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



与亚洲政治势力的武力冲突

当初，欧洲各国以参与亚洲贸易的形式开始的与亚洲的关系，大概从18世纪中叶开始渐渐发生了变化，到19世纪后，与欧洲内部进行的工业化以及随之发生的经济社会的变化联动，欧亚关系真正发生了变化。直接的殖民地化或者准殖民地化形式的介入开始了。当然，亚洲各地存在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在政治上保持着强大实力的势力，所以，这种推进并不容易。因此，这时出现了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直接战争，或者与亚洲政治势力间的武力冲突。

1840年到1842年，英国对清朝发动的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事例。英国借口清政府限制鸦片这一毒品贸易，挑起战争并获胜。之后它不仅获得了对被没收的鸦片的高额补偿金，还强迫中国实行包括鸦片贸易自由化在内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在已经用钢板、高性能大炮装备起来的英国战舰面前，中国的帆船战舰不是对手。英国还攫取了香港的统治权，作为战略要地。

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欧洲各国都希望采取直接介入的手段，因此也出现了联合侵略的现象。19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联手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事例之一。一艘叫亚罗号的英国籍小船，因被怀疑有海盗行为，接受清朝水师的临时检查，其间英国称其国旗被侮辱。这么小的一件事成为了英国军事侵略的导火索，而法国军事侵略的借口是1856年法国传教士被清朝官员杀害的事件。

事情的结果明显展现出了这一时期英法为首的欧洲各国的真实意图。无论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基本上都是要求贸易和基督教传教自由化、外国人活动自由化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要求经济活动的自由化，要求中国也要变成欧洲基准下的政治社会。在这个时期，所谓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正是采用字面意义上的军事侵略的形式来推进的。毋庸言说，中国这种情势也对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的政治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英法殖民地帝国的形成

整个19世纪，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建立殖民地帝国的动作以及殖民地的争夺激化。这一争夺的对象不仅是亚洲，还包括新的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在此试着大致整理一下概况。

在殖民地帝国形成上，排在最前头的当属18世纪一直保持优势地位的英国。英国曾以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这时转为直接统治。在镇压了抵抗这一转变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于1877年成立印度帝国，宣布了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皇帝的直接统治体制。英国以印度为据点，在阿富汗一带牵制南扩的俄国，同时，还加强在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发言权。围绕着位于通往印度洋要道的苏伊士运河，英国在1875年从埃及手中收购了运河运营公司的股份，确立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1880年，在军事镇压了阿拉比的起义后，英国已经在事实上将埃及置于殖民统治下。

此外，在南非地区，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确立了开普敦殖民地。之后它发动了对该地北侧毗邻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的战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派遣绝对多数的军人，强化对这一地区的军事管制和殖民统治。在这些由荷兰裔殖民后裔布尔人组成的国家中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钻石矿和金矿。此外，这些活动与在整个19世纪正式开展的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活动、确保东南亚从马来半岛到缅甸的殖民统治权等活动合到一起，日不落帝国恰如文字所述一样，覆盖了整个世界。

追随英国步伐的是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时期以及更为明显的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18世纪，在印度和北非地区败给英国的法国，攫取了在马提尼克和瓜达卢佩等加勒比海岛屿的权益。这些岛屿与19世纪获得的塔希提岛等太平洋岛屿一起，成为现在法国的海外省和海外领土。

法国通过军事征服，将北非地中海沿岸原属伊斯兰势力范围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相继纳入到了殖民统治下。马格里布（Maghreb Arab）三国到20世纪后半期获得独立，但法国从这些地区引进的劳动移民成为遗留至今的移民问题的源头。换句话说，法国19世纪以来推行强行扩张政策所欠下的账，至今仍未还完。法国还在撒哈拉以南的沿海及内陆地区扩大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在亚洲，法国最大的殖民地是中南半岛三国。与在非洲的扩张政策所引起的激烈抵抗一样，在亚洲的军事行动也不容易。法国开始军事征服柬埔寨，接着征服了越南，于1887年组建了印支联邦，即法属印度支那。1893年老挝也被军事征服并被纳入其中。上述事件均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发生的。在殖民地帝国形成问题上，无论是皇权派，还是共和派，都是超越政治立场的殖民推进派。

东南亚殖民地化与瓜分非洲

与英法两国一起，从很早就积极活跃于海外扩张舞台的荷兰，在19世纪中叶从非洲撤出，转向在以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为中心、相当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东南亚一带，加强殖民统治。

