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教会和国家

公元1000年后，市镇在中世纪欧洲的重要性立即显现在政治上。加洛林时代相对简单的政治关系消失不见。西欧不再受单一帝国统治，不再与教堂合作传播、捍卫基督教，而是分裂为一大批独立的国家。

从理论上来讲，帝国继续维持统一局面。公元1000年，德国奥托三世仍以皇位为荣，但实际权力遭到重重限制。843年，查理大帝的帝国被他的三个孙子分割，法国和德国独立王国应运而生。位于中间地带的意大利和莱茵兰成为法德两国的争议领土，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教皇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授予给德国国王，法国统治者拒绝承认。英格兰、苏格兰、丹麦、挪威、瑞典、波兰和匈牙利国王也宣布独立（他们中有些人时常与德国皇帝有特殊关系，承认后者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教皇也自称对所有主教、修道院，及其他教会组织拥有至上权威。但和皇权一样，教权也不具备普遍性。

封建制

从理论上来讲，欧洲实施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每一个贵族都要向领主尽一定义务，而领主授予封地给贵族以示回报。封地可以是产生收入的任一种财产。当然，常以土地形式出现。法理认为，上帝选定国王为代理人，授予其最高统治权。国王再将广阔的封地授予给主要人物——封臣。封臣将小一点的封地授予给次封臣，以此类推。处于这一制度底层的是骑士，即采邑主。农民要为采邑主种地，以此得到采邑主的保护。而采邑主听从封建领主的召唤参战或参会。

在封建制的每一个层面上，位尊者与卑微者互有责任义务。效忠誓言是领主和封臣间的契约。宣过效忠誓言的封臣必须听从领主召唤，和手下兵士一道为领主荣誉而战。如果不能尽忠职守，则被领主其他封臣判定有罪。这些封臣聚集在领主法庭里，采取相应步骤惩罚不作为者。如果领主违背义务，则会遭到封臣联手反抗。在欧洲各地，政治关系被视为崇武尚战、捍卫荣誉的人之间自愿签订的契约。

实际情况从来不像这样井井有条。首先，单个骑士是多个领主的封臣。如果两个领主发生争执，骑士不可能做到兼顾。而且，很多领主拒绝效忠国王。实际上，在1000年这一年，法国国王仅仅是法兰西王国中十几名强权者之一。他对诺曼底公爵的统治权完全是有名无实。有时，连伯爵和公爵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封臣。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权无法有效行使。

教权的崛起

乱局之下，市镇处境尴尬，教会也不例外。在欧洲全境，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控制其中大部分。但跟其他大封臣不一样，他们不能把土地传给子孙，因为神职人员不得婚配，也就无子嗣可承。基于这一点，德国皇帝对多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委以重权，目的是让亲信担任要职，打赢世袭领主。法国国王没有这种权力，任命教会关键职位的权力差不多都落到了伯爵和公爵手中。

根据教会法规定，主教应由教徒和所在教区的神职人员，而非国王或世俗领主选定。修道院院长应由修道院各修士选任。简而言之，教会应独立于世俗政府。但这些规则鲜有人遵照执行。从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初，拜占庭皇帝就对教会拥有广泛权力。查理大帝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有权委任新教皇。但在800年，是教皇利奥三世主持了查理大帝的加冕大典。因此，把皇权称作是上帝借教皇之手授礼给皇帝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教权皇权孰强孰弱？1054年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赢得了教会控制权，这一问题愈发尖锐。改革始于910年。那一年，阿基坦公爵在克吕尼新建了一座修道院。克吕尼很快成为宗教学习中心。此后不久，该修道院修士在基督教世界各处修建姊妹修道院。克吕尼式修道院信奉的首要原则是，完全摆脱世俗统治者独立存在。为保护每一处修道院，新成立的修道院与克吕尼修道院建立了紧密联系。此外，克吕尼修士宣称教会其他组织也应独立于外部干涉。他们特别强调，教皇委任一事不应再因罗马少数强权家族一时心血来潮而决定。

1054年，克吕尼改革者获得教权。五年后，他们确定了教皇选任方式，即先列出有选举权的罗马神职人员名单，再由其选举下一任教皇。这些神职人员就是红衣主教。每位教皇都有权委任新的红衣主教，将选民团体控制在合适规模。因为教皇是罗马大主教，所以每一位红衣主教必须负责罗马一个教区，这项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帝国和教权之争

