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古典希腊社会和文化

雅典社会

雅典成为帝国城邦后，爱琴海、黑海的贸易和贡物开始流向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来的还有整个希腊语世界的陌生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城邦居民加上附近农村人口大约为30万，其中近半数为没有政治权利的奴隶和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人数不超过5万，但他们能以民主方式实现自我管理，把帝国掌控在自己手中。大约有3万公民有能力武装自己，去方阵服役。这些人多数为农民，在乡村有小块田地，除特殊场合外，平常很少进城。其他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田地，靠在军舰上摇桨为生。如舰队不出征，这些公民有很多时间参加公民大会。因此，除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前来商议，主导城邦决策的人通常是这些划桨人。

很显然，靠分得战利品、从划桨中拿工钱谋生的人不可能阻止一年一度的战事。这就是雅典倚重武力型外交政策的原因。只要能打胜仗，能有新财富进益，那么较为保守的乡下人也会拥护这种民主帝国主义式的政策。从公元前461年开始执政到公元前429年离世，伯里克利一直主导雅典议事会，是舰队划桨手和雅典方阵士兵联盟的主要设计者。

伯里克利死后，两群体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压力，出现利益分歧。在一段时间里，无地的城市分子成为主导力量，克里昂就是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伯里克利的外甥阿尔西比亚德斯曾试图恢复舅父设计的利益联盟，但保守的农民怀疑他别有用心。正当他要实施最危险的项目——远征西西里时，被赶下台。雅典社会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真正信任和互相协作再也没能恢复。

在希腊大多数城邦公民间，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裂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与雅典结盟的民主人士几乎处处遭到怀疑。后来，出现了少数人把持的寡头政府。富裕的公民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即便在恢复民主的雅典，原有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也挥发殆尽。贫穷的公民不再去划桨，更愿意去收费敛赋，参加陪审团和公民大会，把打仗参战推给从希腊世界穷地方招来的雇佣军。

如此一来，公民和城邦间的紧密联系，那种让希腊与其他文明社会有别的特质开始消失。阶层分裂和私人利益占据上风。希腊社会变得更像是中东。公民合力御敌、共担战争风险的经历再也不能重现，让人们对辉煌往昔感怀眷恋。

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

对雅典人来说，在波斯战败后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之间的五十年似乎一切皆可为。他们汲汲而求，希望造就城邦的伟大辉煌，以批判眼光关注政治演说和公共宗教节日。而宗教节日创造了希腊戏剧。

希腊戏剧

这些节日是从酒神狄俄尼索斯祭祀典礼演变而来。起初，合唱团表演村野质朴的歌曲和舞蹈。随后，采用主唱和舞蹈演员对话形式。再后来，加入了故事情节，两三个演员同时登台，互相交谈，并与合唱团成员交流。因此，悲喜剧都是从普通群众中产生的。

在一年一度的公共宗教节日上，雅典人向两种人颁发奖项：一是文采斐然的诗人；二是准备充分、表演出色的合唱团。受公众赞誉的激励，三位伟大的悲剧诗人相继出现，检验着雅典人的品位。他们分别是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和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6年）。每位诗人都从希腊古代史的神祇英雄故事中取材，加工成戏剧形式。希腊悲剧以诗歌为声乐，气势恢宏，深刻表达了人类、诸神、命运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歌唱、舞蹈、服装和彩绘场景强化了表演的情感影响力。至于表演最初采用何种形式，我们只能想象。

虽然我们感受不到，也不能准确再现这些古代盛景，但流传下来的希腊戏剧文字仍让人钦敬不已。在整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是，不仅能吟诵荷马史诗，还能恰切引用雅典三大悲剧诗人的诗句。

古希腊悲剧诗人关于人类境况的看法是对荷马理想的修正。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建下了丰功伟绩，为人敬慕，但又骄傲自大，不愿受到人力和知识的庸常局限。这种傲气受到应有的惩罚，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神祇直接谴责刁难；二是因果错综，自然降灾，难逃一劫。换言之，英雄主义既让人崇敬，又会导致危险。而只有遵守人类规则，才能拥有智慧。这种结论与城邦对公民投身战争、维护和平的需要完美契合。