曾经的西班牙帝国，在中南美洲各国独立后，只领有古巴和亚洲的菲律宾等几个岛屿，但因为19世纪末与正式开展海外扩张的美国作战失败，不得不将关岛和波多黎各岛转让给美国。尽管还在非洲西岸保持着几个领土，但是西班牙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面貌。曾经的海洋帝国葡萄牙也是同样的下场，但在亚洲依然拥有澳门、也门、果阿等据点。在非洲西岸附近也拥有一些零散的据点，到19世纪后半期，再次开始扩大势力范围。

与19世纪民族国家的构建并行，欧洲各国推行增产兴业政策，另一方面，它们也推行了旨在相互竞争的富国强兵政策。还未等到世纪转换期，英德所谓的“造舰竞争”就拉开帷幕，在整个19世纪，所有国家都推进了前所未有的军备强化计划。刺激起钢铁需求的扩军政策也呼应了促进工业化和培育国内产业的政策。稍晚实现统一的德国和意大利虽说失去先机，但也加入建立殖民地帝国的行列。尤其是德国，通过完成强力的富国强兵政策，成为争夺殖民地风潮的中心国家。

列强瓜分非洲

　1914年

德国试图在非洲西南及中部地区获取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同时，为了避免在介入太平洋岛屿和中国时贻误先机，积极开展在外交上的国际交涉活动。这就是皇帝威廉一世时代推行的所谓的“俾斯麦外交”。俾斯麦为了避免德国被孤立，在欧洲内部推行结盟政策，同时为了不耽误搭乘“瓜分非洲”的快车，要求掌握分割非洲的主导权。但是，与俾斯麦存在矛盾、迫使其隐退的继任皇帝威廉二世提出了“世界政策”，主张用更直接的军事力量介入英法的扩张。到了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的军备竞争、与法国在摩洛哥的对抗，给国际政治增加了新的不安定因素。

意大利也试图将地中海对岸的的黎波里到非洲北部东侧地带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它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一部分地区纳入殖民统治下，但是向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扩张遭到了当地武装的抵抗，最终归于失败。意大利也将扩张的魔掌伸向了东亚，参与到了中国租借地的争夺中。

这样，在欧洲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稳定推进，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很大发展的时代，从同欧洲外部的关系来看，也是欧洲毫不犹豫地推进侵略的时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博爱的帝国主义与责任感

扩大基督教世界，即“收复失地运动”的逻辑，在19世纪欧洲各国扩张过程中并没有消失。但是，在19世纪，天主教会已经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处于能够同世俗国家并行的地位。英国是新教国家，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也明确与天主教对立。即使是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法国，在真正开展建立殖民地帝国活动的第三共和国时期，多数政治家是反天主教的，甚至是新教徒。

在19世纪，能够将扩大基督教世界梦想与欧洲支配世界正当化目标结合在一起的反而是新教。这一观念如果用现代英国历史学家博丹的说法，就是博爱的帝国主义，或者借用在印度出生并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的概括，叫作责任帝国主义。

它其实是一种认为唯有欧洲介入才能救赎非欧洲地区的人们的想法。对于现在依然生活在贫穷、无知、不卫生以及不适合进步状态的社会中的人们来说，通过宣传进步的欧洲制度和法律、学问知识，尤其是最重要的基督教信仰和世界观，就能够拯救他们。这种信念伴随着一种责任感，即那样做是基督徒的使命。

从19世纪前半期出现的博爱帝国主义也与要求杜绝奴隶贸易的人道主张有关。原本上，在大西洋贸易中，通过欧洲商人们积极参与而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给一部分奴隶贸易商人带来了莫大的利益，在英国和法国等国也构成了经济发展基础的资本积累。但是到了18世纪末，针对这种束缚人的自由，将人作为商品买卖的罪恶商业行为，一些地方出现了很大的反对声音。大约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普遍禁止奴隶制，但是在东非和中非地区，奴隶贸易还在吸引着当地的商人，并一直存续。通过要求废止奴隶贸易，欧洲各国政府展现出他们负有应该积极干涉非洲奴隶贸易的人道责任的观念。

