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蒙古帝国的瓦解



仅“距离”这一个因素就能构成蒙古军取胜障碍。1241年，在攻下俄罗斯后，蒙古铁骑进军中欧，在西里西亚挫败波兰和日耳曼军，占领匈牙利全境。但因窝阔台去世，蒙古军不得不返回家园，参与选择皇位继承人。皇位之争告一段落后，又有其他战事要处理，蒙古铁骑再未返回匈牙利。

叙利亚和印度情况大致相似。1259年，继承危机再起，蒙古主力部队从中东撤离，再未返回，埃及因此一直是未征之地。1250年，阿尤布王朝覆灭，马穆鲁克奴隶兵统治埃及。这些奴隶多来自黑海东部的高加索山脉，年轻时被奴隶贩子运到埃及，靠打仗为营生，少数擢升为将。1798年前，埃及一直受这群奴隶兵统治。马穆鲁克英勇彪悍，于1260年从伊儿汗国手中收复叙利亚。

印度方面，蒙古主力部队从未大举进犯。1285年至1303年间，伊儿汗国发动了几次小型突袭，但有喜马拉雅山相阻，且国内也要用兵，因此未能占领印度。

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在叙利亚和印度所受的挫折微不足道，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打算把大军调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攻城略地。但1281年征服日本不成却是元朝帝国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忽必烈派重兵攻打日本，但日本早有防备。台风肆虐，船运不通，元朝军队补给供应受限，只得仓皇撤退。兵败之后，忽必烈心有不甘，再次备战，为此专门组织海军远征。其中一支队伍曾于1292年至1293年间远抵爪哇，部分目的就在于演练敌方海岸登陆兵法。但最终成效不佳，再次出征日本似乎不可行。1294年，忽必烈去世。继任者忙于维护帝国已有版图和平，无暇征服日本。

忽必烈去世后，有三个因素相互叠加削弱了元朝帝国，并最终导致其毁灭。第一个因素是元朝军力减损。毋庸置疑，很多元朝军人因战阵亡、染病身亡。而且，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蒙古草原上的祖先相比，战场得意的元朝军人享受着安逸奢华的生活，能吃苦耐劳的将士不多。这些将士和成吉思汗统率的横扫世界的蒙古人不一样，不能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日夜兼程、不寐不食。失去了忍耐极端艰苦条件和疲惫辛劳能力的元朝军队，不再具备非同寻常的机动性。

第二个因素是，中央权力弱化，不能有效控制帝国全境。如果元朝军队不能在数周内横扫亚洲，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的可汗便对远在中国的忽必烈无所惧怕。忽必烈一死，这种情形愈发明显，帝国统一局面无以为继。

第三个因素是，驻扎在三大主要农业区的元军分歧日深。忽必烈身边的士兵和官吏对中原情况越来越了解，与中亚文明失去了联系。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则与之相反，越来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对渗入元朝朝廷的中原生活方式日愈生疏。

到1300年时，元朝帝国的行政和军事统一局面消失。不过，亚洲各地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保持紧密的外交和商业联系。比如，元朝常与金帐汗国合作，对抗另外两个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1332年，金帐汗国特别招募一支俄罗斯近卫队，到北京保障忽必烈的人身安全。一直到1368年元朝被新王朝——明朝（1368年—1644年）所取代时，元朝帝国宣布瓦解。

在元朝帝国覆灭以前，伊儿汗国在一群吵闹不休的新贵面前败下阵来，失去了波斯控制权。这群人多数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但说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不过在残酷凶狠方面跟成吉思汗相像罢了。金帐汗国存续时间较长。实际上，其最后一块版图是在1783年才从欧洲地图消失的。那一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不过，在1480年时，金帐汗国已经失去了对俄罗斯土地的控制权。

元朝残余力量败退蒙古草原，仍然铭记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但再也没有能力创造与之相当的功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朝对蒙古部落谋求统一的每一举动都抱有高度警惕，一见有新势力中心形成，立即采用各种分化瓦解手段——贿赂、外交、贸易抵制等等。如有必要，则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明朝统治者已经牢记教训，下定决心绝不允许蒙古人再次统一。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汲汲应付草原危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海上而来的新机遇和新危险。

