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中华天朝

151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中国南部海岸。当时的明朝已经有衰退之征。农民苦于苛税，随时准备暴动。将领心生不服，阴谋夺权。朝廷税收不畅，北方和西方的边境游牧人躁动不安。

除此之外，明朝政府还要应对声势迅猛扩大的海盗攻击。这些海盗多数来自日本。到1555年时，日本海盗人多势众，驶入长江，远及南京，并包围了这座大城。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威胁，明朝统治者手足无措。朝廷组建海军巡逻海岸，打击海盗。但任务完成后，皇帝为节约成本，不时将队伍解散。遣散的水手常加入海盗队伍。朝廷本来就对水手怀有疑虑，见此情形，不得不再次组织行动，打击海盗。

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葡萄牙人趁机而入。中国人很快意识到，葡萄牙商船具备超强的作战能力，便与之结成非正式联盟。葡萄牙人得到的报酬是，获准在广州附近的澳门从事贸易活动。1557年，他们向中国人承诺说自己会出手相助，打击日本海盗。但其实葡萄牙人也常见机行事，转为海盗谋取生计。

1592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预备征服中国，建功立业。他派一支日本大军侵入朝鲜，明朝军队被迫迎战。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这一漫漫苦战仍未决出胜负。其继任者直接撤兵。为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日本新统治者江户幕府先是限制、后来完全关闭日本对外交流通道，立法禁止日本船出港远航。当然，也禁止外国船驶入日本港口，目的是肃清海盗威胁。因此，中国人再也不必殚精竭虑地提高海上防御能力，但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两个世纪后，欧洲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港口。

中国和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为镇压海盗、肃清海上活动而采取的激进策略产生了很大副作用。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人迅速填补了中日官方政策的真空，从美洲运输白银到亚洲，满足了亚洲人的需求。从1567年开始，每年都有西班牙大帆船载着墨西哥白银，直穿太平洋抵达马尼拉。美洲白银也经大西洋从欧洲本土运达亚洲。欧洲人用白银换回来的是一批批亚洲出产制造的原材料和商品：瓷器、茶叶、香料、丝绸、平纹细布等等。一个全球经纬的交流网络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形成，将新世界矿产与亚洲手工作坊连成一个市场，并在很大程度上由欧洲人管理。虽然这个网络最初只为昂贵奢侈品而设，但现代全球经济的晨曦仍冲破黑暗，迎来黎明。

满族南下中原

忽视海防让明朝内不能镇压叛乱，外不能应对北方攻击。1615年，满族骑兵结为同盟，蚕食中原领土。1644年，满族同盟指挥官以帮助明朝镇压叛乱为由，进入北京城。但入了城的满族人露出真实面目，不再效力于明朝皇帝，转而自立新王朝。满族军很快占领中国其他地方，但一直到1683年才攻下台湾，让其俯首称臣。

跟之前很多草原征服者一样，满族人将本族人与汉人分离开来。他们在大城外设立战略要地，驻守满族将士，严格执行军规军纪。但在吏治方面，仍完全依照汉人制度。实际上，早在南下中原前，满族人已被中原文化吸引，完全不带有让蒙古人不得人心的异族喇嘛教色彩。但满族军队仍招募了很多蒙古人。原因是，满族人口有限，不足以制衡中原汉族。一些汉族人也入编满族军，但职位不高。

新皇帝忙于加强战备，防范西面草原游牧人来袭，取得了丰硕战果。1762年，草原危险彻底消除。满族攻城略地，将西藏、新疆、蒙古，当然还有满洲纳入统治版图，缔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中国皇帝统辖区域几乎翻了一番。传统上，中国仅在半空置的边境地区扩张领土。在满族皇帝治下，中国人从腹地出发，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迁徙拓边活动。

满族人也培育新儒教文化，在内政管理各环节效法历朝先人。中国人口迅速增加。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国内安定和平；另一方面，从美洲引入甘薯等粮食作物。这些作物适宜生长在无法种植水稻的陡坡上，对中国原有食物来源形成了补充。

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

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所有外国人都是蛮夷。只有那些用心学习汉语，志守君子之道的外国人才能得到中国人的嘉许。创下此番功绩的第一个外国人是利玛窦。身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希望先从皇帝和朝廷入手，把中国转化为基督教国家。1601年，利玛窦获准进入北京城。精通中文的他得到了治理中国的官僚学者的认可。

其他耶稣会会士追随利玛窦而来，很快让中国朝廷明白，他们比钦天监掌握的天文和历法知识更精确。此后，有一位耶稣会会士任职钦天监，基督教传教工作获得官方认可。在中国，历法计算至关重要，良辰吉日要参照历法挑选。而历法是在准确记载天体运行后制订的。

中国人也对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感兴趣，对耶稣会会士从欧洲带来的机械玩具和摆钟心仪不已。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中国有识之士信心满满，认为儒家传统智慧已经解决了所有重要问题，对耶稣会会士口中所说的基督教真理充耳不闻。不过，那些从传教士那里拿过吃的、看过病的中国人的确有人变成了基督徒。

传教士面临着一个饶有趣味的困局：怎样才能把基督教神学术语翻译成汉语？或者说，怎样才能把中国人的宗教思想融入基督教框架中？祭拜祖先是异教崇拜，还是单纯纪念而非崇拜逝者的家庭仪式？稍做犹豫之后，耶稣会会士认定，祖先祭奠行为根本不算是崇拜，仅仅是民间仪式。他们还认为，汉语中的“天”可与基督教中的“上帝”画等号。做出这些认定之后，耶稣会会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儒家学者，说他们其实已经是半个基督徒，无须认可《圣经》和天主教传统或移风易俗，就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面对这种论调，很多中国人不为所动，让那些千里迢迢从欧洲来到远东，满怀热望改造异教徒的基督教传教士极度失望。耶稣会和中国朝廷就此产生严重分歧。这一纷争始于1628年，一直拖到了1742年。当然，在这期间，耶稣会会士坚持传教，著书立说，详尽描绘中国社会文化。从这些书里，欧洲知识分子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全面信息，但这些信息有时趋于理想化。

欣赏中国艺术、钦慕中国政治原则的在欧洲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有不少欧洲人摒弃前人偏见，从整体上、本源上了解中华文明。这种尝试标志着新型文明关系的形成。

中华的文化保守主义

基于某种保守的态度，中国人很难革新文化。学者愈发严谨，决意铲除佛家道家思想，回归儒家本源。中国人仍大量创作诗画，认为每一个有修养的人都应该画得好画、写得好诗。但这些作品落入窠臼，陈腐而没有新意。今天的艺术专家认为，明清时期的书画作品水准低于前人。虽然这一时期印刷发行了描述市井生活的散文传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大众化新维度，留名于文学史，但也只是发生了这些变化而已，其他领域则停滞不前。

自宋朝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维持原状。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得到广泛种植，农业产量增加。与此同时，制造业和贸易不断发展。商人接受了儒家学说划定的低下的社会地位。为避免沦入社会底层，他们买田地，做乡绅，送子入学，走君子之道。由此，社会流动性增加，有抱负、有才能的人入仕做官，强化了已有的社会秩序。

因此，清朝的稳定是在一个繁荣忙碌、高度成功的传统秩序中呈现的。儒家最高理想已然实现。1700年，现实离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原则更近了一步。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