起初，皇帝（当时是亨利四世）同情克吕尼改革者。但红衣主教认为教权的含义是，不与皇帝商议，即可选举教皇。这种阐释引发了纷争。1073年，农民出身的修士希尔德布兰德当选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纷争急剧升级。格列高利七世要求，德意志主教也必须跟他一样由选举产生，世俗力量不得干预。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让皇帝亨利四世看到，政权的最坚强后盾陷于瓦解。两人互相指责。1076年，格列高利七世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雇佣兵，以及憎恨皇室干涉的意大利北部市镇达成同盟。格列高利七世本人还结交德意志贵族，这些贵族害怕罗马皇帝一手遮天损害自身利益。

1077年，被教皇四处树敌、权势大减的亨利四世不得不来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对格列高利七世言听计从。但他的德意志对手仍不罢休，选出另一位“国王”取而代之。亨利四世奋起反击，却于1080年被再次逐出教会。此后，他动身前往罗马，把格列高利七世囚禁在圣天使城堡。教皇的诺曼盟友出手相救，同时将罗马城洗劫一空。教皇心惊胆战，不敢再回罗马，最后身死异乡。不仅未与皇帝分出胜负，反成了罗马的流放者。

1122年，教权和皇权达成妥协。该协议规定，如果主教是经教区神职人员正当选举，并获得基督徒认可，皇帝可安排举行专门仪式，划拨土地，并授予主教职权。

但实践证明，这一计划行不通。教权和皇权再起争执。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完全脱离皇权独立。德意志四分五裂，公国和城邦割据而治，部分受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控制。虽然在1254年前，名义上仍有皇帝这一称号，但到1197年后，德意志皇帝已经丧失实权。

法国和英格兰的教会改革

法国和英格兰的教会改革没有产生如此破坏性的影响。法国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剥夺大封建领主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权。这些领主通常不服从法国国王，因此国王乐见其成，而教皇也乐见皇室相助，推进改革。

英格兰情况有所不同。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借5000多名骑士之力，不顾众人质疑，自立为王。坐上王位后，他将英格兰土地分给亲信。继任者也和他一样，对英格兰王国严加控制。因此，从1066年起，英格兰的统一程度远高于法国和德国。

在诺曼王朝初期，英格兰贵族被皇权稳稳控制。这意味着，坎特伯雷大主教虽然控制了教会任命权，但不会对皇权造成丝毫威胁。在诺曼国王眼中，只要主教能在重大事宜上与自己商议，就能接受教会内部的激烈改革。

改革的力度和教权的巩固都直接受市镇发展的影响。市民在教会中担任不同职务。有能力的人能一路升到教会高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人生经历就是明证。因此，出身低微的人急于通过教会实现人生抱负。

这些人系统梳理和拓展教会法律。依据的原则是，洗礼、坚信礼、嫁娶、授圣职礼、弥撒、忏悔、临终涂油礼等圣事都受教会法院管辖。他们组织收取教会收入；向穷人布道、施舍饭食；让有抱负、有志向的神父学习法律和神学；建造大教堂；谱写教堂音乐并组织演奏歌咏；撰写教会历史。简而言之，他们构成了一个积极进取、敢作敢为的社会阶层，完全主导了中世纪的音乐、文学和思想文化。

东欧发展滞后

在东欧，人们没有围绕教会建立新生活，焕发新能量，也不太关注公民政府和其他世俗活动。铧式犁农业局限在日耳曼定居点之内。这意味着，与西欧相比，东欧农村生产效率低，市镇生活发展缓慢。1054年，基辅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去世，俄罗斯分裂为十几个小公国。当新一轮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人从东面侵入时，俄罗斯王公既无力制敌，也没有办法让侵略者改信基督教。相反，这些新来者变成了穆斯林，切断了俄罗斯与拜占庭的便利沟通。

拜占庭也感到时局艰难。塞尔柱突厥人渗入小亚细亚，打赢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让拜占庭边境收缩到君士坦丁堡周边。几乎与此同时，一小队诺曼底自由雇佣兵将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领土纳入囊中，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建立诺曼王国，干预教权皇权之争。1054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教皇彻底闹翻，希腊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自此疏远。此外，意大利商人把持了拜占庭大部分贸易份额。1024年，十字军东征骑士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局势雪上加霜。

在巴尔干半岛内陆地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在巴西尔二世原来控制的疆域上发展成为独立政权，拜占庭帝国领土所剩无几。由此，东欧和西欧关系发生惊人逆转。到1200年时，与希腊语东区相比，从前落后蛮荒的拉丁语西区变得更加富足强大，在战争贸易上更冒险求进，在艺术思想上更大胆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