但神祇给戏剧家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荷马等人描绘的传统故事无法与当时的道德标准相融合。在传统故事里，神祇的行为处事方式就像是被宠坏的孩子。有思想的雅典人越来越难对这样的神祇产生敬意。还有一些人开始怀疑是否真有神祇存在。但当很多事情都与人的意愿背道而驰时，似乎真的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

喜剧与悲剧截然不同。喜剧关注当下，滑稽好笑，还有荤段子谐然成趣。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年—公元前385年）是唯一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希腊喜剧家。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创作，每一个名人都是他尽兴调侃的对象。

艺术和建筑

艺术也达到了新的完美境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是雅典卫城，供奉雅典娜的帕特农神庙是其主体结构。神庙线条简约，精工细琢，和卫城其他建筑一道成为后世典范。这些建筑遗存至今，清晰地显现了古希腊人在设计和建造公共典礼建筑方面的精湛技艺。

帕特农神庙外矗立着很多雕塑。但古希腊人对雅典娜尤为尊崇，使用黄金及象牙为其塑造巨像，置于神庙内。这尊雕像的创作人菲狄亚斯（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30年）也受托为奥林匹亚雕刻了“万神之父”宙斯像。这两尊赫赫有名的雕像都失踪了很长时间，至今依然不见踪影。不过，从帕特农神庙现存的浮雕饰带上可以推知，菲狄亚斯给神祇赋予的形象应该是于平静淡漠中显现高贵。

古希腊历史学家

没有什么著作能比古希腊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更撼人心魄了。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那索斯，广泛游历于埃及和亚洲，很可能在雅典也短暂停留过。虽然旅居时间不长，但他把雅典作为希波战争中的英雄所在地。修昔底德以悲剧视角讲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擅长分析行为动机，以及战时希腊世界内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为后世历史写作创立了标准，至今无人能及。同时，两位历史学家也是伟大的作家。实际上，正是其文学风格让后世希腊人和罗马人最为珍视。

医学

和最早的伊奥尼亚哲学家一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把神祇排除于历史之外。同样的思想也运用于医学，产生了希波克拉底医学派。希波克拉底医学派的创始人为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或其学派所写的书里，医者仔细描述了各种疾病的症状和病程，并认为疾病是自然产生的，休息静养可以治病。

今天的医学院毕业生常常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该誓言要求医生只能将医术用于治病救人，为从医者定下了职业守则，因此一直沿用至今。

希腊哲学家

虽然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不再认为疾病由某种外来“幽灵”进入人体导致，但古希腊医生在了解自然生理这条路上没有走出多远。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哲学家这里，但他们触动了一些非常深刻的思想，比如原子论，并不断提出新问题思考摸索。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年—约公元前435年）阐释了元素组合和重组后发生的物理生物变化。另一位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通过比较炽热的石头和天体，探讨了天体属性。公元前440年左右，阿那克萨哥拉被逐出雅典。

哲学的第二条发展脉络是将逻辑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约公元前445年）。巴门尼德自圆其说，证明所有变化皆是一场幻象。一件事物要么“是”，要么“非是”。换言之，如果一件事物真的是“存在”，则该事物永远不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非存在”，否则就会出现“非存在存在”的逻辑矛盾。他的结论是，不论什么事物都是“是”，是永恒的、唯一的、不动的。

巴门尼德的逻辑谜题启发了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微小不可见，且每一个都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巴门尼德描述的存在那样。生长衰败是由原子束的聚合分离导致的。当然，为了解释原子运动，德谟克利特假设存在一片虚空。

其他哲学家大胆地将逻辑运用于解释人情世故。这些哲学家被称为“诡辩派”，以教育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为己任。在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他们教授学生公共演讲辩论之术。诡辩派部分人士坚信，熟练运用词与话语能解决任何问题。跟巴门尼德一样，他们认为词语自然也必然与存在相关。因此，如果一个人能有条不紊地遣词，有逻辑地行文，就能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的一切知识。

