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教义



罗马帝国西部陷落后，一些保守异教徒认为基督教是灾难元凶。为此，希波的奥古斯丁写了一本名为《上帝之城》的书予以回击。这本书用拉丁语写成，从《旧约》和《新约》出发诠释教会历史观。奥古斯丁洞察人类在俗世的生活经历，认为410年蛮族袭击罗马微不足道，与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无法相提并论。在亚伯拉罕和摩西时代，上帝已将该计划昭示。是基督又将这一计划大白于天下，并将于再临时完全实施。到那时，上帝将按原计划让这一大戏收场。与此同时，世界分成两部分，或者按奥古斯丁的说法，分成两个城市——上帝之城或天城，以及地上之城。

教会连接着这两个城市。借教会之力，人们有望回避俗世之恶，进入天堂荣光。上帝正是通过教会向有罪的人类施予恩宠。奥古斯丁的这种阐释比早期基督徒更进一步，给教会赋予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早期基督徒热切期冀的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在奥古斯丁这里变成了末日时上帝的选择。但在现世，以及无限远的未来，上帝建立教会让自己挑选的灵魂得到训导，获得拯救，进入永恒家园——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对于人类状况的预见塑造了后世拉丁基督教。他对教会的看法，对罪恶和救赎的见解，对《圣经》篇章的阐释都在后世神学讨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另外，我们对时间这一现实基本维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去世后，神学热议渐渐停止。451年，希腊人举行迦克墩大公会议，永久性界定了正教教义，并接受教皇利奥一世制订的信经。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拉丁基督徒和希腊基督徒在教义上达成了一致。迦克墩大公会议后，埃及的科普特人和叙利亚基督徒各自制订信经，与希腊人形成对立意见。从此，基督教分为几大教派，各有官方信经，如发生争议，则由各教会自裁。

610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基督教面临新挑战。为应对挑战，基督教做出了不少改变，与早期教义相去甚远。人们仍对基督再临抱有热望，但日常祈祷、仪式和管理常规变得愈发重要，在每日宗教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不满意这些常规活动的基督徒成立了特别的修道团体。这些团体最初由公元250年后涌入埃及和叙利亚沙漠的隐士和苦修者松散组合而成。后来，出现了更加严密的修道组织。以下两个影响最大，分别是圣巴西流（330年—379年）管理的希腊修道院，以及公元529年由努西亚的圣本笃在拉丁世界创立的修道院。

蛮族入侵的影响

大乘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人们对来世生活抱有更大期望，对现世生活兴趣减弱，这并不奇怪。当时，大多数老百姓都感觉日常生活不舒心、不舒适。原因之一是，一波又一波蛮族入侵，给文明世界造成了破坏。即便这些侵略者没能占领土地，仍将文明社会的防御力量拉到了极限。而这意味着，税赋将会增加。

如果我们去审视一下欧亚大陆上所有文明国家面临的军事问题，就会发现在这一片土地上，西至罗马帝国，东到中华帝国，一个共同因素立即显现。那就是，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自己，不受草原劫掠队伍的侵袭。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游牧骑兵弓箭手先是自西向东占领了草原地区。对他们来说，突袭和贸易都是重要的生计来源。如果突袭文明民族得来的东西不能完全满足己方所需，他们便找到安全地点，将多余的东西换成所需物品。这种交换方式是游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100年后，长途商队穿梭于欧亚之间。游牧人也组成商队，从事牲畜贸易，欧亚文明自此连接。

虽然和平贸易显著增多、愈发重要，但突袭更具吸引力。因为对于蛮族来说，最快的致富途径就是抢牛抢羊，能抢到牛羊的人备受钦佩。简单来说，打仗战斗就是游牧人的生活和死亡之要。弓箭是他们的武器，天然草原上生长的骁勇战马就是他们的坐骑。相比行进缓慢的步兵来说，速度和奇袭是他们的巨大优势。但他们无法攻破设防城镇，对旷日持久的围城战更是力有不逮。原因很简单，在一地待上几周后，马匹粮草不足，只能四下寻找，好让坐骑膘肥体壮。