放眼整部人类历史，大蒙古帝国和元朝帝国的影响和冲击在帝国覆灭很长一段时间后持续存在。关于草原民族的记忆深刻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行为方式、政策走向。草原民族也冲击了欧洲各国，虽然程度不及中国周边国家，但确实存在。在本章后半部分，我们将逐一审视受到蒙古冲击的这些地区，看看这些地区的民族在应对蒙古征服者时各自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中国明朝的回应

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统治者开始衰败。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人将元朝统治集团击溃，于1368年建立明朝。这一朝代一直延续到1644年。

明朝统治者将防御游牧人作为重中之重。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目的就是防范新一轮草原民族入侵。明朝官吏采取系统性措施，毁掉元朝时期的所有标志。在他们看来，忠实准确效仿古法显然是一条应全力以赴的正道，应该竭尽全力付诸实施。曾在元朝统治时期享受过不寻常威望的商人再次被打入社会底层。中国社会秩序恢复到人为意志和意图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不过，也有一些东西保留了下来。比如，元朝时，火药在战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蒙古人那里，明朝军队深知火炮可推送炮弹，摧毁防御工事。明朝海军也用上了“饭碗大小的炮口”。引号中的话摘自1393年明朝皇帝对印度洋探险船所下诏令。

有了这种武器，地方总督、新立军阀更难对抗中央政府。虽然把火炮从皇城移到战场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只用几枚炮就能迅速摧毁叛军据点。火药重炮强化了中央权威。换言之，新武器能巩固古老的帝国理想。对这种性质的新奇事物，明朝当然不会拒绝。

明朝的航海发现

只要新的发展不能光复原有道路和价值观，明朝皇帝会立即加以扼制，以防祸患。关于明朝，还有这样一段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明朝的朝廷继承了元朝海军的遗产，一种忽必烈曾反复试验的海陆联合作战模式。1281年，忽必烈攻打日本就是这种模式最著名、也是最失败的例证。但忽必烈从未放弃征服日本的念头，还为此全力支持中国造船工人和商人建造大型远航舰队。

明朝派官吏负责航海事务。1405年至1433年间，朝廷七次派宦官郑和在中国南海集合大舰队，驶入印度洋。郑和不负厚望，成功返航，同船的还有锡兰国王、苏门答腊王子，以及所到国至少16位君主的贡礼（一只东非长颈鹿也在其中）。此时，明朝皇帝处于有利位置，有能力在印度洋缔造海军帝国，就像一个世纪后的葡萄牙那样，然而朝廷却决定撤出，1424年，下令禁止远航。虽然皇帝后来修改诏令，允许郑和于1430年至1433年最后一次出海，但中国人再未能实现最初的探险目的。不仅如此，明朝还禁止建造大船，规定任何人不得出海。

我们不知道明朝皇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很可能是，朝中各派互相倾轧，反对者最终得势。毕竟，郑和是宦官出身，在儒家学者眼中疑点重重。另外，海军远征调度的人力资源完全可以用来加强国防，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这种疑虑绝非空穴来风。1449年，当政的明朝皇帝在与蒙古部落新同盟开战时竟沦为战俘。

但是最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肯定是，只有商人和流氓地痞在远航中得到了实惠，而这些人是最为儒家学者不齿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因出海获得丰厚利益的商人和其他社会群体不能在朝堂上彰显自己的利益。被儒家划为社会寄生虫的中国商人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比学者型的官员低人一等，没有自信与之抗衡。郑和出海赢得的印度洋战略地位被中国刻意抛弃。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戏剧化的事件。明朝皇帝官吏回到万无一失的行为模式上，放手让世界其他地区追赶中国。1400年的中国和1200年一样，以人口之盛、技艺之精和人民之勤令世界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中国学术涵养深厚，艺术顶峰造极。有精兵锐卒，有满怀惕厉之心的皇帝，有良好素养的官吏保证国家安全稳固，甚至能抵御外敌威胁。

毋庸讳言，从长远来讲，这种保守落后的政策让欧洲人迎头赶上，并把中国人甩在身后。但我们以四百年后发生的事情去评价明朝政策是极不公平的。在那个时代和明朝所知的世界里，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家安定有序，文明传承沿袭，令人憎恶的蛮族强势得到抑制。面对这样的情形，一个识大体、讲道理的人还会去质疑什么、期待什么？

