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两大宗教改革



神学家路德的挑战

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半岛重要势力罗马教廷积极参与到这场以意大利为舞台的战争，亲自上演合纵连横中的一个片段。意大利战争时期，和15世纪于佛罗伦萨正式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向罗马扩大的时期重合。罗马教皇不仅是宗教上的权威，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权势。他们在围绕战争的现实政治舞台上干预政治，也是因文艺复兴而繁盛的艺术的赞助人。

例如，1503年继位的罗马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亦称儒略二世）既是在合纵连横方面具有非凡外交手腕的知名人士，也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天主教总部梵蒂冈城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者。负责设计和施工的多纳托·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教皇的言行既具有权威性，也具有世俗性。继任的利奥十世同样具有毫不逊色于尤里乌斯二世的外交手腕，作为艺术赞助人，也毫不吝啬资金。

尤里乌斯二世与圣彼得大教堂

　在意大利战争中获胜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上）作为艺术资助人，委任米开朗琪罗与布拉曼特设计和施工大教堂（下）

中世纪前的教皇和教廷凌驾于世俗国家之上，或者说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以教义和教会组织统辖着全部基督教世界，作为普世的、超越性的权威，炫耀着巨大的力量。可以说，因为处于世俗和宗教还没有明显区分的时代，他们的权威和言行能够左右现实政治。逐出教会和宣布为异端都具有强烈的意义。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像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以及教廷，一边作为神学上的最高权威活动，一边左右世俗政治，玩弄外交权术，采取丝毫不浪费自身能力的态度。恰在此时，涌现出一个不畏权贵、仗义执言的人物，他就是德意志地区虔诚的神学家、传教士马丁·路德。

对于天主教徒而言，罗马是与耶路撒冷、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并列的最重要的巡礼地。据说，年轻的路德初次朝拜罗马后，惊诧于教廷被世俗所染的现状，失望地回去了。之后，得知了教廷宣扬的用金钱获得神的恩宠的赎罪券，即所谓的免罪符的兜售活动，路德于1517年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批判罗马教廷。天主教的传统认为，教徒这一世的善行可以带来来世的救赎。购买赎罪券是支持罗马教廷的行为，所以是一种善行，因而也就与获得救赎相连。路德彻底否定这一说法，主张灵魂的救赎完全取决于对福音的信仰，即“因信称义”，强调教徒唯有回到《圣经》这一原点方能获得救赎。

马丁·路德

　以兜售免罪符为契机，在1517年公开批判教皇

这里并不打算回顾复杂的宗教改革的历史。依照本书的目的，我们仅理解其中必要的重点吧。

路德的主张肯定不是突如其来的东西。在中世纪末，英格兰的威克里夫和波西尼亚的胡斯等人就提出了相似的主张。但是，与局限于地区运动的威克里夫和胡斯不同，得益于当时不断进步的活字印刷与版画等媒介的发展，路德的主张以飞快的速度在各地传播。罗马教廷革除了路德的教籍，但此举反而是火上浇油。路德的宗教主张在德意志民众当中迅速传播开来。最终，路德得到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的保护，在他的城堡中将《新约圣经》翻译成德语。既然要回归《圣经》原点，教徒就必须自己去读《圣经》。此前，不懂拉丁文就读不懂的《圣经》，现在用世俗语言也能读懂。对于知识的共享、思想的普及来说，这一变化预示印刷媒介的力量不断增大。教廷无法限制路德思想普及，其超越性权威必然动摇。

印刷工厂的内部

　因印刷技术的普及，路德的主张得到了传播。出自《风景和农民》（ Paysages et Paysans

）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在意大利战争状况不利的形势下，暂时容忍了路德派的活动。但是，等危机过去不久，查理五世就再次镇压否认超越性权威的路德派。那些已经接受路德派信仰的城市和诸侯一致抗议，自此开始，“Protestantism”（抗议者）即“新教徒”一词就代表反抗罗马教廷的势力，之后成为反天主教的各种宗教改革派的总称。