受蛮族突袭的村庄农田损失惨重。城市居民靠周边农村供给粮食，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因此，从欧亚草原被蛮族骑兵部落占领之日起，如何避免遭受游牧人突袭就成为定居农业人口的关键问题。

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种对峙在早期产生的一些影响。公元前605年，草原骑兵首次大规模突袭欧亚大陆，亚述帝国覆亡。近四百年后，即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也是草原战争对文明社会产生影响的又一实例。秦军在长期边境冲突中借鉴了游牧人的骑兵作战方式，磨炼了作战技巧，因此统一了中国。

欧亚草原被游牧武士全面占据后不久，草原地区发生的大事件直接波及整个大陆。如果一群人被相邻部落赶出传统牧场，他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饿死，要么效仿此道，赶走别的部落，占地为家。比如，公元前200年左右，匈奴与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中强势结盟，把原先居住在中国边境上的其他民族赶走。战败的游牧人沿草原西逃。其中一支后来建立了贵霜帝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几乎在同一时间，帕提亚部落离开欧亚草原中心地带，占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

几代人之后，萨尔马希亚人侵入俄罗斯南部、多瑙河下游，最终抵达匈牙利。公元150年后不久，他们在匈牙利与罗马军队短兵相接，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从中国边境向西传导至中东和欧洲。

文明社会的对抗措施

但在公历纪元开始前不久，文明民族改进了作战方式，能够远距离制御游牧人突袭，保证农村安全，确保农耕不受侵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于公元前247年至公元224年间控制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发现，冬季天然草料稀缺时，可用苜蓿和干草喂马。这样饲养出来的马匹体型更大，体格更健壮，不仅能驮动沉重的铠甲，还能另外承受住穿铠甲的骑手的体重。有马充当坐骑，又有坚实铠甲相护，就能轻松挡住突袭者射来的箭镞，击溃游牧人进攻。与此同时，技艺娴熟的弓箭手骑在膘肥体壮的战马上可以截住一大部分没有铠甲防护的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一群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骑兵能守住任一地点，抵挡采用击跑配合战术的草原兵。但这种武装不能对游牧敌军采用战略攻势，原因是，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体型大的马匹在开阔草原上找不到足够吃的草料。

新式重装骑兵的一大问题是军费从何而来。培养一名箭法准、御马自如的骑兵需要数年时间。骑手必须在脱缰控制马匹的同时，向目标射箭。此外，饲料和战马护具也耗资不少。帕提亚人的解决方法是，让骑兵分散至各村庄，自主向当地农民收租。这种办法的优势在于，能把精兵锐卒留在身边，方便随时调遣。劣势在于，不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控制。国王要用兵时，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服从调遣。

中国封建王朝永远不愿采用帕提亚式的地方防卫办法。因饲养战马代价不菲，中国人转而雇佣能像匈奴那样骑战的轻装骑兵对抗匈奴。或者，给匈奴送礼纳贡，保证他们秋毫无犯。罗马人也拒绝采用帕提亚方法，所以在面对下一波蛮族突袭时战备严重不足。374年，匈人从东而来，攻取俄罗斯南部，征服了刚立住脚跟的东哥特人，欧亚大陆大为惊恐。

第二年，西哥特人先于匈人逃入罗马，并和罗马官吏发生争执。罗马帝国派军镇压，被西哥特人击败。378年，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罗马皇帝瓦伦斯战死。自此，西哥特人再未被逐出罗马土地。他们在洗劫巴尔干半岛后，进军意大利，于410年攻陷罗马，随后侵入西班牙。其他日耳曼部落从匈人强攻下逃脱后，紧随西哥特人脚步进入罗马。与此同时，匈人在匈牙利建立根据地，年复一年掳掠罗马腹地。