利文斯通

　作为传教士在非洲传教并从事医疗活动，倡导废除奴隶贸易

苏格兰传教士利文斯通在日本也很有名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年轻的利文斯通打消了去中国的念头，作为伦敦会的医疗传教士向还没有准确地图的非洲腹地进发。他的任务是一边给当地人治疗疾病一边宣传基督教，以及劝诫停止奴隶贸易而改为与英国贸易。除了发表根据自身在非洲的长久经历写成的《传教旅行记》（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外，他还出版了地理学探查报告书《赞比西河探险记》（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Zambesi and its Tributaries）。

这种具有博爱性、人道性和科学意图的传教活动，以及种种报告书，是如何与欧洲人帝国意识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呢？对此我们还难以正确把握。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些善意的活动几乎不考虑当地人们的思想和意图，只是强加给他们欧洲标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见解在欧洲争夺“瓜分非洲”支配权上，至少从结果来看，是为虎作伥的。

像地理学勘察那种本意是纯粹的学术调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于此前外部人员完全未知的土地，这种调查给人们带来正确的知识。但是，它同时也给统治、殖民被调查地区的军事行动带来便利。例如法国的地理学协会，一开始建立时并非与建立殖民地帝国的意图联系在一起，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期，这个协会组织和支持的调查探险明显与扩大法兰西帝国结合在一起。英德等国也是这样。

文明化的逻辑与殖民地

到19世纪后半期以后，博爱的帝国主义尽管没有了基督教要素，但是另一种观念进一步扩大，即文明化成熟的历史发达地区欧洲，具有向落后的非欧洲地区传播文明的使命，换句话说，欧洲具有文明开化的责任。这是多么自信啊！19世纪欧洲社会取得的科学技术进步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变迁的确令人吃惊。这些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信吧。

正如在非洲的传教活动将医疗行为视为目的之一一样，人们认为医学在实现欧洲内部卫生化目标的同时，也应该在外部世界发挥作用。相比于轻易被当地人接受，来自欧洲的工作反而不少是被当地居民忽视，或者有意无意地抵抗。欧洲化或者近代化并没能简单地推进。

对此，还出现了其他的观点，即不接受文明的他们原本就是劣等的民族，因而优秀的欧洲文明统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这么做最终是为了他们。19世纪中叶的法国政治思想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等名著的托克维尔正是依据这个理论，论证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正当性。1862年，对民族有切实思考的学者勒南在法兰西公学院面向市民的演讲中，批评伊斯兰教狂热、蔑视科学、压制公民社会，攻击漠视所有细致思考和合理研究的“令人吃惊的闪米特精神的愚昧”，表示“未来与欧洲同在”！

第六章已经提到，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但是到了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认为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念。这种社会进化论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也是通过适者生存的淘汰来发展，劣等民族的命运就是灭亡。达尔文并不坏，坏的是擅自将进化论扩大化的伪科学家。那样的论调进一步演化，就会变成创造一个只有优秀人种生存的更好的世界、劣等民族最好被除掉的极端粗暴言论。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披着优生学的外衣于19世纪末登场。这样一来，欧洲建立殖民地帝国等行为也就理所当然，甚至都没有寻找正当理由的必要了。

为了防止误解，这里必须强调一句。这种粗鲁的言论并没有被当时的多数人接受。当时也出现了对“欧洲近代”根本性的疑义，以及对其的批判性思考。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民，知识分子也好，民众也好，政治家也好，实业家也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站在文明的前沿，扩大这样的文明是理所当然的使命。即使是批判各国为获取殖民地而采取军事行动的社会主义者，虽然批判作为士兵的本国劳动群众的牺牲，但也不会去关注受到侵略、被殖民地化的当地人。

利害第一的经济帝国主义

欧洲人能够整体具有文明化责任这一观念，背后也有压倒性的物质上的领先。不过，殖民地经营对本国来说是否经济合算、结果是否亏损，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意见不一。因为选择哪些因素、思考到何种层次、如何思考首先就是问题。本来，在欧洲各国追求殖民地帝国主义是否将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点上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很多时候，经济考虑肯定发挥了作用。非要说的话，就是经济帝国主义。

前文已述，英国在南非的军事压制和强化统治，目的在于获取黄金和钻石。这就是资源问题。对印度和埃及的统治也与棉花生产联系在一起。工业化发展中需要所有的资源，这一点过去与现在一样，但当时甚至是使用军事手段露骨地攫取。英国不仅将殖民地直接置于统治之下以调配资源，也通过提供资本而将其纳入统治之下。因为不直接进行军事控制、政治统治，这种方式也被称为“非正式帝国主义”，但是对于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来说，必须以进步的技术和巨额的资金为前提。