1555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的宗教和议中表现出的方向也很重要。为解决当时天主教和新教的对立，神圣罗马帝国和德国诸侯召开了此次会议。路德派的活动得到了认可，但是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并没有得到承认。这次会议确定德意志各州君主选择的教派为该州的正统教派，即君主的选择决定所有臣民信仰的州教区制（Landeskirche）。这时，构建以君主或国王为首的主权国家的时代风潮也正在兴起。

宗教与政治

从前文中可以看出，16世纪前半期，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并非只是信仰和教义上的矛盾，与世俗政治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从16世纪后半期将法国带入内乱状态的宗教战争，到17世纪前半期以德意志为舞台的“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各地的纷争当中，两教派的对立虽然形式多样，但都广泛参与。前文提到的荷兰独立也是如此。对于自命为天主教长子的西班牙帝国，荷兰旗帜鲜明地支持新教徒并与之对抗。其中，比路德派更为激进、要求彻底改革的加尔文教派成为反抗中心。

路德派正如路德本人一样，既不否定现存的政治秩序，也不倡导个人信仰自由。他所倡导的“信徒皆祭司”（the universal priesthood，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虽然否定天主教教会的超越性权威和阶层性秩序，但它以个人在信仰层面上直接面对《圣经》的教诲这一点为基本理念，并没有与现实的秩序直接相关。因此，1524年，西南德意志地区的农民受路德的教义启发而发动大规模起义，提出废除领主制等要求时，路德明确表达否定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新旧两教派的势力范围

　16世纪中叶

而另一方面，加尔文的观点中，“信徒皆祭司”更为彻底。他完全否定以主教为代表的圣职人员阶层，追求一种神权政治，即从信徒中推选领袖作为长老，组建信徒共同体。被请到日内瓦去的加尔文，在那里清除了反对派，暂时建立起了彻底的神权政治。加尔文主张彻底的救赎预定论，认为应该以《圣经》所示的神谕为根本；救赎并非由人的功绩决定，而是完全根据个人的信仰；信仰是神所赋予的，这一恩宠已由神预定好。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解释说，加尔文派主张的并不是沉溺欲望，觉得既然是神预定好的，那做什么都一样，而是一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神所赋予的天职，要刻苦努力地做好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与近代性的努力态度相连。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后文中将要看到的对抗宗教改革中，在回答现世当中各自的伦理性行为方式上，天主教也包含与近代性的努力态度相连的东西。

黎塞留与“国家利益”

从16世纪意大利战争和法国的宗教战争，到17世纪前半期将德意志地区变成荒芜之地的三十年战争，这些战争使拥有领土的主权国家间的对立，以及以国家利益优先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明显化。虽说世俗政治和抗争几乎总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但各国也开始采取实用主义的力量关系的判断与行动选择，有时即使国家的宗教是天主教，但如有必要，该国也不辞与新教国家结盟。在这个时代，展现出这种态度的代表性人物是黎塞留。他在法国参加“三十年战争”之际，是事实上主导国家的宰相。

宰相黎塞留

　虽然任枢机主教，但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了国家利益，与新教势力结成同盟

黎塞留是17世纪前半期帮助强化法国王权的人物。同时，他也是天主教会在法国境内职位最高的枢机主教，以压制国内新教势力、攻陷新教势力据点拉罗谢尔要塞等对宗教改革派的攻击性态度而闻名。但是，黎塞留让法国参加了以德意志为舞台的“三十年战争”；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优先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因此不辞与新教势力结盟。这些举措中，以国家利益优先的国家伦理超越了宗教或教义的对立，毫不胆怯地站在了前面。这一表露在前的伦理正是“国家大义”（raison d'etat），译作“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即追求对于国家利益来说的理性（raison）的伦理。

简而言之，商讨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多数主权国家进行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谈判。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先例，并且会议涉及许多国家，所以谈判在摸索中缓慢进行，到和约订立历时近四年。结果，奥格斯堡宗教和议的内容再次得到确认，加尔文派也得到认可。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荷兰，与瑞士一起正式获得了国际政治上的承认。教皇和皇帝的权威，即位于中世纪秩序顶点的圣俗两方面超越性的权威，在势力增大的主权国家面前，于实质方面不得不屈服。

