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农村世界的持续与变迁

存在差距的东西欧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工业化的开展，经济结构向产业经济转换的欧洲将各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并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因此可以肯定地称19世纪为“欧洲的世纪”。但是，虽说同属欧洲世界，各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并不是同一步伐。这种情况也已经在上文中有所涉及。

工业化在社会空间上带来的决定性变化是城市化现象，这也已经在上一章中提到。但是能否认为欧洲自19世纪以后普遍进入城市社会、18世纪居支配地位的农业社会以及支撑农业社会的农村人口所传承的生活方式完全消失呢？当然不可以。此外，很早就开展工业化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掌握主导权的西北欧，与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只能处于半边缘位置的东欧相比，历史样貌也有着极大的不同。

本书开头部分已经提过，现在欧洲各国的农村风景也非常美丽。确实，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今天，欧洲各地的农村以及农业也存在着不少日益深刻的问题。价格竞争日趋激烈，食品安全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无论是慢食运动，还是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欧洲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并非流行的，而是历史经验与实质相结合的动向。

上文已经说过，从18世纪开始，以英国等西北欧为先导，欧洲出现了所谓农业革命的巨大变化。进入19世纪后，这种变化随着农业机器的导入、肥料和饲料的改良，尤其是化学肥料的使用等新科学技术的进步，范围和速度都得到增强。由于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西欧在19世纪中叶的“马铃薯饥荒”以后，除了因战争产生的危机以外，已经远离了粮食危机。同时，由于发达的铁路网等大规模运输手段的建设，农产品的流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样一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自身变化的速度也加快了。

极其简略地概括，西欧的农业状况就大致如上，但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东欧，情形就非常不同了。

18世纪，西北欧开始大规模地推进资本主义农业之时，东欧地区却以强化农奴制劳动的形式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所谓的“农奴制劳动”，是指处于领主及地主支配之下的农民首先被禁止移居，然后陷于各种各样的强迫和约束等不自由的状态，最终不得不以完成赋役的形式从事生产劳动。通过这种农奴制劳动大量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被出口到工业化发展的西方，填饱了当地地主贵族的私囊。不过，即便同样都是东欧国家，像普鲁士东部和波兰这些地区，与俄国相比，农民们的农奴制状态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各地情形并非那么简单一致。但是相同之处是，进入18世纪以后，在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中，东欧作为谷物出口地区，处于远离核心地区的外缘位置。

虽然由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沙俄叶卡捷琳娜自上而下推行的近代化道路最终没能成功，但那却是希望摆脱这种位置的尝试。这已经在第三章中有所介绍。奥地利玛丽娅·特蕾莎女王的长子、开明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在1781年也颁布解放农奴的法令。农民的人格自由得到了承认，也被赋予了移居的自由。但是农民若想从赋役劳动中获得解放，就必须通过金钱赎买，因此，这个政策的实效性很小。在约瑟夫死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局面只能倒退。

在沙俄，解放农奴法令终于在1861年由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签署颁布。这里也是一样，虽然给予了农奴人格自由，但土地的获得还必须用金钱来交换。如果没有赎买土地的资金，就不可能成为农民。因此，这一法令并不能导致马上开展近代农业经营和形成西欧式的自由劳动市场。尽管如此，这对19世纪末沙俄产业资本主义发展来说，算是准备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农村衰退了吗？

关于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并行推进这一点，已经在上文中几次谈及。那么，农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是怎样变化的呢？大致情况用下表来说明吧！在很早就进行工业化，以及农业大规模化经营的英国，农业人口比例的减少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19世纪初，农业人口还占有大约一半的比例，但是在20世纪开头，已经锐减到不到一成。

农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

　（单位：%）

在与英国竞争霸权的法国，农业人口占劳动人口不到一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战后复兴期向成长期迈进的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将此认定为“农民的终结”，视之为一种问题。如果这样来看，无论怎样，英国的超前状态十分明显。但是，在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增产兴业的德国，比较19世纪初与20世纪初的数字，也能够看到农业人口比率急速减少的状况，并且在19世纪末以后减少速度更快。

实际上，在19世纪的欧洲，农业人口占劳动人口比例的减少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但是有几点值得注意。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与经济结构的转换相关，这个时代的欧洲，总人口急速增长。因此在大约19世纪中叶以前，农业人口比例的减少，绝不意味着绝对数的减少。大体来说，绝对数上开始明显减少的分水岭是在伴随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而发生农业危机的时期。

从社会职业构成上看，19世纪的欧洲开始向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占比高，农业占比小的现代型社会转变。但是，农业人口的比例和绝对数开始减少，并不意味着社会马上轻视农业生产。因为在相邻国家展开白热化竞争的过程中，确保粮食供应自然是基本课题。

正如革新法国历史学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勒鲁瓦·拉迪里（Le Roy Ladurie）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恍惚中所认为的极古老传统的农村文化特征，实际上能回溯到19世纪、最多回溯到18世纪前的东西很少。例如，各地独特的“民俗服装”、特殊样式的家具或者地方饮食等等。这些都与农村自身经济富裕程度的扩大、同市场经济兴盛相连的社会地位的变化难解难分。根据拉迪里的研究，至少在法国，“农村文明的鼎盛期”与19世纪中期法国农村人口最多时期重合在一起。