同时，正如经常所说的那样，我们也不能忽视由于工业化的推进，欧洲各国追求商品销售市场的热潮。可以说，拉丁美洲和中国作为具有极大可能性的商品市场，备受瞩目。此外，随着经济规模的急速扩大，各国也将目光转向国外、转向欧洲以外，寻找剩余资本的投资地点。特别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投资规模日趋扩大。作为殖民地扩大的好处，一些政治家明确提出保障这些投资地。法兰西共和国时期的领袖、推进初等教育法的茹费理正是鲜明的例子。

进行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其中，在向欧洲内外投资方面，英国领先于其他国家。从1870年开始到20世纪初，英国一国的投资额就占世界各国国外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接下来我们根据1913年英国在各投资地的投资数额，看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在哪里投资最多。

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换期，英国在工业生产领域被美国赶超，在进出口收支平衡上也持续出现了大幅贸易赤字。除煤炭以外，其他资源也出现不足。尽管如此，英国依然占据世界经济中心、英镑继续作为基本货币，就是依靠从对外资本输出、海运以及国际保险业等领域获得的大额利益。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一直是世界经济中心。

全球经济的发展自然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是不能与政治分开而独自发展的。关于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已经在上文有所涉及。这条重要的运河原本是埃及在法国的技术援助下建设的，但是因为缺乏运营资金，埃及只好将经营权卖给英国。

英国的海外长期投资额与投资地

　（1913年，单位：百万英镑）

安德鲁·波特（Andrew N. Porter），《帝国主义》（福井宪彦译，岩波书店）

当然，这与英国统治埃及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后，到了20世纪中叶，强烈主张恢复民族国家的埃及宣布将运河收归国营，从而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法国大量购买俄国国债，从而带来了19世纪末法俄同盟关系的强化。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和帝国时期的俄国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完全不同，但是，那完全不构成问题，两者经济联系的强化与军事同盟关系的强化互为表里。

躲避国内对立的社会帝国主义

可以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利害对立和利害关系调整，使包括国民化的大众在内的多数国民对本国的利益变得敏感。在国外与他国的对立和抗争或者本国的成功，有效地转移了国民视线，使他们忽略国内各种各样的对立，例如对外政策上的农业和工业的利弊对立、劳资对立或者多样的社会问题，等等。

比如德国。虽然由于在国外的经济扩张和夺取殖民地，与英国等存在着激烈的对立，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拥有新的海军力量的话就能够解决困难。为此，国家就必须避免内部的混乱，停止国内一切对立。劳动大众的利益同民族国家的利益在统一框架内，在世界舞台上战胜其他欧洲国家就是为了全体国民。正如现代德国历史学家沃勒（Stefan Wolle）所解释的那样，学界对这样的政治方针有诸多讨论，比如：它是否真的是俾斯麦自己的观点？是否出现过因严峻的对外抗争成为共识而国内纷争一时停止的状况？

但是，或多或少地可以说，19世纪末的欧洲各国国民对本国经济和军队在海外世界的发展和动向极为敏感。包括大众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解决构建殖民地帝国上的诸问题正是最符合国民利益的事情，并同意优先在国外的竞争，将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问题放在第二位。现代历史学将这种状态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将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的电缆结成电信网，将世界各地的消息快速高频地传送到欧洲各国。大众报纸在将消息传递给普通国民这一点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如果仅仅将此理解为信息量的扩大则不正确。我们反而可以认为，这种变化煽动威胁感、优越感和竞争心，煽动只将自身利益绝对化的爱国主义或者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完全不含自省观点的爱国主义，无条件地支持了殖民地帝国的形成。

此外，将视线从内部的对立和问题转移到外部的问题，转变成无反省意识的爱国主义，不仅被排外性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们接受，也被劳动大众接受。当然，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状况不同，社会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9世纪末，劳动大众普遍认识到或感觉到个人的福利完全取决于帝国的发展。大众国民化，换句话说，国民的一体化也得以推进。

帝国主义并不是金融资本活动的结果，也不是以发财为目的的投机行为的结果，也不是军事至上的军队以及政治家的地缘政治学的判断使然，或者说不单单因为上述那些单个原因，而是一种将出于善意想承担文明化使命的市民阶级，以及当时殷切期望解决问题的劳动大众都牵连进来的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无论哪个国家，大多数国民都毫不怀疑地支持了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