中国复苏

但事实上，因萨珊王朝将前哨设在草原边境线中间，游牧人对文明民族的骚扰在东西两向上走入两个极端。比如，东向的中国长期遭受蛮族突袭，汉朝风雨飘摇，最终于220年覆亡。在接下来的三个半世纪里，中国四分五裂，小国林立，多数受蛮族侵略者统治。也正是在此时，佛教在中国深入传播。589年，隋朝再次统一中国，大行军事扩展，北取朝鲜，南入越南。

隋朝开辟贯通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两大河流域之间的廉价便利运输。长江流域的大米和其他商品可由任何通航地段运入远在北方的都城洛阳。皇家可支配收入翻了一番。大运河开通前，中国皇帝只能在黄河流域收取赋税，养兵卫都，防御北方游牧人。运河投入使用后，广阔的长江流域产出的剩余产品能够运到北方，用作同一目的，皇权因此大为巩固，长江地区快速发展，中国财富和人口中心南移。

中国再次统一持续的时间很长，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篇章。只要中国庞大的资源为一人所调遣，就不难把游牧人控制在安全距离。这期间，另一个草原同盟柔然族强势崛起，中国仍安然无患。被柔然族挫败的游牧人向西迁入欧洲草原。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这一新迁徙突破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边境，改变了欧洲的语言地图，产生了深远影响。

拜占庭的出现

在中国发生这些大侵略事件时，欧洲也经历了蛮族入侵、国力复苏的相似循环。375年匈人和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西部沦陷。但453年，匈人的伟大领袖阿提拉去世，匈人联盟瓦解。此后，逃亡迁徙步伐减慢。日耳曼部落首领，或称日耳曼王在原来的罗马大地上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权。这些国家中，以北非的汪达尔-阿兰王国、西班牙和南高卢的西哥特王国，以及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国力最强。

随着来自草原边境压力的减弱，罗马帝国东部政权复苏。在查士丁尼大帝的统治下，罗马帝国采取系统性举措，收复西部行省。查士丁尼击败汪达尔-阿兰王国，收复北非；赶走东哥特人，收复意大利；又从西哥特人手中赢得西班牙部分控制权。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取胜的原因是，综合运用海上力量和重装骑兵，按萨珊模式装备军队，训练士兵，但此项经费从帝国财政支出，不采纳波斯土地养兵办法。

只有在偏远的大不列颠岛，以及罗马帝国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地区，日耳曼军队才所向无敌。从420年起，北海海岸的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入侵大不列颠岛，逐渐将凯尔特人和拉丁语原住民赶出去。与之类似，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沿线，西部的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勃艮第人，以及多瑙河上游的日耳曼其他农民部落将覆盖在这一地区的广阔森林稳步拓展成定居区。

在查士丁尼统治末年，罗马帝国似乎在地中海地区再次实现统一。从表面上看来，这次复苏与随后的隋朝统一中国情况相似，但实际上有重大不同。大运河开通后，隋朝收入增加，政权稳固。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相反，北方边境草原蛮族再次来犯，拜占庭政权军力物力不足，无法御敌。因此，在查士丁尼统治末年，以及其死后半个世纪里，蛮族再次迁入，如滚滚雪崩，势不可挡。

迁徙运动背后的推力是草原新民族阿瓦尔人。跟此前匈人一样，他们也把根据地设在匈牙利草原上，以此为基四处劫掠。日耳曼部落伦巴第人（意为“长胡子”）被阿瓦尔人击败后侵入意大利。拜占庭军队虽能攻克东哥特人，但与伦巴第人相比人数太少，无力还击。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部落依仗众多人口向南渗入。再向西去，法兰克人和邻近日耳曼人继续侵入拉丁语原住民定居区。而在英吉利海峡另一面，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些迁徙运动永久改变了欧洲的语言地图。西面的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东面的斯拉夫人占有土地，务农为生。在这些迁居中产生的语言边界一直沿用至今，几乎未变。

