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思想领域

在本章涵盖的历史时期内，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确定性四处可见。宗教改革让宗教权威问题变得尖锐。欧洲地理大发现证明，古代经典作家在地理上常常出现错误，对新世界动植物一无所知。公元1600年前，一系列重要发明问世，技艺专长者观察和测量事物的精度远超从前。1590年发明的显微镜、1593年的温度计、1608年的望远镜、1643年的气压计、1656年的钟摆都使人类感觉更加灵敏，观测领域相比一个世纪前极大拓展。跟木星卫星的发现一样，水滴中微生物的发现也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撼。以前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突然间变得直白明显。但这种新知识也让旧权威不可信。那么，我们还该相信谁？还该相信什么？《圣经》真的是正确无误吗？

对确定性的找寻

欧洲人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应对1500年至1650年间产生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人，很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竭力填补原有的世界观缝隙，靠信仰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重要问题的答案。比如，加尔文和他的新教徒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上帝已经在《圣经》中告诉了人类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认真学习《圣经》就能回答所有重要问题。《圣经》中没有的东西都是细枝末节。至为重要的事是得到拯救，寻找公义，而这正是《圣经》的题中之意。加尔文宗之所以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两方面：第一，加尔文给出的假设简单易懂，符合逻辑；第二，加尔文有办法、有技巧，能在《圣经》中为当下热门话题找到答案。受到新教挑战的罗马天主教也提出了一套完善的信仰体系。这套体系由教会法和天主教神学组成。其中，天主教神学是在教父、自然理性、罗马法、教皇和大公会议决议，以及《圣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会法起源更复杂。如果二者不足以应对所有情况，则由天主教牧师为个人行为制订详细规则和知识体系。

在宗教找寻之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年—1650年）也在为每一个重要问题寻找权威解答。笛卡尔生于法国，曾受过耶稣会训练。他酷爱数学，将代数和几何思想融合一起，发明了解析几何法。笛卡尔认为，数学推理能得出人人认同的真理。整个推理过程逻辑严密，每一步都能由上一步推出。通过推理，数学家仅用几个简单直白的假设，就能得出令人惊异的结果，并产生实际效用。为什么不把数学推理也用在解决神学和哲学问题上呢？要知道，人们对这两个领域的问题苦争已久，却依然找不到明确答案。

笛卡尔汲汲求证，发现除了不能从逻辑上证明自身存在之外，可以对一切问题提出质疑。“我思故我在”是他的至理名言。从这一简单假设出发，他又使用逻辑推理回答了所有重要问题：上帝的存在；灵魂的本质；太阳、月亮、星辰等世界机器的运转方式；动物身体的功能机理。笛卡尔认为，只要认真推理，这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论证。

当然，麻烦在于《圣经》记述、天主教教义和笛卡尔的数学答案互不一致。三者虽然都有完整体系，言辞富于说服力，但不能让所有欧洲人信服。其实，这就是所有争论的焦点所在。如此多的迫害与杀戮也是因此而来。

面对这一令人沮丧的局面，少数思想家选择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对大问题避而不答。各门科学及不同分支取得了很大进展。有时，科学成就会动摇旧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官方基督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意见。专家认为，应关注细节，务求精确。另一部分人认为，整体确定性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加尔文虽然没有像教皇设立的宗教法庭那样，谴责伽利略做出的天文发现，但也不愿意看到专家学人推翻《圣经》教义。但最终专家学人取得了胜利，靠的是越来越认真谨慎的观察、测量和试验。

科学的发展

孜孜不倦去观察、测量和计算的科学家有自己的特殊理由。当时，有两大关于世界的理论相互冲突。一种理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及其他著作的基础上；另一理论带有神秘色彩，提倡数学推理，是对柏拉图的回顾。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已经由圣多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巧妙融进了基督教模子中。公元1500年前，学者又根据最新信息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进行了修正。也就是说，这些领域已经没有什么重要东西值得人们去探索发现了。因此，罗马天主教会将亚里士多德科学定为官方学说。

但在文艺复兴期间，人们又重新发现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尼古拉·哥白尼（1473年—1543年）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求学期间，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字的神秘力量和特殊性质的思想。后来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地球沿正圆轨道围绕太阳转动。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年—1630年）对哥白尼理论进行了修正，发现行星轨道不是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要得出这一结论，必须一丝不苟地观察和测量行星位置，还要算出不同行星运转轨迹之间的数学比例。这一比例创造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所写的“音乐宇宙”。

在医学领域，也有一位卓异不凡的人物挑战了盖伦权威。这个人自称“帕拉塞尔苏斯”（1493年—1541年），认为自己超越了古罗马名医凯尔苏斯。自此之后，安德雷亚斯·维萨里等外科医生经过认真研究，发现盖伦用猪替代人体做解剖，导致结论错误。盖伦权威遭到质疑之后，医生开始实验新药、新疗法为患者治病。当然，这种做法给病人带来的伤害可能要大于疗效。但不管怎么样，知识不断增长。例如，英国医生威廉·哈维（1578年—1657年）发现心脏像是一台水泵，通过动脉静脉实现血液的全身循环，从而为现代生理学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受到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这两位古希腊先哲认为，人体就像是一个微型宇宙，心脏等同于太阳。而根据哥白尼的新理论，万事万物围绕太阳旋转。反观人体，心脏的地位也应如此。

与勒内·笛卡尔同时代的思想巨人还有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1626年）和伽利略·伽利莱（1564年—1642年）。他们将欧洲科学引入新时代。培根是一位律师，在英格兰名气很大。但他利用业余时间，创造了一种新逻辑法则，改进了亚里士多德理论。培根认为，如果人们不再对抽象事物争论不休，转而利用多种感觉观察自然，认真记下所见所闻，就能发现一切有用新知识。培根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笛卡尔那样的数学家。在世时，他的思想一直位于科学发展主流之外。而且，没有一个人采用他的科学法演绎，得出重要新思想、新理论。但培根挑战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赋予了英格兰人独特的思维方式——现实具体、注重实际。而欧洲大陆人更侧重理论。

伽利略也是欧洲大陆人。但他不仅关注理论，更注重实践，因伟大发明发现留名青史。与笛卡尔不同，伽利略没有用数学推理构建完整知识体系，而是找到测量天体运动的具体办法，并用数学形式表达结论。他从来没有像笛卡尔那样，尝试用数学回答所有问题，而是专注于有限范围，即我们今天所称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他以天才巧思设计实验，开创望远镜应用新途，不仅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土星环，还看到了太阳黑子，于不经意间反驳了亚里士多德天体正圆形运行法则。

伽利略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科学奠基人。他通过观察实验检验理论，并以非凡的文字表达才能阐释清楚。晚年时，他被宗教法庭所迫，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天文学发现虚假不实。但在私下里，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因教会当权人士而改变。

总而言之，理论方和实践方之间的张力和摩擦结出了丰硕果实。理论方意欲建立完整信仰体系，解答所有问题；实践方注重细节，不断探寻新信息、新知识。虽然有此差别，但两方都没有安于其成，认定不需要再发现新东西、捍卫新观点。

欧洲人沿多条路线追求真理。这也许是因为，不确定性如此之大，令人惊恐。消除不确定性意味着，知识迅速增加，每一思想和信仰都得到充分验证。现代科学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人类思维从未深入到如此富有成果、具有决定性的活动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和技术、思想和信仰、力量和风险都来源于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引领的那个时代中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