其他诡辩派人士认为，真理无关紧要，务实之人不必担心词语是否在一些终极意义上与存在相关，因为词语就是说服别人的工具而已。在抱有这种观念的诡辩派人士眼中，政治家口中的真理、正义和其他道德标准不过就是为了达到一己目的，取悦普通老百姓的工具。

这种思想动摇了城邦忠诚理念的根本基础。如果世界不过就是精明政治家蒙骗亲信、夺权取势的场所，那么让雅典人无论战争和平，均同心协力，献身共同事业的那种甘愿就是受人迷惑的产物。真正的人会无视他人，追随一己之利。

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产生了这种态度。但诡辩派也激起了强烈反响，推动了重要思想的产生。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和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这一思想的核心人物。他们认为，应该在万物属性中寻求真理和正义之基。苏格拉底没有只字片纸流传后世，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了解柏拉图心目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对话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思想，有时候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来，虽然这些话苏格拉底本人可能从未说过。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雅典街头和公共场所，同路人交谈，询问他们关于真理、知识、美好人生和行为处事的大问题。通过提问，他让人很快发现，多数常识都站不住脚。关于他本人，他说他唯一知道的事就是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履行公民义务，以普通士兵身份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通过抽签在议事会任职。他从未违背自己心中的正义和权利。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一些听过苏格拉底批判民主政治家和未来政客的年轻人参与了推翻雅典民主政府的军事政变。

因此，在战后民主秩序恢复后，苏格拉底被控败坏城邦青年，并被判饮毒自杀。虽然朋友们一再劝他逃出雅典，但遭到苏格拉底的拒绝。他说他不能违抗滋养保护他终生的城邦法律。公元前399年，在一群凄楚悲伤的朋友面前，苏格拉底饮下毒酒，安静死去。这群人中，有一个人是柏拉图。

通过与苏格拉底交游，柏拉图成长为一名哲学家。跟他的老师一样，柏拉图主要关注人怎样行为处事。他认为，要想举止得体，必须先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真，什么是美。所有被普遍认为具备真善美特质的事物虽然各不相同，但肯定有共通之处，正像是所有桌子都有共通之处，所以才成为桌子一样。因此，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所有相似之物的共通之处。只要经过一定研究，人就能瞥见变化无定、无形无状的实质。这一实质隐藏在任一物体类型的每一特定实例背后，柏拉图将其称之为“理念”。人只有了解理念后，才知道如何行为处事。没有理念的任何事物只能是一种“意见”，不必然比其反面要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场与苏格拉底的著名对话，从而发展了理念论。但他从未满足于用这样一个答案解决自己的主要问题。怎么才能确切证实纯粹不变理念的存在？即便有这样的理念，事物如何“分受”这一理念而变成善、真或别的什么东西？因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柏拉图留给后世的不是明确的答案，反而是一连串的问题。但柏拉图的问题界定了西方哲学家至今仍关注的大部分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知？词语和思想如何与事物产生关联？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找到了答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掌握了自己所在时代的所有知识，并按逻辑分门别类。他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几无遗漏。他根据逻辑规则完善论证方法，并运用这些规则回答了柏拉图提出的所有问题，以及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事项——物理、生物，甚至是天气。实际上，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分类办法，如政治和经济等，都由亚里士多德制订。

柏拉图创建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在其中求学多年，后来创建了自己的讲学堂。两位哲人去世后，他们的学生维持着这两个教育机构的运转。实际上，柏拉图学院持续了900多年，比当世任何一所大学的建校时间都要长。后来，其他哲学学院也在雅典创立，类似机构在希腊其他城市创建。但雅典一直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城。全希腊罗马的富家子弟纷至沓来，继续恣意而为，直至学到足够多的哲学知识，再敛身正行。渐渐地，哲学和希腊文化的其他方面逐渐成为富家绅士的行为准则。

这种变化只有在城邦框架解体后才会出现。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去审视，创造如此高雅的希腊文明的城邦何以衰落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