拜占庭帝国无力还击北方蛮族的原因之一是，其东部边境也有敌患。萨珊王朝的重装骑兵既能有效防御游牧人侵袭，也能攻取拜占庭。总体来说，拜占庭步兵人数太少，无力迎敌。另外，拜占庭一直把持海上控制权，为的是让皇帝调船从侧翼包抄小亚细亚方面力量，保证都城君士坦丁堡安全。

634年，就在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结束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之际，一支新革命力量在中东兴起。同年，南部沙漠的阿拉伯人团结在新宗教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向国力疲弱的拜占庭和萨珊两帝国发起进攻。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将拜占庭最富庶的行省纳入囊中，并彻底摧毁了萨珊王朝。自此，阿拉伯人开启了世界历史新时期，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审视。

文明世界外围

三大新世界宗教的兴起，以及上述所有的突袭、侵略和迁徙所产生的总体效应是，文明疆域和蛮族疆土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匈奴和柔然在强盛时期曾享受中国进贡的丰厚物品。显然，他们中至少有上层人士已经深谙中国品味和生活方式。对于侵入罗马的日耳曼人也是如此。提倡古典异教文化的地主阶层遭到破坏，罗马文明变得粗俗，更有利于蛮族进行改造。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很快对流行在罗马臣民之间的文化了如指掌。但事实是，这些日耳曼部落所接受的基督教形式被拉丁基督徒视为异端，统治者和臣民由此区别开来。

居住在罗马旧边境以外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生活在农村，举止粗暴，尚武好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对希腊和罗马的基督教文明了无兴趣。但在遥远的爱尔兰，威尔士人圣帕特里克于430年（一说432年）将基督教传到这里。爱尔兰人很快认同了基督教，觉得这一宗教比当地原有的德鲁伊特教要好。该教教义部分源自古老的巨石宗教。爱尔兰的基督修道院很可能受到了德鲁伊特教的影响。根据传统，每一代德鲁伊特都要背诵长篇经文，以便胜任神圣仪式。因此，爱尔兰修道士特别热衷学习的习惯可能就是异教习俗的一种体现。在原有良好习惯的熏陶下，到公元600年，爱尔兰修道士在基督教义学习方面远超英格兰和西欧各地基督徒。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南部出现了新文明，或者说新文明的雏形已经形成。比如，在西非，第一个有组织的政权加纳王国成立，时间可追溯到公元300年。在那里，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引进作物种植的农民已经能够生产余粮，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另外，他们也从横跨撒哈拉沙漠、连接加纳和罗马北非属地的商队贸易中获取利润。因为古非洲帝国没有文字传世，我们对加纳的宫廷生活和高雅文化了解甚少。

在非洲东部，阿比西尼亚王国声名显著，并曾在短时间里，越过亚丁湾，将势力拓展到阿拉伯半岛。阿比西尼亚的财富大部分源于红海贸易征税。因税费太高，往来阿拉伯半岛的商队转而开展陆上贸易。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由此衰落。但自此之后，阿拉伯商队贸易从穆罕默德的诞生地——麦加城兴盛发展，部分抵消了海上贸易不振带来的冲击。

在亚洲，新的边境政权和地区达到了一定的组织水平，可被称为文明。从公历纪元开始，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诸王国借鉴了印度的宫廷文化，呈现出佛教和印度教两种形式。商业贸易、弘法讲经、和平渗入成就了印度扩张。战争暴力作用甚微。公元200年至600年间，克什米尔等山区也被纳入印度文化圈。

在这几个世纪里，中国将朝鲜和日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公元600年左右，中国向已经接触过印度文化的地区渗透。这一区域面积广阔，南到越南，北至中亚。两大亚洲文明影响地区的扩张，填补了原来横亘在该地区之间的地理空隙。在东南亚，还有一些荒野地区未被纳入。在这些地方，人们依然和祖辈一样，世世代代过着捕猎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但在沿河交通便利地带，更高级文明的影响清晰可见。

