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通往世界大战悲惨结局的道路

美好年代的繁荣与暗暗到来的不安情绪

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发达工业国家摆脱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危机，进入了经济繁荣期。1900年巴黎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同时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地传统工艺，显示了欧洲主导的文明化的高度。无数电灯照亮的电气馆宣告了电气时代的到来。继伦敦和布达佩斯之后，巴黎市区也出现了地铁，即一直沿用至今的地铁一号线。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召开一方面是要显示出殖民帝国法国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刺激被英国乃至美国和德国超越的法国经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作为经济结构转换或者经济发展的代表，就是法国有意对抗的德国。

德国在20世纪初，不仅在钢铁产业上超越了英国，而且在顺应新科学技术进步的电机产业、化学工业等方面，较之其他国家也具有压倒性优势。这种发展大大改变了劳动市场的面貌，人口急速向城市移动，甚至出现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状态。欧洲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出现了新变化。在议会中拥有最大政治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及作为支持基础的工人运动中兴起了修正主义派，批判主张依靠革命手段实现变革的主流派。他们以资本主义持续进行的结构调整还有更高程度的可能性为前提，主张应该主要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变革目标。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时代常常被称为“美好时代”（Belle Epoque）。这个法语只是“好时代”“愉快时代”的意思，但是在经历了世界大战那样地狱般的经历之后，人们回顾之前，觉得这个时代十分美好。确实，在第六章所见到的这个时代里，以城市为立脚点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开始获得大发展。但如果说一切都顺利地带来社会的繁荣与稳定、没有不满和质疑，则绝非如此。只要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西欧，确实可以说物质、文化和生存条件得到提高。尽管如此，其中的阶级差别、社会阶层差别极大。以创造“美好时代”这一词汇的法国来说，1850年的平均寿命，男性是三十八岁，女性是四十一岁，到了1913年，男性提高到四十八岁，女性提高到五十二岁。比现在平均寿命低的原因还是婴幼儿死亡率高，这一点已经在第五章说过。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考虑职业后的数字。1870年到1914年的平均数据显示，四十岁男性死亡率中，每一万经营者当中死亡数为九十人，相比之下，事务工作人员和店员等的死亡数是一百三十人，而一线工人的死亡数是一百六十人。在生存的可能性上，依然明显存在着阶级差别。

除去个别例外，这个时期的失业率还没那么高。反而可以说，劳动市场在不断扩大，跳槽的机会很多。但是对于没有高级技术的劳动大众来说，这也带来了不稳定的后果，即需要频繁更换工作。能够反映当时劳动者想法的直接性证言并不多，但在年轻的工人当中避讳“老资格”这一说法，显示出至少有一部分人对产业劳动的厌恶感。或许可以说，这同时也是一种近似于看不到出路的时代闭塞的感受。

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到“美好时代”，也是各国工人罢工频发的时代。他们的目标要求多样，但是并不像日本的春斗（编注：日本每年春季举行的为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劳工运动，一般通过谈判方式）那样一般化，有时会伴随着激烈的暴力冲突，也会出现与警察、军队等镇压部队的冲突以及死伤者。现实情况是，在城市消费文化盛放的阴影里存在着难以否认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乍一看是乐观的、讴歌文明的时代，而且是在许多方面开始同时进行组织化和原有组织巨大化的时代。但在此之中，因为反对和憎恶现行体制，极端时候也出现了炸弹恐怖袭击和集体犯罪的现象。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包括被称为“颓废派”（Decadent）的艺术家们的实验，人们在文学上、造型艺术上尝试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的挑战。其中包括与时代同步调的事物，但也有明确表现出对物质丰富之下想象力贫乏的哀叹，以及对权威、保守的社会规范的反抗态度。

