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信仰理性的18世纪知识分子



何谓“启蒙”

在上一节，我使用了“开明专制”或“开明君主制”等词。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可以写成“开发独裁”，但这样或许不太恰当。那么，何谓“启蒙”呢？如果直接发问的话，还真的难以回答。但是，如果考虑到近代欧洲的霸权，这确实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因此在此按照我的想法归纳一下要点。

首先我们要确认“启蒙”这一概念，或者这一词语。作为启蒙思想的代表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名字在前文中已经出现，他们都是法国人。法语中表达启蒙的单词是“lumières”。打开词典就能马上知晓这个单词的意思，即“光”。它表现了一种态度，即要将光投到万事万物之上，一定要消除黑暗和未知的部分，或者消除无知；隐藏在黑暗处，偷偷摸摸策划阴谋的人是最差劲的；通过教育，谁都能够获得、共享信息，并基于这一点有效做出符合目的的理性判断；必须将此作为人生活方式的根本信条，将此作为关系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事业和组织运营的基本。诸如以上的想法，即使在追求高效率的现代社会也通用。这种处于光之下的形象，在18世纪各种各样的图像中，被具体描绘成字面意义上的从上部照射下来的太阳光线。与佛教中将教化比喻成月光不同，欧洲的光是最为强烈的太阳光。

英语中也同样，将“启蒙”称作“enlightenment”，不外乎是指阳光。德语中使用的“Aufkl?rung”与法语和英语略有差别，但也是“说明”“使澄清”的意思。日语的“啓蒙”一词略微严肃一些，但可以说是一种很妙的翻译。

代表德国，或者说代表欧洲的著名哲学家康德就生活于18世纪。1784年，他写了一篇叫《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在此我引用福田喜一郎的译文。“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强调，每个市民的自身责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行使理性。他所处的时代还不是“启蒙过的时代”，而是“启蒙时代”，即有必要启蒙的时代。

法国国内早于德国，处于各种位置的人们积极踊跃地表达对政治和社会状况、经济的看法。对于构成现实世界的多样化侧面，一些人们积极发言，寻求改良和改善。其中尤其是引导发言的人，在当时被尊称为“Philosophe”。现在虽翻译成“哲学家”，但如果追本溯源，该词是“爱好知识的人”的意思。我们虽将其观点归之为启蒙或启蒙思想，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学派或党派，或者政治集团等。也许将其想象成星云状的知识运动更为妥当一些。

《百科全书》表现的精神

显示这一状况的例证，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的《百科全书》。从1751年到1772年，全二十八卷的《百科全书》初版发行。这一大型事业是总结此前人类社会得到的知识，希望实现知识共享的大胆尝试。东西方此前并非没有过这种尝试，但是多数由各时代学者独自完成。狄德罗等人的《百科全书》的项目执笔人是官僚、法律工作者、行政实务家，或者是优秀的匠人等，实际上是各个领域当中的“爱好知识的人”。

编纂全新《百科全书》的人们共有的态度是，不要将这些知识固定在那里，而是要将它同以后应该继续的更新相连。这里有一种以他们的意志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自信。可以说，这是一种认为自己所为能够保证历史进步的非常乐观主义的想法，也可以认为它是对人类知识和理性所具有的力量的惊人信赖。

启蒙思想家们普遍具有这样的态度。因此，等到认识到现实中有不好的一面、社会现状中有错误，便积极进行现实批判。这些批判活动涉及了当时的所有领域。一些批判触及了王权的统治方式和天主教会，因此当时也出现了通过审查来压制言论的现象。可以说，他们追求知识的行为在合法性附近游离。

但是，当时所有的启蒙思想家既不想从根本上颠覆以王权为首的现有体制，也并非只将某个特定国家的体制作为目标。可以说，在有关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的形式上，较之要达成的目标，他们更希望将与目标一致的理性的新思想变成更加普遍通用的观念。归根结底，这种态度是一种改善现实世界的志向，与世界的革新和历史的进步相连。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的扉页

　达朗贝尔与狄德罗（上）编纂的《百科全书》（下）二十八卷，由学者、官僚和职员等一百八十多人执笔完成。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藏

因此，对于那些追求一定程度近代化的国王或者掌权者来说，启蒙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们不是应该被打击压制的单纯危险分子。他们反而是可以对时代问题和变化潮流提出参考意见的对象，如果能够作为智库来好好利用就不会超出掌控。这就是那些追求近代化的国王将启蒙思想家作为谏言者，或者政策建议者，招聘到宫廷中去的理由。启蒙运动兴起后的18世纪末，法国发生了颠覆王权的革命，因此过去曾认为启蒙运动与革命爆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认识肤浅而牵强附会。