往南去，还没有迹象显示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对文明世界的变化有何反应。但在刚果雨林，人们发现从印度尼西亚引入的作物适应了当地环境，整个中非的农业社会由此发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种植类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非洲传播的，但在非洲大陆确立下来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300年。

让我们越过大洋看看美洲的情况。公元200年至600年间，那里已有文明蓬勃发展。主要中心之一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附近地区。玛雅人在这里精工建造了一系列崇拜中心，并创造了一种文字。对这种文字的研究刚开始不久，现代学者从中了解到，玛雅人为保证玉米和其他作物高产，在沼泽地上垒土筑田。每一个玛雅中心都由当地身兼祭司和武士之职的统治者管理。他们彰显权力的办法是，举办公共仪式，屠杀败敌，同时弄伤自己，大量放血。玛雅人还制作了精巧详尽的历法，并在石头纪念碑上刻上日期。所以，相关专家能精确说出最早的玛雅纪念碑的制作时间是在公元328年4月9日。

300年后，玛雅文明达到最高发展水平，从其雕工的精致典雅、金字塔形庙宇和纪念建筑的规模上可见一斑。那时，相似的崇拜中心也在墨西哥中央谷北部出现。后来，阿兹特克人在该区域建立政权。二者艺术上的相似性表明，位于中央谷的早期文明中心与玛雅人宗教思想一致。但因为美洲印第安人流传下来的可读文字不多，确切信息目前尚不可得。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秘鲁。公元600年前后，独立的文明风格在这里形成。秘鲁的纪念性建筑物和复杂社会的其他痕迹是在两种迥然相异的环境下发现的。一方面，安第斯山上雨水灌溉的土地出产本地特有的土豆和其他作物，养活了大量人口。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和古埃及人一样，最终学会了动员大部分劳动力把粮食堆到仓库，再奖励给农闲时听从调遣、在各种公共工程上出力的人。

但另一方面，在秘鲁近海地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成型。安第斯山上的溪流一泻而下，流过滴雨不降的沙漠，汇入太平洋。跟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秘鲁低地农业也靠灌溉维持，需要建立像旧世界大河流域文明一样的政治组织，以便协调人力，兴建维护堤坝沟渠。但因为秘鲁没有文字流传后世，现代学者就无法弄清这样一个有纪念建筑留存的复杂社会有着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也无法确切知道有几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既相互斗争，又协作配合，最终创造了这些建筑。另外，考古学家对建造时间以及秘鲁与墨西哥能工巧匠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都还有争议。玉米在秘鲁和墨西哥都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但首先在墨西哥栽培繁育。这一事实表明，北美和南美肯定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否是这种联系激发了秘鲁人向文明进军，我们还不得而知。

总体来说，美洲发展出具备文明技艺和复杂性的社会比中东晚了3000多年，且从未赶上中东水平。因此，1492年大洋两岸开展经常性交流往来之后，美洲印第安人处于绝对劣势。尽管如此，美洲出现的几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风格，以及文明社会沿欧亚四大文明边缘拓展的过程表明，在地球上大部分区域，狩猎采集的简单社会和勉强糊口的农人数量越来越少，而形态更复杂、技艺更精湛的社会不断开拓疆域，至少在旧世界是这种情况。这些社会相互借鉴学习，使得文明区域越来越广。

公元前100年后的几百年里，蛮族入侵加剧，地中海世界和中国、印度连接起来的商业纽带趋于断裂。每一种文明更倾向于自谋出路。我们已经了解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间，各大文明交流广泛，迁居频繁，思想激荡。但在此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退缩自守和相对隔离成为主流趋势。632年后，对立宗教之间互不相容，冲突不断，再次加深了这一趋势，欧亚历史下一篇章呈现出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