英国兴起的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法国的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德国和奥地利的青年风格派（Jugendstil）采用中世纪匠人技法以及曲线来制作彰显生命张力的设计，从而备受瞩目。但是它也包含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彻底地抨击产业文明所产生的整齐划一的粗俗生活环境；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在建筑、家具、广告和日用工艺品等方面进入了与以绘画和雕刻为中心的学院派不同的层面，在艺术性魅力方面反而成为了时代的宠儿。这是19世纪末到“美好时代”这一时期城市文化中装饰性不断得到张扬所造成的结果。这一潮流继续发展，也分离出了20世纪装饰派艺术（Art Deco）等现代设计潮流。

尽管如此，西欧也有包括德国在内能称作“美好时代”的地区。比较深刻表现这一点的是东欧和南欧。在这些地区，像沙俄、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确实可以看到工业化的某种发展和国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是，依然占据人口多数的贫农对从属地位和贫困不满，没有对未来的展望。一方是日益发展的一部分城市和统治阶级，另一方是农民和劳苦大众，双方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在移民到美国寻求新天地的人之中，仅20世纪开头的十年间，就有一百五十万俄国人、二十万奥匈帝国人、一百九十万意大利人。无论哪一组数字都达到了19世纪末二十年间合计人数的二倍以上。

旧式战争印象的存续

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围绕势力竞争、殖民地争夺或者经济霸权的斗争，一方面促使了与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并行的扩军竞争，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战争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又促使各国增强军备，并且强化了即便要消灭他国也要获得对自己国家安全有利的地位、要确保权利和扩张领土的观念。

1877年到1878年，围绕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的动向，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仅就欧洲范围内来说，从德法直接对决的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以后，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要国家都没有经历过战争。而且，普法战争虽然已经吸收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但由于拿破仑三世被俘，战争在短时期内结束，双方并没有切身体验到近代战争的残酷。这时也有围绕殖民地而发生的战争，但多数战争不仅是以当地反抗势力为对手的局部战争，而且远离欧洲，并没有成为欧洲人的切身体验。

再远一点说，1861年到1865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如此。在很高程度的工业化之后发生的南北战争，开始使用以高性能的毛瑟枪和机关枪为首，包括早期潜水艇等在内的近代兵器。然而，在历时四年的内战当中，士兵的布阵依然沿袭旧式战法，即大量士兵在广阔的战场上组成阵形，拿着武器一齐展开攻击。因此，这导致南北军双方超过六十万人的死亡。

但是，欧洲的军方和政治家们多数没有从这场战争中汲取教训。可以说，他们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正确预测一下工业化真正发展之后的战争到底是怎样的。尽管他们认识到了武器的破坏力增大，但这种认识反而使他们形成一种乐观的、认为这对本国有利的想法，相信那肯定可以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报纸的论调也是如此。当1914年战争真正爆发并不断扩大规模时，有关国家的军方和政治家们依然认为这不过是旧式战争的扩大版而已。

连军方和政治家们都是这样的状态，那么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新出现的真正的战争到底能杀害多少生命、会使社会陷入怎样的悲惨状态是完全超出想象的事情。因为排外性民族主义情绪和时代性的闭塞感，有很多人幻想着一旦发生战争，也许就能改变状况，也许状况就会好转。即使在那些试图颠覆现存体制的革命家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将战争视为变革的契机，期待着它的发生。

一战爆发时，军方和治安当局警惕逃避征兵和反战运动的行为，但各国都出现了即便未被征召也志愿入伍的年轻人。这里肯定有认可保卫战这一战争目的，受爱国情绪、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感召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借去前线从军来摆脱日常生活、摆脱闭塞感的因素也不可否认。开战消息使一部分人的爱国情绪高涨，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特别是恰值农忙期的农民们是在困惑中接受的。无论怎样讲，当时各界普遍对战争抱有幻想，但是正确的战争认识不可思议地缺失。

同盟关系的摸索与阵营的两极化

虽说军方和政治家的战争印象尚未从旧式套路中超脱出来，但不久之后，战争可能爆发的观察却一直在各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即便根据时局变换而时弱时强。在各国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之下，无论是哪个国家都认为仅靠一个国家是不能保障安全的，因此开始摸索各种各样的同盟关系。