《百科全书》所走的道路作为体现这个时代状况的事物，具有象征性。它时而被王权保护起来，时而作为审查的对象而受到禁止出版的处罚。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百科全书》的读者中不仅有学者、大商人等市民阶层，王侯贵族、在现有制度内占有地位的行政官僚层等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对新知识的渴求似乎有了很大的拓展。

置身于那个时代的行政官僚和司法实践家当中，有不少人吸收了启蒙思想的新观念。现代历史学家也将他们称为“启蒙精英”。在这些人当中，既有自己执笔提建议的人，也有与专门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交流的人。街道上不断扩增的西餐馆和咖啡店成为了这种交流的场所。

沙龙中意见的交流与公众舆论的形成

作为讨论现实问题、探求解决办法的场所，在法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沙龙。例如18世纪后半期的巴黎，乔芙兰夫人（Geoffrin）的沙龙与杜·德芳夫人（du Deffand）的沙龙极为有名。“沙龙”这种集会场所从17世纪前半期开始出现，当初是在贵族的宅邸，由女主人主持召开。在宫廷政治结构确立的过程中，与宫廷那种被彻底礼仪化的公共场所不同，沙龙作为私密空间，成为讨论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交流意见的场所。或者，它成为从创作阶段就早早展示文学或艺术作品，并交流感想和批评的场所。大批法国上流社会的人们跨越领域，云集于此，甚至有人从周边国家赶来参加。

在英国，就多样性的问题交流意见和信息的地方是全部由男性组成的俱乐部（Club）。但在法国，这样的场所却是在女性的主持下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很有意思。沙龙中当然有能够主持多样且激烈讨论的充满学识魅力的女性，但是女性的能力和才干似乎并不会完全受到赞赏。17世纪也好，18世纪也罢，乃至于19世纪，女性最好不要在公开场所讨论政治话题仍是普遍的观念。也正因如此，19世纪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宰沙龙这件事，反而进一步说明了沙龙是与男性主宰的公共政治相分离的私密空间。如果是某个特定的男性主宰，那么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派阀或党派，或者是阴谋集团的密会吧。

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沙龙、俱乐部、街巷中的咖啡店等场所，意见交换，产生了所谓的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或社会舆论，即public opinion。当然，公众舆论并非都会出现多数表决这种可确认的状态。现在随机进行的舆论调查，虽然是一种了解意见分布的手段，但也无法得出该观点正确与否吧。18世纪时也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实际判断某个主张成为公众舆论。不过，认为己方的观点符合公众的或公共的，即public的利益这一正当化的逻辑在18世纪极为重要，即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公共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私与公的区别。私的东西作为隐私（privacy）领域，公的东西被作为公共领域，在区别的基础上都得到重视。人们强烈主张要重视与国家政治有关的公共事务，认为应该避免将公有事务与私人事务混同。

这样，启蒙思想家和启蒙领袖们通过讨论和书写，即言论形成了知识世界，即此后多被称作的“文笔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在这个王国里，居民不受现有主权国家的国境等限制，共享探求人类社会共通的普遍性真理的志向。不过，他们头脑中的普遍性，无论如何都以欧洲世界为思考的前提。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并非没有非欧洲世界相关的知识，但是给这个普遍性的志向提供场所和空间的最终还是欧洲世界，这是时代的局限。

文字文化的扩大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思想发展的背景是整个18世纪出版文化的扩大。启蒙思想即便再怎么是时代的思潮，但如果没有这一条件的支撑，它的普及和交流肯定相当困难。19世纪，由于采用机械化，印刷术和造纸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批量生产印刷品成为可能。如果与此时相比，纸张成本高且完全是手工印刷的18世纪，确实还存在一定局限。但是，如果与从前宗教内容占压倒性多数的状况相比，书籍的内容明显向着多样化不断发展。书籍的流通量在整个18世纪里也有大幅增长。

正如上文所述，在18世纪，不仅是法国，所有欧洲人的读写能力都不高。况且，现代的历史研究中，测算当时人们识字率的方法是根据有无签字能力，而这并不能推断出识读能力。因此，对于阅读能力到底能到什么水平这一问题，我们很难推定出准确的数据。若考虑到民众阶层，则识字率或许会更低一些。尽管如此，社会中层以上的人，对文字文化的追求明显上升。因为如果不能充分认识文字，无论是行政上，还是经济上，都很难进入其组织机构。这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现象。而如第二章所述，即使在民众阶层，能阅读的人可以用声音的方式，将通过文字得来的信息共享。包括面向民众的廉价读本在内，书籍的种类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随着对教育重视度的不断提升，商人也出版了专门针对孩子的书籍。不仅局限于书籍，报纸之类乃至一整版的传单和海报那样的印刷品相继出现。到了19世纪，以印刷到纸张上的文字为媒介的信息发布和接收，作为社会性的通信交流手段，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而此时已经为它做好了充分准备。