日本的成熟

一直到1200年，日本文明还在模仿中国，但总与中国模式有所出入。原因是，日本社会在一些重要方面上与中国社会有区别。最明显的差别是，日本武士和地主以氏族形式组织，有尚武好战习惯，这是中国上层所完全不具备的。日本的好战氏族不断征战，并于1281年元朝攻打时，充分利用这一习性，挫败了元朝军队。

全世界都招架不住蒙古铁骑的进攻，他们却能让强悍的忽必烈望而却步，这大大提升了日本人的自信心和荣耀感。而且，沦为日本武士手下败将的不是别人，正是元朝帝国的统治者。这让日本人觉得，元朝帝国似乎也没有那么威风凛凛。

日本市镇和武士阶层

市镇和航海在日本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滋养了日本的独立精神。假如宫廷是日本国内唯一有闲情、有财富追求文明生活的地方，日本就会自然而然模仿中国。但边境豪强和封建地主几乎将日本皇室的实权剥夺殆尽。而且，他们各自为战，没有多大精力舞文弄墨。公元1200年后，市镇规模扩大，经济实力增强，为少数特权阶层提供了读书、绘画和闲暇新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文化呈现出地方特色，不再是中国成就的简单复制品。

在日本市镇上，有手工艺人专门为武士制作东西。日本铁匠使用特炼钢铁制作剑刃，以工艺上乘享誉世界。日本市镇也是商人型海盗的会聚地。这些人多是武士出身，在争夺产米村庄的控制权时被大氏族逐出，只好乘船出海。他们很快发现东南亚人不善作战，自己的一身武艺能派上大用场。海盗兼贸易创造的新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日本港口，尤其是日本群岛的南部和西部。由此，人口增加，愿意发展独具日本特色高雅文化的城市阶层开始出现。

航海对日本市镇生活的重要性体现在，城市阶层可以独立于乡村统治阶层生活。同武士阶层一样，日本市民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诉诸暴力。他们不会彬彬有礼地迎合武士阶层要求，而是认为武士与自己有同等地位，时而以敌手相迎，时而拉拢为盟友。

毋庸置疑，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陆地上的乡村里，靠种植水稻为生，受武士氏族成员控制。只有当穷苦农民和战败武士在乡村活不下去，逃到城市避难之时，市镇才会发展到新规模，具备重要意义。但当这些避难者开始靠海外冒险收入兴盛发达时，农村地主便不得不面临争夺日本社会控制权的新对手。

佛教寺庙为日本创造了第三个权力和财富中心。这些寺庙占有肥沃多产的稻田，能自给自足，而且手中握有利剑，可在武士氏族相侵时以暴制暴。一些寺庙（以禅宗为主）多从武士阶层中剃度僧人。因此，虽有僧袍加身，这些人仍保持着好战尚武的习惯。但一些佛寺（即所谓的“净土宗”）向贫苦农民敞开大门，为日本政治社会生活增加了民主元素。禅宗和净土宗的僧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为了守住权势，时常参与武士氏族内部权力争夺。

出面调停这幕混乱政治场景的是天皇。日本皇室在一个家族中世袭继承。传说皇室成员是天照大神后裔。第一代天皇号称“神武”。虽然日本各氏族都认同这种把权威虚构的说法，但天皇并不掌握实权。中央控制权一直都由“幕府”行使。

幕府本人既是氏族首领，也是对天皇有控制权的氏族联盟领袖。因为只有天皇有权任命幕府，对皇室的控制权成为争夺焦点。为改组幕府，各氏族争斗不断。而幕府为保住权位，常在敌友间周旋，寻求支持，打击敌手。幕府偶尔也会失利，不得不屈从对手。这一逆转局面发生在1338年。那一年，足利家族夺得幕府统治大权，连续执政到1573年，在整部日本历史上留名。

文化生活

在文化方面，日本仍在巧妙地模仿中国绘画和文学。日本皇室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活动。一些日本人在绘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在足利时代，又出现了一些新传统。比如，中国学者型画家所鄙夷的漫画和讽刺画在日本成型。原因是，日本画家社会地位较低，属于手工艺人阶层。这使得他们有条件在竭力模仿中国风格之余，抒发自己的观点见解。