确实，呈现出变化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机械化等原因，农村自身也不断发生很大变化。不仅如此。农村青年男子由于服兵役，体验了与成长地完全不同的世界，从而察觉到故乡的魅力。在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制度的普及开始给农村带来了少子化的趋势。这也许是为了防止由于分割继承而导致土地经营的细分化，或者是父母希望孩子能够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愿望。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他们希望尽可能地给孩子提供更多的照顾。

因学校教育和参与国家政治选举，以及与各种各样的行政和税制的关系，农村人突破地方生活局限、参加大区域或者全国性组织的机会增加。通过报纸和新闻报道等渠道，他们接触城市信息的机会增加。依靠铁路网的发展，人们很容易获得城市生活体验。这一切都开始给农村地区的生活和文化带来极大的变化。

国家和地域不同，其程度上或许有差异，但这种均质化或均一化的压力波及所有地区。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许多地方，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以农村为根据地依然延续。

成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农村习俗

“民俗学”（folklore）这一概念在今天是人们比较熟知的东西吧。在激烈变动的现代，也有一些能勾起人们乡愁的东西。这个词语最初出现在1846年英国的杂志上，是考古学者托马斯（W. J. Thomas）以笔名发表的。Folk一词如“民间舞蹈”（folk dance）和“民歌”（folk song）所见，具有“民间”的意味。Lore则有“学问”的意思，因而，人们使用folklore时，就有“民间的知识”，即传承民俗世界的智慧，以及“关于民间的学问”，即民俗研究这两层意思。

这个在19世纪中叶被造出来的新词，在各国语言都被用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以德语“Volkskunde”为首的“folclore”“folklore”等叫法。包括英国在内，这个概念普及的过程是与各国广泛开展以农村的文化生活、信仰、年时节气等为主要调查对象的民俗调查同时的。时间段是19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些调查研究的一个特征是，它往往是由各地的医生、教师、文学家或者爱好者等民间研究者进行。在这个方言很普遍的时代，如果不熟知当地的风土民情，或者没有一位地方通，调查想必难以进行。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调查研究所关心的事项，从近代的观点看，或者说从城市观点来看，就会发现他们一般是将珍稀的东西、从民族角度被疏远了的东西，或者幻想的民族文化的远古历史起源的习俗习惯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调查结果中有很多曾经生活方式的珍贵记录，但是在参考时也需要注意。不过，如果再换个观点来看，这些有关各国的庞大调查记录得以留存本身就显示了当时各地延续的特色文化生活场景。

关于这些文化生活，本书没有详细讲述的篇幅。但大致来看可以理解为，无论是一生，还是一年的生活节奏，个人都不是根据自由的喜好任性而为，而是继承地域和职业类别的某种约束，在框架之内生活。

社会上也存在伴随每天太阳的运动和季节变化的节奏，与自然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实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感觉和意识世界。已经熟知近代医学的医生、民俗研究者，发现了农村的民间医疗习惯和卫生观念中一直具有神秘巫术的独特特征。这并不仅限于医疗上，在划分一年各个时期的祭礼、婚丧嫁娶的仪式上也同样如此。例如，天主教的农村地区，一般在极早的时候就给新生儿举行了洗礼仪式。极端的情况下，出生数日内就会被带到父母所属的教区接受洗礼。对新生儿来说，这种在尚处危险时期时就进行的洗礼，已经被医生们以他者的目光批评。但民俗学家报告说，在那些重视传承，很早给新生儿洗礼的农民看来，早点接受洗礼就能够早点被纳入到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共同体，医疗、习惯有必要让位于获得教名才获得社会性诞生的观念。因为没有接受洗礼就夭折的话，这个孩子就不被认可为正式的基督徒，灵魂就得不到救赎，造成灵魂彷徨不得安息的危险。

正如这种事例所证明的那样，在19世纪被传承下来的行动理念与近代化的观念间产生了多样化的碰撞。到了初等教育义务化的19世纪末，儿童六岁入学，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接受教育。在传统时代，一般孩子们从这个年纪开始，一边在家庭和地域当中传习农业和家务，一边熟悉大人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节奏被置于必然发生极大变化的环境当中，而决定性的分歧点就是19世纪后半期。在变化开始中，主要由农村担负的地域文化的独自性，特别是用与标准语有别的方言表现的文学，得到了扎根于各个地区的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在世纪转换期，例如像在大英帝国内使用凯尔特语的爱尔兰，明确开展了具有民族复兴意味的文学运动和语言复兴运动。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米斯特拉尔领导的“普罗旺斯诗人学会”（le Félibrige），推动使用与法语完全不同的普罗旺斯语进行文学创作等普罗旺斯文化保护运动。同时，在过去使用与法语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布列塔尼地区，也很早就兴起了独自评价文学的运动。

这些地区的文化保护运动，或者叫复权运动，因为强调历史的独特性且依据于此，所以被认为具有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堡垒的一面，以及具有在不久的20世纪后半期蓬勃发展的地区主义主张和运动先驱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