但是，此前掌控人们的信仰世界，不仅将教会组织扩展到欧洲各个角落，还力图将其传播到欧洲外部世界的天主教会，在新教徒的攻击，以及主权国家和统治它的国王和政治家面前，是不是就无能为力地衰退下去呢？并非如此。

天主教宗教改革与传教之战

虽说确实丧失了中世纪那样的超越性的权威地位，但受到以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为代表的新教势力挑战的天主教教会并没有那样衰弱下去。否则，在现今世界上拥有无数信众，拥有极强力量的天主教会就将无法理解了。

天主教会的对抗运动在英国是“Counter-Reformation”，在内战激烈的法国也同样是“Contre-Réforme”。日本过去将此翻译成“反宗教改革”，从而让人仅能想到他们要打败宗教改革。最近日语也将其称为“对抗宗教改革”，在表达上更正确了。

再进一步说，也许将其称为“天主教宗教改革”更为贴切。不可否认，天主教会的姿态重建确实与新教势力的挑战有关，但是部分神学家和圣职者站在人文主义角度对教旨的重新解说比新教势力更早。只是关注世俗动向的罗马教廷在15世纪到16世纪初的时间里，没有对这样的动向有所反应。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严厉修士萨佛纳罗拉成为最终引发反叛的先驱。

1545年，罗马教廷在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特伦托，即现在北意大利城市特伦托召开了大公会议（天主教会高级圣职者会议），开始真正的重建探索。在截至1563年断断续续召开的三期会议上，教廷决定了其后直到20世纪中叶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基本线。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

根据这次会议，天主教会确认了教皇超越性的至上权，同时，在教义方面统一了《圣经》的正典、原罪、以洗礼为首的七个圣礼等；在教会的形式上确认主教住在教区的义务、禁止保持复数圣职俸禄、统一弥撒的做法、要求尊崇圣人等。此外，加强对异端的宗教裁判、制定禁书目录制度等，在会议之后也由教廷制定了方针。强化宗教层面的教育也没有被遗漏，它不仅包括为培养正规的圣职者而设立神学院，以及为防止圣职人员在教义和典礼执行上出现偏差的教育，也包括加强对一般信徒的宗教教育。不仅是欧洲以外，欧洲各地的居民也再次被视为布道和教化的对象。

耶稣会的创立与传道

在宗教教育开展方面，走到天主教会前面的是，在特伦托大公会议召开以前的1534年，由西班牙的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Loyola）与六名弟子在巴黎创立的修道会，即耶稣会。1540年，通过召开特伦托大公会议而掌握重建天主教会改革主动权的教皇保禄三世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的正式修道会。耶稣会刚被认可的时候大约只有六十位会员，在1556年罗耀拉去世时增加到一千人左右。此后，随着天主教会在欧洲内再传道活动的开展，以及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事业的进展，耶稣会急速膨胀。在17世纪初时，会员人数远超一万人。

随着16世纪中叶开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海洋帝国或者殖民地帝国的真正形成，美洲大陆自不用说，就连东亚地区也成为耶稣会的活动范围。众所周知，1549年来到日本并开始传教的方济各·沙勿略（泽维尔）、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都是耶稣会派遣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给当地带去欧洲物品，并带去了接触物品背后的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海外布道的传教士当中，也有人注意到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文明同样具有值得尊重的独立价值。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占到上风。正因为有了以罗马教廷为背景的强大组织的支撑，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修士们的传教活动使天主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领先于新教各派。

罗耀拉与泽维尔

　耶稣会的创立者罗耀拉与传教士泽维尔。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藏

在欧洲内部，新旧基督教两派激烈对抗，有时甚至不惜进行流血的布道战争。如前文所述，法国内战和三十年战争即是如此。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初，因为两派都增加了严厉程度，频繁发生异端审判和猎杀女巫的事情。无论是天主教区域，还是在新教区域均为如此。新旧两派教会的对立与矛盾，在19世纪前一直给政治和社会留下了细微的阴影，不过，在三十年战争结束的17世纪中叶，欧洲内部两教派的势力圈几乎确定下来。大致来说，天主教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中海一带和法国的大部分、南德意志、从奥地利到波兰的东欧，重新确立了无法动摇的主导权。从德意志北部到北欧，以及北海沿岸的荷兰和不列颠岛，成为了新教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