日本文学也发展出了新形式，以能剧水准最高。能剧是一种仪式性音乐表演，舞台上设有合唱团，演员要佩戴面具。因动作精准、声音婉转、体态动人，能剧既可归属于戏剧，也可称为歌舞剧，受到武士阶层的青睐。日本还有几种著名艺术形式似乎也起源于同一时期。比如，插花和茶道。茶道也是一种仪式性艺术。沏茶、饮茶的每一步骤必须合乎一定的规矩，让参与者欣赏到高雅之美，体会到品味和节奏。在这一过程中，宾主双方都变成了演出者。

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皇室祖先天照大神的崇拜演变为有组织的宗教——神道教。该宗教是在后期才变成日本人普遍信奉的重要宗教。起初，神道教更像是儒家倡导的祖宗祭祀活动，由皇室家族主持仪式，目的是为皇室祈福。因为神道教祭司从儒学和佛教中借鉴仪式教法，后世日本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宗教仪式大多在这一时期形成。

市镇的兴起、武士阶层对村庄的统治，以及乡村的尚武精神与同一时代的西欧相仿。这些相似之处真实存在，且具有重要意义。但有两处差别值得强调。第一，日本社会没有革命性新技术做基础。而铧式犁农业和采邑制为西欧提供了一些新东西，改变了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经验。日本人只有耕作了几百年的稻田。对他们来说，只要辛勤耕作，就能开垦新田，再加上雨量充沛，高坡上也能种稻。虽然有稻田为生计作保，但占日本人口多数的农民依然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与之相反。从900年起，农民有新技术可供利用，有新天地可供探索。也就是说，欧洲社会底层更容易发生变动。

第二，日本和中国一样，也受制于金属匮乏问题，至少和西欧供应情况相比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不大容易解释清楚。矿石匮乏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更有可能是，两国冶金和探矿技术发展滞后。不论是什么原因，金属匮乏造成的后果不容忽视，在重炮铸造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使得两个民族最终和欧洲人相遇时，发现自己已经赶不上欧洲人。

当然，中世纪日本和中世纪欧洲的区别不止于此。两个文明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和社会传统。每一个文明都独具特色；每一个文明都曾在一种更古老、更复杂文明中扮演次要角色。到1200年左右，整个世界因西欧崛起和日本独立文明的成熟而更加丰富。

伊斯兰的回应

对穆斯林来说，蒙古入侵不啻大灾一场。哈里发政权垮台。许多基督徒子民叛主投敌。但半个世纪以后，伊斯兰重回平衡、重拾自信。蒙古—突厥征服者皈依穆罕默德的信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绝大部分居民变成穆斯林，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埃及和小亚细亚，因蒙古政权从未建立，基督徒生活如常。在印度，绝大多数人仍信奉印度教。总而言之，只有在蒙古人威胁到穆斯林政权和社会主导优势的地方，宗教少数派才萎靡不振。

毋庸置疑，穆斯林社群从未能解决先知继承人这一老问题。伊斯兰腹地上的政治生活依然混乱动荡。说突厥语的军官宣称自己是成吉思汗后裔，互相倾轧，争权夺势，其中以帖木儿风头最健。他在成吉思汗版图沿线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定都撒马尔罕。1370年—1405年在位期间，帖木儿在中亚和中部草原四面突袭，取得辉煌胜利。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俄罗斯南部和印度北部都曾是他庆功的战场。去世之前，他还准备派大军远征中国。但帖木儿撒手人寰后，帝国分崩离析。原因是，帖木儿没有按照成吉思汗的建军之道，在部落成员中构造稳固统治核心。

政局持续动荡，命运突然逆转，一群突厥雇佣兵前往伊斯兰边境。在他们看来，如果在伊斯兰腹地找不到好差事，兴许还能在印度发笔财，西去跟基督教世界打一仗也能有进益。于是，他们从中亚草原出发，四处迁移，有的南下去了印度，有的西行进入小亚细亚。在这种碰运气之行中最得利的政权是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原本是个不起眼的小国，位于小亚细亚基督徒和穆斯林领土交界地带，因突厥武士奥斯曼一世（1258年—1326年）而得名。在建立帝国之前，奥斯曼侵占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西北部领土，成立小公国。他的继承人和继任者稳步扩展疆土。1354年，他们穿越欧洲，吞并加里波利半岛，随后迅速占领巴尔干半岛，并在1389年科索沃战役中击败塞尔维亚。这一著名战役之后，奥特曼帝国苏丹成为巴尔干半岛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统治者。