17世纪与18世纪的比照

多么巨大的对照，多么剧烈的激变！等级制、纪律、权威保障的秩序、严格约束生活的教义——17世纪的人们喜好这些东西。但是，在接下来的18世纪里的人们，反而厌恶这些束缚、权威、教义，视之如蛇蝎一般。17世纪的人是基督教徒，18世纪的人是反基督徒。17世纪的人信仰神圣法，18世纪的人信仰自然法。17世纪的人悠闲自得地生活在被划分为不平等阶级的社会里，18世纪的人一心梦想平等。当然，儿子就是会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自己来做的话肯定会创造更好的世界，怎么着也要反抗父亲。但是，用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不能说明如此急速的、决定性的变化。法国上层人士像波舒哀（Bossuet）那样考虑问题，但一夜之间，国民开始向伏尔泰那样考虑问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革命。

这是法国思想史家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于1935年出版的《欧洲思想的危机》一书中的内容。我这里引用了野泽协的译文。阿扎尔的论断虽有模式化之嫌，但很好地传达出变化的氛围。

例如，教会的权威主义虽然被批判，但是对于生活在18世纪的多数法国人来说，基督教信仰仍然是其思考的前提。否则，法国革命以后的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就难以理解了。同时，如前所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虽然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有某种普遍的、根本的原理，但是绝对没有预料到或者构想到革命的激变。即使是被誉为反天主教会、反封建制度斗士的伏尔泰也是如此。否则，他也就不会被普鲁士国王聘请了吧。

不过，确实如阿扎尔所说，17世纪，利用君权神授说为路易十六绝对王权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波舒哀的理论，到了18世纪，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不再被认可了。虽然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及社会秩序依然与宗教世界密不可分，但是时代的潮流是人们以事物自身的世俗合理性为基准进行思考。宗教世界作为某种支撑这些事物的逻辑和价值观的相关事物，地位不断变化。

启蒙思想的开展当然不限于法国。最早确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自不用说，即使在欧洲大陆，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多数国家，具有共同特征的思想运动相继进行。这些运动相互影响，互相共鸣。特别是英国，在17世纪经历了非常激烈的围绕国家政治的存在形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社会运动，也因此才比法国等大陆国家更早地明确出现了和启蒙思想一样的思想。其中的代表思想家就是约翰·洛克。

先驱约翰·洛克与自然权利

约翰·洛克在启蒙思想大发展的18世纪初，即1704年逝世，但他庞杂的思想对此后知识的发展，例如对伏尔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刺激。他主张宗教宽容论，允许宗教立场不同的人共存，并在此基础上施以劝说使其改宗。他较早地提出了必须重视使人具备理性判断力的教育。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前所述，他的观点是对17世纪英国政治变动的总结，即君主立宪制正当性的理论解释，与现实的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有人都必须享有基本生存权。这种权利与生俱来，即自然权利。任何东西都不能侵害它。洛克明确提出自然权利思想的这一主张，与更早一点的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相通。此外，洛克认为，政府只有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来进行正当的统治，它的存续才能正当化。否则，人们有权要求更替政府，即他提出了人民的抵抗权。洛克认为，社会是根据为了实现构成人员幸福而结成的契约形成的，在政治体制方面，为了维持理性的统治，君主立宪制是适当的制度。他也提出了与“三权分立”有关的构想。

法国的让—雅克·卢梭更明确提出了与洛克所倡导的社会契约论相同的思想。卢梭观点的特征是，文明的发达使人失去了本源的自由，必然带来道德的败坏。基于这种悲观的文明批判，他与以洛克为代表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分道扬镳。他对进步并不乐观，强调人的自然性的回归。相比于当时时代主流风潮的追求理性，卢梭反而极力主张作为人的自然感情、爱情或友情、家族的亲情等感情的重要性。近似于自然宗教论的主张和文学性的著作，使他成为当时沙龙的宠儿。但是，他的思想和作品当中明显有批判激进体制的意味。因此，卢梭遭到禁止出版书籍的处罚和逮捕令的威胁，被迫流亡。很神奇的是，1778年，伏尔泰死后仅仅一个月，卢梭也去世了。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十年的事情。

洛克

　主张自然权利与抵抗政府的权利，论证君主立宪制的正当性

启蒙思想的基本理念

从卢梭的观点可以看出，各种启蒙思想虽说观点基本相通，但实际上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力陈改善现状，思想家喜好不同，着眼点也有所不同。与卢梭的观点正相反，伏尔泰着眼于历史的进步，认为开始发生变化的城市所显示的状况恰恰是文明发展的产物。

