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19世纪初的大西洋世界

拿破仑的兴起与失意

雾月十八日，公历的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法国革命迎来了终结。政变后成立的执政府马上宣告：“诸位市民，革命已经被革命之初的原则确定，因此，革命结束了！”众所周知，第一执政拿破仑于1804年作为世袭的皇帝开始了帝国统治。皇帝拿破仑和他的时代带有可称作两面性的色彩，即拥有相互背反的两方面。

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人物。拿破仑·波拿巴大概不是法国式的名字，但因为作为结束乱局的皇帝而被视为英雄，其名字现在也就有了与法国直接连在一起的印象。但是如果提到父姓的波拿巴（Bonaparte），就完全不会让人想到法国。假如没有发生革命、在革命之中没有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肯定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出生于革命前成为法国领土的科西嘉岛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迅速地攀升到权力的顶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他才二十岁左右，成为皇帝时也就三十五岁。革命战争真正开展时，拿破仑不过是一名年轻下士，上台的机会肯定极小。恐怕他自己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事情吧！

越过圣贝尔纳山隘口的拿破仑

　在远征意大利过程中，获得大胜的拿破仑一举成名。圣贝尔纳山隘口位于瑞士与意大利国境。达维德画

据说，年轻的拿破仑熟识卢梭思想，对自由平等理念抱有同感，但他选择了无论怎样看都有些激进的雅各宾派。他似乎有意回避被卷入激烈的革命形势。当时有人吹捧他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家，我并非专门研究军事史的，很难判断这种说法妥当与否。但是，他能够准确地捕捉到自己周围的状况，对于现在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应该等待怎样的时机采取行动具有敏锐的判断能力，看起来该评价似乎不虚。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他从把军队留在埃及前线孤身一人返回法国，到发动政变期间的一系列活动，或者是即位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制定的一系列麻利的政策，也会得出这样的认识。此外，他还细致用心地采取了提高个人形象的策略。

拿破仑不断地强调自己“革命之子”的形象。对于如何获得周边人的支持、如何确保暂时到手的权力宝座、如何能够发挥领袖的作用，拿破仑认识到提高形象、获得人们自发支持的重要性。在意大利战场的诸多战线上，拿破仑作为军事指挥者身先士卒，为国民而战。这种报道从前线传回国内，并被描绘成画作传播到全国各地。当然，其中都有夸张的成分。像他这样，在短时间内将自身的肖像画和自己登场的场面进行广泛宣传的军人和政治家还不多见吧。知名画家达维德是拿破仑喜欢的画家，创作了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意大利战场的骑马像和巴黎圣母院加冕仪式的画像。据说达维德一直迷恋具有超凡领袖魅力的拿破仑。

在继续革命方面，就不止树立形象了。从远征意大利开始，拿破仑就宣布：“意大利的国民们，法国军队是来切断诸君枷锁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正当化逻辑，法国是作为“自由和解放的旗手”，在欧洲各地推广国民的自由。此外，在作战的旋涡中，他还在占据的柏林发布了著名的大陆封锁令，即将英国假想为最大的竞争对手，采取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简而言之，他想要将英国的商品和资本排斥在欧洲大陆以外，在欧洲内部推进工业化。

不过，最有名的措施大概就是颁布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为制定这部法典，他召集了以康巴塞雷斯为代表的当时一大批一流法学家，先后召开了一百多次会议。拿破仑本人甚至参加了半数以上的会议，并参与讨论。最终确定下来的法典，是以私有权确立为代表的革命理念在民法上的体系化。拿破仑也着手完善国家的教育体制。

但他还有另外一面。拿破仑终究是事实上的军事独裁体制的指导者。他自己一旦对形势做出误判，那么，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大。典型的例子就是决定他没落的远征莫斯科。如果仅看这次远征，不可能会称他为军事天才之类的。此外，因为一直有被暗杀的危险，动员警察监视国民的体制，进一步刺激着他绷紧的神经。拿破仑一反革命理念，与天主教会重归旧好，还将殖民地的奴隶制合法化。他还将新的帝国贵族制度化，尤其令人厌恶的是露骨的裙带关系，即将自己的亲族委任为占领地区的国王或政治领导人等错误做法。掌握强大独裁权力的人容易陷入错误之中，可以说他也没有例外。

最讽刺的是，他继承革命理念，主张国民自由，而这反过来成为攻击他自身的东西。对于法军占领地区的人们来说，虽说新的思想和制度具有刺激其发展的作用。但是，拿破仑率领的军队终归是占领军，各地逐渐意识到要团结一致对抗法国侵略者。神出鬼没地袭扰拿破仑军队的西班牙农民游击战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先驱形态，也许仍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在法军占领的普鲁士所出现的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对于普鲁士来说，拿破仑军队就是激进的黑船（编注：指带来日本近代化的黑船来航）。国家存亡危急之际的普鲁士领导者开始着手进行军事和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哲学家费希特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题连续进行演讲，希望启发国民意识的觉醒，就是极有名的例子。

拿破仑以两面手段占领了欧洲各地，广泛传播了可以称为在19世纪高扬的民族主义原型的思想和态度。也正因如此，最终他不得不失败。在晚年被流放的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所述说的“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最终破灭。

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

正如本章开头所言，在近代世界形成之际，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革命震荡，不仅是在北美和欧洲地区，也出现在拉丁美洲地区。这一点也不可忽视。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发生了与北美和欧洲同样的变动，它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统治下摆脱出来，诞生了一大批独立国家。

但是，作为这种变动的结果，相继成立的国家和社会由于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畸变，拥有与北美和欧洲完全不同的条件。虽说这里远离欧洲，但与欧洲牵连，其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被欧洲左右。拉丁美洲有什么问题呢？在此我简要地总结一下。