当时，君士坦丁堡仍在一位希腊统治者手中。虽然这位君主宣称自己继承了古老悠久的拜占庭传统，但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西欧骑士攻陷君士坦丁堡，切断传承。1261年，希腊势力在君士坦丁堡恢复，但让拜占庭国力强盛的税收收入彻底枯竭。突厥人控制巴尔干内陆，逼近君士坦丁堡。1402年，帖木儿从东而来，在安卡拉附近的一场战役中击败苏丹，并将其俘虏。突厥人自顾不暇，君士坦丁堡得以喘息。但好景不长，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从海陆两面围攻君士坦丁堡。三个月后，君士坦丁堡沦陷，变成奥斯曼帝国都城。

奥斯曼帝国取胜的最重要因素是，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是一群热忱信仰真主的武士。他们坚信，真主派遣自己削弱基督教势力，扩展伊斯兰疆土。在为突厥人效力的最激进的战士中，很多人原来是基督徒，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但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元素之所以能稳步巩固，也是受到了东面新来者的影响。

但单凭宗教热忱不可能实现帝国稳固。在穆斯林边境驻军中，异教盛行，尤以苏菲派最受欢迎。这一神秘主义教派崇尚瞬间狂喜，亲身感受真主，不愿意服从苏丹之类的小权威，尤其是宗教体验和世俗义务发生冲突时，更是如此。

面对这种情况，奥斯曼苏丹求助于伊斯兰教教法专家，以规范宗教生活秩序。并将逊尼教派列为法定宗教，成为该派最强势支持者。

苏丹还任用家奴主持政务。跟其他穆斯林统治者一样，他们也组织了奴隶兵，即土耳其禁卫军，充当贴身侍卫和精锐部队，方便随时调遣。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奥斯曼苏丹能够制衡边防军力，确保其忠诚顺从，并凭借其宗教热忱和个人能力，打赢基督徒。

苏丹还任用奴隶管理行省和中央行政事务。年轻有为者被选入宫廷学堂，读书识字，学习吏治。有才学者得以施展抱负。一个幼时被俘获为奴的农家子弟经过培养之后，有望成为位高权重的维齐尔，管理奥斯曼帝国日常事务。在很多年里，这种奴隶制度产出了高效勤奋的行政长官，使苏丹的意志在奥斯曼帝国全境得到有力贯彻。因为所有奴隶家庭都要仰赖苏丹谋得高位，获得晋升，拿到收入，维持身家性命，所以他们会全力以赴帮助苏丹对抗桀骜不驯的土耳其武士，理顺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

最初，苏丹家中的奴隶主要由战俘构成。但战俘数量太少，导致土耳其禁卫军兵少势弱，苏丹行政事务缺少人手。因此，土耳其人前往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偏僻山村，抓获青少年充当奴隶。这些村庄一般都很穷，拿不出多少税钱。但如果能从当地12~20岁之间的人中选出体格健壮者，并加以适当训练，就能打造骁勇刚毅的禁卫军，培养忠诚善政的维齐尔。

经过这种惊人的角色倒置后，奥斯曼帝国被原信仰基督教的农家子弟管理，被精通伊斯兰教教法的穆斯林自由民辅佐。土耳其武士仍是军队主力。每个人都被分到一两个村庄里休养生息。但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必须听从苏丹指令，去遥远的边疆作战。

这意味着，与基督教地主的盘剥相比，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半岛村民索求较少。因此，土耳其人受到农民欢迎，可安心参战，没有后顾之忧，能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边疆战事上。所以，在公元1500年后的很多年里，奥斯曼帝国年年得胜，疆土不断扩展。

伊斯兰在其他地区的扩张

公元1300年后，伊斯兰在其他战线上也占据主动。穆斯林社群在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西北省份甘肃兴起。东南亚的宣教活动也取得了新成绩。所有重要贸易城市都建有穆斯林社群，并逐渐扩展到内陆地区。1526年，棉兰老岛沿海王公联合推翻岛上的印度教帝国，把爪哇变成穆斯林的土地。菲律宾、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印度尼西亚也在1500年前后变成穆斯林前哨。沿非洲东海岸，穆斯林市镇一直向南延伸到赞比西河口。