在普法战争后，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尖锐对立进一步加大。刚实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首任宰相俾斯麦的带领下，与沙俄、奥匈帝国缔结了“三皇同盟”，采取军事上孤立法国的政策。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衰落下去的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局面演变成了支持斯拉夫各民族并想扩张势力的沙皇帝国，与恐惧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势力崛起的奥匈帝国之间的对立。

这两个帝国间的对立，使德国构想的同盟关系失去了实质意义，所以，德国重新私下与奥匈帝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并将意大利拉拢进来，结成了三国同盟。另一方面，它与沙俄交换了《再保险条约》，修正了孤立假想敌法国这一安全保障战略。但是，1890年威廉二世上台后，撤换了推行这一政策的俾斯麦，采取强硬的“世界政策”，反而威胁到了德国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迅速成为经济大国的德国，开始逐步变成军事大国。

德国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后，沙俄与法国缔结同盟关系，并不断强化二者间的关系。第七章已经提到，这与法国对沙俄的投资有关，但它也是针对急速强国化的德国而结成的明确的军事同盟关系。俾斯麦长期推行的孤立法国政策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就烟消云散了。

威廉二世明确推行强硬的军事姿态和外交姿态，迫使长期与欧洲大陆的国际政治保持距离的英国不得不转变态度。竭力维持和扩大帝国利益的英国长期与法国对立。但是20世纪后，在北非地区，法国承认英国管理埃及，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权益。1904年的《英法协约》意味着帝国之间交易的开始。德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和对摩洛哥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加深了英国的警惕心理。英国坚定了假如德国越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就不惜与之一战的方针。1907年，英国与沙俄缔结《英俄协约》，调整了两国在西亚的利益，提前做好应对德国侵略的准备。英法、英俄的合作关系，加上法俄同盟，合称三国协约，包括三国军事方面在内的同盟关系已经在事实上成立。

这样一来，在欧洲内部形成了两极化格局。英法俄三国协约和德奥意三国同盟是考虑诸多利弊后形成的互相合作或对立的集团。

但实际上，在20世纪初期，这两大军事集团几乎没有具体设想要怎样发动战争。同盟关系并不意味着立即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两极化也并非要发生正面冲突的事态。对三国协约集团来说，共同利益是压制上升的德国。这样的同盟关系无论怎样称为军事同盟，也不过是平时的一种自利策略而已，对于战争真正爆发时如何有效发挥效果来说并无保障。作为现实的事例，我们看一下意大利的状况。

意大利在19世纪80年代初向北非扩张中与法国发生矛盾，因此与德国联手。德国和意大利同为后起的统一国家，并且与法国有矛盾。后来，奥地利也加入其中。但是，对于意大利来说，的里雅斯特一带是长期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未恢复的国土”。在意大利看来，加入同盟将会提供要回国土的机会，但是到一战开始之后，这样的要求也没有实现。1915年5月，一开始观望形势并采取中立政策的意大利，得到了英法两方面关于返还“未恢复的国土”的保证后，向同盟国奥地利宣战。

这里并非想强调意大利脚踩两只船、耍小聪明。事实上，这个鲜活的事例显示无论是哪个当事国都要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如果同盟关系不是基于这样的利益关系，那么它不过是水中幻影而已。保全并尽可能地扩大本国的领土和势力范围，是这次大战的所有当事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914年，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参加了战争，因此容易将“美好时代”中产生的多样化动向都理解成一战的战前史，但是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只是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探索同盟关系而已。

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模糊的可能会爆发战争的感觉，因此不停地摸索同盟关系。同时，他们还强化征兵制和增强军备。但是另一方面，1899年以及1907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邀请下，各国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和平会议，讨论了战时国际法，探索如何避免战争。可见，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有一种战争逼近的感觉。

尖锐对立最深的德国与法国都做了有可能冲突的准备。法国将兵力集中在法德边境地带，即阿尔萨斯、洛林邻近的地区。德国为避免两线作战，制订了首先击败法国的闪电战计划，即施里芬计划。但是谁也没有意料到战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