实的史实。而比较分析平面图的右下注记和背面注释，藤原忠义和藤原忠寄两个名字都很奇怪，那么此处提到的岛野兼了很可能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人，是伪造的假名。

考察森本家史料——探问历史之谜

因此，以下疑问浮出水面。如何证明这些问题，成了今后的课题。这些也带来了新史料或者新的考察结果。

一、最新在京都乘愿寺发现了右近太夫的卒年（1674）和其父仪太夫的卒年（1654），墓碑和牌位的发现证实了诸如右近太夫回到日本等之前无法了解到的史实。

二、为什么京都乘愿寺墓碑中没有俗名“森本”二字呢？通常墓碑中一定会记上埋葬者的俗名。乘愿寺牌位中所记的“森本左太夫”和“森本右近太夫”应为同一人。

三、我们能够像“左太夫”和“右近太夫”一样，证明作为参考的《熊本森本家法名帖》中所记“右京之助一为（一俊）”即是“右近太夫”吗？

四、是否可以认为《细川家侍帖》中“曾祖父右近太夫”之名是因为害怕惹上渡海远航的嫌疑而有意抹去呢？

五、细川家家臣森本仪十郎为什么在1849年前往京都，重建“仪太夫”和“左太夫”的墓地并将其合葬呢？

六、考察《甲子夜话》中所述的史料，宇右卫门（右近太夫）赴吴哥窟参拜，归国之后依然在松浦藩为官。从“亲自绘图记录并携带回国”的记载来看，《祇园精舍绘图》的作者是右近太夫吗？

七、背面注释写有藤原忠义和藤原忠寄二人的名字，但无法得知他们的出身，在此记载的翻译岛野兼了的出身也不清楚。这些名字是伪名吗？那又是谁的伪名？

八、祇园精舍绘图正面右下角的记述与《甲子夜话》的记述相同，这又意味着什么？他们与《甲子夜话》中出现的宇右卫门的关联愈发浓厚了。

通过佛教与柬埔寨交流——锁国时代的处世之术

右近太夫赴吴哥窟参拜，因此之后遇到了各种事件。虽然无法明确事件的全貌，但可以大致判明概要：

一、日本实施锁国政策，进行严厉管制，因此右京大夫有必要隐瞒海外远航经历。

二、右近太夫自己有可能遭到了踏绘等社会性制裁。

三、如果被人得知有海外远航经历的话，会给在松浦藩当官的右近太夫、在熊本当官的森本一族以及主家细川家等带来麻烦。

四、因而，右近太夫改名，在去世之时也没用俗名埋葬。子孙也把右近太夫这一实际存在的人物从谱系中抹去，不在其墓碑上刻上森本的姓，并且隐藏了他远航的经历。

五、尽管如此，19世纪20年代的《甲子夜话》提到并记载了他远航至吴哥窟的事实。最近后人也发现了仪太夫和右近太夫的墓地。

六、森本家直系子孙于1849年重新修造墓碑和牌位（依旧使用改后的名字）。此时是右近太夫死后的一百七十五年，也是锁国政策实施后两百余年，以前的政策大概已经失效。

七、如果岛野兼了是伪名，那么祇园精舍绘图的制作者是右近太夫吗？绘图正面右下角的注和《甲子夜话》中的同一记载是否可以证实呢？

总之，吴哥窟残存的日本人墨书，可以证明17世纪的日本与柬埔寨之间具有商业活动和频繁的人员往来。日本人的墨书到底传达了什么？我们虽然无法了解真实的内容，但他们大概深信当时的柬埔寨就是祇园精舍的国度，通过参拜以求信仰上的安宁。他们对其敬仰有加，在商业活动之外，以佛教为共同基础的交流也在存续，墨书笔迹也是唯一能够证明这一事实的记录。探讨17世纪日本和柬埔寨的关系史，是为了再度确认东南亚人与日本人同处一个时代，也是将东南亚史与日本史结合起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