在此，对启蒙思想的要点加以概括。

第一，如前所述，对个人权利，即以生存权利为基本的自然权利的确认。这正是近代人权思想的基础，是构成欧洲型民主主义基础的思想。

第二，对当时政治的随意性猛烈批判。换句话说，对政治透明性和公正性的诉求。如果换成前不久在日本的说法，即“必须承担说明解释的责任”。这也是一种对正义的追求。

第三，对当时司法审判制度的尖锐批判。这是对有关裁决他人的终极权力的理论考察。当时，伴随拷打的审问依然被视为理所当然。对此，意大利的启蒙思想家贝卡里亚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中进行批评，彻底批判了刑讯。在处罚问题上也提出了矫正理论，即主张处罚不是对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的制裁，应该是对犯罪人行为的矫正。像游街示众和鞭笞刑这样的公开处罚遭到了批判，劳改及徒刑开始成为主流方式。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将监狱的建设视为重要的任务。

第四，三权分立的思想。制定法律的立法、执行法律的行政、裁定违法的司法三者被区别开，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今已经普遍化的三权分立，最早是在独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中实现了制度化。

对经济的追求

在启蒙思想家们或者是启蒙领袖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中，最为基本的目标就是应对现实的政治状况。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热心且批判性地观察眼前的现实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在明确发现矛盾和问题后，他们从如何应对出发，构想出符合目标要求的合理的改善策略。

如阿扎尔所批评的那样，过去只要说是神的旨意或者是国王的决定，人们就不管对错地遵从，但这种权威性的说辞不再被人接受。每个人都觉得信赖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将万事万物作为对象进行逻辑性思考最为重要。这是一种从目标出发，尽量高效处理的态度。即对于某种目标，如何以更少的花费来有效地达成。

从18世纪开始，经济（economy）成为由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的内容构成的独立学科，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economy”并不是一下子就具有了“经济”的意思。在此之前，它更普遍的意义是无浪费的高效的组织化及运用，或节约、俭约。这一词语的语源是希腊语“oikonomia”，即有效地经营家族财产（oikos，家庭、房屋、家族土地等意），从这来看，economy一词还带有一些原义。

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看来，废除在自由和平等方面不合理的限制，保障追求经济活动最大限度的有效自由，即废除限制、确保自由市场是基本的经济思考。如后文所述，18世纪的经济尚未真正开始走向工业化。因此，人们基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农业的考虑，常常主张废除流通等领域的限制、确保自由市场，这种主张被称为“重农主义”。18世纪后半期，基于这一立场上的政策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等到19世纪，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产业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取得大发展时，这些原则已经被视为重要原则。我们不能忽视作为其前提的这一点吧。

废除限制、确保自由市场的思想基底，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有一种与更全面的人权思想相关的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基本态度。经济活动的自由、劳动的自由、所有权都是必须平等保障众人享有的条件。在此之中，人们就应该进行针对目标的“投资与收益的计算”。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这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思考方式，但它从这个时代才开始明确地被大家接受。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标

那么，自由竞争完全实现后，社会不会陷入弱肉强食之中吗？对于这个疑虑，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被视为经济学经典的《国富论》中所论述的那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运作，并发挥着调和的作用。这也是一种乐观的想法。亚当·斯密是与伏尔泰、重农主义学者魁奈有过直接交流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代表。

他们真的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者吗？并非如此。追求无节制的欲望也并非被视为理想。诸多启蒙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在那种自由、平等的思想的最高层面里，确定了实现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共同目标。这是公共领域当中的最高命题。因此，他们不认可自由竞争产生弱肉强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得不好）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责任等观点，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充分留意。

亚当·斯密

　著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被视为经济学的始祖

在启蒙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从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况出发，抛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他们阐发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不能忽视的多样性及矛盾。例如，无论如何都应坚信理性的主张，与唯有感性评价是正确的主张相对立；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冲突；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的不协调；不存在处理这些矛盾的组织机构；对于自由和平等这种可能陷入二律背反的原理的无条件支持；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并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想目标与极易陷入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的巨大落差；依靠开明领袖的理性管理和启蒙政策，反而更有效地发挥了压抑社会的作用这一巨大阴影。

但是，虽说如此，我们必须避免一些时间错误，即将20世纪的最大限度追求有效行使权力的政体，例如极权主义政体的责任，或者与之相反的柔软的宽容压制的责任归罪于启蒙思想。18世纪启蒙思想中各种各样的摸索，提供了成为19世纪产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设想，提供了政治上自由与平等这一西欧型民主主义的理念，提供了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在内的近代学问确立有关的逻辑假设，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上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