1400年左右，穆斯林征服信仰基督教的努比亚王国，在非洲赢得重要战略性胜利。此后，穆斯林游牧部落从红海周边地区出发，西行穿过非洲，直抵尼日尔河。这些来到西非的游牧人实际上导致了当地农业的倒退，但他们也让西非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了更全面的联系，使西非人不必再仰赖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联通外界。

穆斯林文化

因为在每一条战线上都取得骄人成绩，以前从蒙古人那里受到的挫折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但随着伊斯兰教的拓展，塑造早期伊斯兰文化的狭小的宗教理想模型崩裂瓦解。各种新艺术形式出现，原有形式不断完善。现存穆斯林建筑多数是在公元1300年后建造的。在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土地上，带有穹顶和秀美宣礼塔的清真寺成为伊斯兰建筑的标准形式。宏伟华丽的宫殿和清幽逸雅的花园鲜明体现了波斯建筑传统。但这些建筑保存下来得较少，现代人无缘得见。

蒙古时期后蓬勃发展的另一项高雅艺术是波斯细密画。蒙古人将中国艺术传到西方，让波斯画家受益不少。但波斯人喜用鲜艳色彩作画，与中国画风迥然有别。后来，波斯细密画传到印度。但两地细密画使用场合不同。波斯画家用细密画为诗歌和传奇故事配图，而印度画家常用这种艺术风格讲述印度教神话。

波斯细密画最终发展成为诗歌绘本。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波斯诗歌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最重要的高雅教育形式。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如果想要让别人觉得自己有修养、有文化，都要从伟大的波斯诗人那里学几句箴言隽语。

菲尔多西（940年—1020年）用波斯语描绘波斯历史宏伟场景，开启了波斯语言的复兴。但波斯诗歌的最高成就呈现在赞颂爱情的抒情诗句里。有三位波斯诗人采用这一主题创作。第一位是鲁米（1207年—1273年）。他信奉苏菲派神秘主义，以华美欢悦的笔触歌颂真主对人类的爱。另两位波斯伟大诗人萨迪（1208年—1291年）和哈菲兹（1320年—1389年）在这种稍稍令人震惊的语言效果上走得更远。他们在诗中比较了人类情爱与信徒真主之爱的关系。这些徘徊于亵圣边缘的诗句撼人心魄。鲁米、萨迪和哈菲兹的诗歌为伊斯兰教内的苏菲神秘主义运动创造了既能激发灵感又充满模糊意境的文字载体。在正统逊尼派穆斯林眼中，这些诗人和苏菲派圣人一样，常常徘徊在异教边缘。

在思想领域，伊斯兰没有回归哲学和科学。但地理学家和旅行者满怀热忱，精确描述日益扩大的世界。北非人伊本·赫勒敦（1332年—1406年）的世界史见解深刻。他以游牧人和农民的差别立论，提出了政治重复模式。他认为，牧人常常征服农民，但在统治三代后，因纪律涣散失去作战能力，陷入了征服和衰败的循环。

总体来说，1200年至1500年间，伊斯兰国家实现了蓬勃发展。毋庸置疑，穆斯林旧世界中心的经济生活未能复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面积减少，人口减少。1492年，西班牙最后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被西班牙人推翻。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欣欣向荣。在中部草原和伊朗东部，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

任何研究过1475年世界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未来属于伊斯兰。这种判断似乎再明显不过。在欧洲航海发现改变世界关系以前，中部草原的商人、圣人和武士以迅猛之势将穆罕默德的信仰传到欧亚非三洲。世界局势在公元1500年后发生转折。但虔诚穆斯林仍对真主青睐穆斯林社群的时代记忆犹新，很多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在现代几个世纪里，穆斯林会在与异教徒的斗争中突然失势。

巴尔干和俄罗斯基督徒

只要有条件，巴尔干基督徒还是更愿意顺从于土耳其人，而非西欧基督徒。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基督徒统治者压榨剥削巴尔干农民和手工艺人的程度比土耳其人深。第二，西欧基督徒不论何时获得巴尔干半岛统治权后，都要强迫子民改信天主教。这令希腊正教徒深为憎恨。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信仰的宗教才是基督教的唯一正确形式。