自16世纪以来，主要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形成了阶层等级极为清楚牢固的秩序，即：作为统治者的西班牙人（或者是葡萄牙人等宗主国人）；在拉丁美洲当地出生、长大的欧洲裔白人克里奥尔人；白人与原住民混血的梅斯蒂索人；被称作印第安人的原住民；白人和黑人混血的穆拉托人；获得自由身份的黑人，以及最底层的黑人奴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等级。黑人奴隶在第一章已经介绍，是为了满足矿山和大农场严酷的劳动需要，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人们及其后裔。

与近代欧洲身份阶层社会不同的是，这里是由原本就在文化和宗教信仰上具有不同源头和不同历史的异质人群构成的阶层社会。其中，从欧洲带来的天主教信仰和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占支配地位，所以社会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同质性，即无论是在天主教会方面，还是语言或者社会习惯等方面，南欧的要素浓厚，因此，“拉丁美洲”这一称谓在19世纪以后被广泛使用。但是，在欧洲裔居民和原住民之间，以及他们与奴隶之间各自横亘着一条深沟。此外，来自宗主国作为统治者的欧洲人，与几乎没有特权的土生欧洲裔克里奥尔人之间的隔阂极深，使事情更为复杂。这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早在18世纪前半期，巴拉圭的克里奥尔人作为先驱，发动了反抗西班牙和当地殖民者的起义。克里奥尔人在18世纪借助大西洋贸易网的发展积蓄了财富，也了解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换句话说，他们成为当地社会实质性的领袖。在和西班牙的关系上，他们未必一定希望独立，但是对被排挤在当地社会统治中枢之外的状态感到不满，在意政治发言权和自立性的确保。北美殖民地从英国赢得独立的消息传到那里，克里奥尔人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也就毫不奇怪了。之后的法国革命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最初的独立事件并不是发生在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在哥伦布最初航行到达的岛屿之一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部分，即17世纪末成为法国殖民地的圣多明各岛。这是一个邻近古巴的加勒比海岛屿。这里发生的运动具有黑人解放运动的性质。与法国革命政府不断扩大的政治权力相呼应，以解放奴隶的杜桑·卢维杜尔为领袖的运动规模不断地扩大，斗争目标直指独立。杜桑后来被拿破仑派遣的军队抓捕，于1803年客死在被关押的法国。即便如此，独立运动也没有停止。最终，他们于1804年赢得了独立，海地共和国成为拉丁美洲最早的独立国家。但在独立后，内部的势力斗争和武装集团间的内战不断，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内战持续的海地也仍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欧洲国际政治形势混乱中，以克里奥尔人为中心的独立运动在早就出现运动的西班牙殖民地兴起。但是，这些运动的环境绝非一致。刚开始的运动是以反对拿破仑占领、统治西班牙本土为契机激化的。1809年开始的独立战争第一阶段，就像呼应拿破仑在欧洲走向失败一样，都在西班牙宗主国的压力下先后失败。例如，以委内瑞拉革命领袖西蒙·玻利瓦尔为中心的解放运动不得不遭受暂时的挫折。第一阶段以1816年军人圣马丁领导的独立军宣布阿根廷共和国独立为分界线。

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西班牙本国发生的政治动乱，削弱了对独立运动干涉的程度。此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独立派。英国将这些地区预定为贸易和投资的对象，为了防止来自欧洲的军事干预而动用了海上防御力量。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则明确表现出拒绝欧洲对南北美洲进行军事、政治干预的态度。1823年，总统门罗发表的宣言明确了美国的这一态度，即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运动非正式地获得了盎格鲁美洲势力的支持。

于是，在西班牙殖民地，阿根廷独立军在1824年取得大胜，并实现独立。位于阿根廷周边的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国也相继获得独立。在墨西哥地区，由于一直存在克里奥尔人的独立军势力与原住民微妙的对立关系，独立运动在第一阶段时形势还不明朗，但在1821年以后，当地的克里奥尔人统治阶层反对西班牙本土发生的自由主义革命，宣布独立。1824年，墨西哥制定了联邦共和国宪法。葡萄牙殖民地巴西，尽管与西班牙属殖民地独立形式不同，但还是呼应了欧洲的形势动向，在1822年实现了独立。

在经历过19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动荡后，拉丁美洲世界变成了与18世纪前的政治样貌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即使在独立后，拉丁美洲各国依然存在大土地所有制，依然有着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即使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整个20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19世纪初拉丁美洲开始的政治革命，几乎没有伴随任何社会革命。那些在独立战争中强化发言权的武装力量的首领，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反而成了实际上的政治统治者，彼此进行势力争夺的事件也并不鲜见。如何控制这种群雄割据的状况，如何稳定社会并发展经济，成为拉丁美洲各国整个19世纪的课题。失败的海地等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但是多数国家在19世纪末迎来了安定局面，经济方面也迎来了发展期。不过，这种经济发展依赖于香蕉、咖啡等出口作物和硝石等矿物资源，资本方面主要依赖于盎格鲁美洲经济世界的投资，因而难免带着从属经济的特点，其中极少富裕阶层获得更大利益，这种社会状况一直存续。

这样写，也许会给人一种只强调拉美独立后形势严峻的印象，但这不过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已。在拉丁美洲，各种各样的异质文化相遇，产生了特色鲜明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以欧洲文化作为基础，以当地的克里奥尔人为主体独自形成的文化，现在被称为“克里奥尔文化”。例如阅读20世纪后半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时，那种充斥其中的鲜活力量毫无例外地俘获读者的心魄。同时，印第安文化也在天主教信仰的底层中根深蒂固地延续，作为具有独特世界观的文化保存下来。非洲裔人民带来的文化也被纳入拉丁美洲文化特有的色彩当中，一直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