1350年左右，希腊正教教会经历了一场极为关键的变革。修士和神秘主义者在街头暴徒的支持下，宣布只有修士有资格当选主教和大主教。出台这条规定的目的是，推翻希腊教会内部主张与教皇谈判、从西方获得军事和财力支持的一派。虽有反教皇运动的压力，正教主教仍于1439年参加佛罗伦萨大公会议，认同教皇对基督教信条的定义。但这一决定在君士坦丁堡极不受欢迎，因此在1453年被奥斯曼征服之前即已遭废止。

穆罕默德二世入主君士坦丁堡后，立即委任正教新主教，并授予其照管整个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职责。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也采用类似组织形式。后来，穆斯林社群也用这种办法实施管理。在信仰正教的巴尔干基督徒眼中，教会类似于国中之国。基督徒之间的诉讼不能呈递给穆斯林法官，因为后者判案的依据是伊斯兰教教法。基督徒之间的争议通过两种方法裁决。一是，教会负责人裁定；二是，参照当地基督徒社群的非正式协议和惯例。

一直都有人从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初，穆斯林宣教活动如火如荼。但随时日迁移，宣教活动频度减弱，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越来越少。只是在穆斯林和基督徒连年征战的边境地区，大规模的改教活动才于公元1400年后上演。因此，巴尔干半岛绝大多数人口仍信仰基督教，土耳其人只是当地的统治阶层。不过，在几个小城镇里，也有手工艺人信仰伊斯兰教。

在遥远北方的俄罗斯森林里，一群基督教正教徒也变成了穆斯林的子民。起因是，1312年，金帐汗国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俄罗斯王公和正教教会可以自行其是，只要能按时纳贡，就不会受到远方统治者的干涉。也许是为了交上贡金，俄罗斯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俄罗斯在蒙古统治时期实现了农业和贸易的增长。在莫斯科大公掌控下，强大的行政管理新机器逐渐成型。大公的主要职责是为金帐汗国征收贡金。多余贡金可自留，而在某些年份，根本无须上贡。因为，1419年后，蒙古内部争执不断，四分五裂。

金帐汗国的权力衰退在1480年鲜明展现。那一年，伊凡三世大公（在位时间1462年—1505年）宣布不再纳贡。蒙古人发起突袭，但无果而终。随后，以莫斯科为政权中心的莫斯科公国重新获得独立，统治俄罗斯大部分土地。该公国具备强大中央政权，以强势税收官僚体制和虔诚顺从的教会为辅助。

如果必须在异族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俄罗斯人和巴尔干半岛基督徒一样，青睐穆斯林可汗，而非西欧基督徒。

俄罗斯人对西欧的普遍不信任、不喜欢集中体现于第三罗马信条。信条思想如下：罗马因信仰异教而陷于蛮族之手。君士坦丁大帝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的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也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攻陷。原因是，教皇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犯下错误，拜占庭政府却信以为真，背弃了真正的基督教信条。因此，真正的基督教只剩下一个庇护所——莫斯科。这里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罗马。莫斯科永远不会背弃正教信仰，会在审判日到来前永久存在。从那时起到现在，俄罗斯人一直抱有坚定信念，坚信自己在守护宝贵真理，注定拯救全世界。不过，在列宁领导下，俄罗斯开始以唯物主义为信仰。

印度的无为

因为蒙古铁骑未能侵入印度，印度社会生活没有受到席卷喜马拉雅山以北的政治风暴的直接影响。但在1200年至1500这三个世纪中，印度遭遇政治剧变。虽然在1336年，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在南方兴起，并一直统治到1565年，但控制印度大部分土地的是穆斯林。不过，在这期间，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时而会雇佣穆斯林兵，而穆斯林统治者也经常雇佣印度教徒参战、从事吏政。

但时间一长，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通过交流互动改变了彼此。印度教一些宗教教师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传达的信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二者基本上都是一神论神秘宗教。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中，以迦比尔（生活于15世纪）最有影响力。时至今日，锡克教徒仍将迦比尔视为创始人。

因此，印度并未发生巨变，生活照旧，圣人仍像几百年前一样，超越纷繁的日常生活场景，追求超验真理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痛苦与奢华，胜利与挫败都归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