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欧洲文化

多元、多样也是旧制度下欧洲文化的特色。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更不用说不同职业、不同派别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行为方式。通用模式仍然存在，但并不鲜明，也从来没有阻止个人群体的自我发展。

法国艺术和文学领先欧洲。尤其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波兰和俄罗斯社会上层深受法国文化影响。但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范围。这一范围建立在哈布斯堡王朝基础上，将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传统带入18世纪。英国和荷兰自成一体。1770年，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热烈宣告德国从法国文化独立。

与艺术和文学相比，科学更具国际性。不过，法国的笛卡尔追随者与英国信奉牛顿学说的人发生冲突；德国的莱布尼兹与牛顿也有立场纷争。但他们的争执部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有此纷攘，科学家以观察和测量为手段，快速解决了多数争议。而在其他领域，品味是不二法门。语言、宗教、个人情绪、地方联系等偏好因素造就了一批文化圈子。

旧制度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专业化程度加深。在这个时代，作家开始靠销售作品为生，创造了一种独立于教会和政府之外的新职业。与之相比，画家和音乐家仍要依赖贵族赞助或教会委托维持创作生命。科学家时而任教于大学，时而供职于政府。比如，瑞士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1707年—1783年）在23岁那年受聘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1741年，应腓特烈二世之诏前往柏林，但在1766年返回圣彼得堡。旧制度下的科学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艾萨克·牛顿（1643年—1727年）在世时即被视为巨擘丰碑。去世后，与英格兰历代国王女王葬在西敏寺。

自然科学

1650年后，现代科学获得巨大新能量。对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进行观察、记录和分类是一桩艰巨任务。欧洲人用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六分仪观察记录事实，其准确程度远超以往。因为收集整理信息任务繁重，多数科学家终日埋头钻研，让科学事业生机焕发。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开展中的研究项目具备什么样的意义，没有人再去怀疑欧洲是否已在知识领域远超先人和其他民族。当然，要想建构学术，必须制订实用有效的分类办法。在这方面，有两位欧洲学人成就卓著。一位是发明植物属种分类法的瑞典学者卡尔·林奈（1707年—1778年）。该法流传沿用至今。另一位是法国博物学家布丰（1707年—1788年）。他以动植物为主题，创作四十四卷巨著《自然史》。

牛顿时代

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科学发现是数学和抽象科学。牛顿是其中关键人物。牛顿在伽利略去世同年出生，实际上也是伽利略的思想继承人。牛顿阐述了微积分理论，在数学方面建树颇丰。德国人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也被认为发明了微积分，并创建了二进制算数。时至今日，这一计数法仍在使用。后来，两位伟人的追随者对微积分原创者是谁的问题争执不休。

但牛顿的不朽成就集中体现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两个领域。他用棱镜做实验，发现太阳光既可分解为彩虹色彩，又能合成白色光。他还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在某些方面，这种望远镜比使用透明镜片的望远镜还先进。但牛顿主要以重力理论闻名于世。1687年，他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阐述了重力理论。牛顿假设，所有物体都因一种力而互相吸引。这种力与两物体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从这一假设出发，牛顿证明月球和行星的运动，以及地表附近下落物体的运动都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用数学形式表达这些法则。也就是说，只要有重量、距离和速度数据，就能计算出物体运动方式，还能推算出过去数据。

牛顿理论为他的同时代人提供了新的启示力量。人们突然发现，天体运动竟然与球的运动轨迹、苹果在风中的坠落轨迹相契合。用几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解释万事万物。这让有些人认为，神秘“重力”在远处悄然起作用。但无数个观察结果都证实了牛顿理论，行星和炮弹的运行轨迹被牛顿公式言中，谁还会去怀疑这种新理论的准确性呢？很多人觉得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所言不虚——“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一切变为光明。”

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像牛顿一样的一流实验学家和数学家还有很多。他们创立各种专业学会，其中以伦敦皇家学会最负盛名。各学会互通信函，并公开发表会议内容和所收论文。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生动活泼的沟通网络就此形成，涵盖从伦敦到圣彼得堡，从佛罗伦萨、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的广阔地域。就连远在北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年—1790年）都能把自己的闪电实验结果告知欧洲同仁，证明闪电是电流的一种，并获得了欧洲世界的认可。这一科学沟通网络保证了数据和思想的持续流动，让科学真正成为国际性事业。

可与牛顿成就相媲美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理论突破直到1789年才出现。但安托万·拉瓦锡（1743年—1794年）引领化学登上精确新高度。拉瓦锡准确测量出了化学反应前后的物质重量。并在这一基础上，解释了燃烧过程，发现并测量了氧气的消耗、二氧化碳及其他气体的释放。拉瓦锡还清晰界定了元素和化合物之间的区别。很多由他命名的化学元素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如氧气等。正是由于拉瓦锡的开创性工作，化学在旧制度接近尾声时已做好准备，全力迎接19世纪的所有技术成就。

社会理论

牛顿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如果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都遵守同样的运动法则，上帝怎么还会干预人类事务呢？上帝似乎是一位数学大师，一位造诣深厚的工匠，按照自然法则创造世界，不太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劳动成果，或者承认其不完美、有缺憾，再以奇迹形式修正。这样一来，宗教改革时代建立的世界观遭到全面质疑。

而且，如果上帝和宇宙控制论观点发生变化，政治理论也要做出相应调整。那种上帝挑选国王统治世界万物，以贤明之君奖赏子民，以暴虐之主实施惩罚的说法越来越不具备说服力。但如果国王不是上帝挑选的，他们有什么权力治国理政？为此，理论学家找到的最佳答案是契约论，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签立了一份隐含而非真实的契约，对国王的正当权力做出了规定。但这种理论的说服力完全有赖于契约条款。比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年—1679年）认为，个人之间因惧怕彼此，没有安全感，因此签订契约，把绝对权力让渡给统治者。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与之观点相反，认为如果统治者危及子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即被视为违反契约条款。子民可将其推翻。因为，子民之所以同意服从统治者权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统治者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让-雅克·卢梭（1712年—1778年）将这一观点发展到民主极致，认为国王或其他统治者要受社会契约束缚，必须遵守人民的“普遍意志”。如果做不到，则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将其推翻。

其他学者将注意力放到经济学方面，希望找到主宰市场领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两位苏格兰人，约翰·罗（1671年—1729年）和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大胆预测，成就不凡。罗将自己的银行借贷和货币管理理论应用于法国，引发了投机涨落，其思想和政策实践均受到质疑。现在看来，这种质疑可能有失公平。亚当·斯密执教格拉斯哥大学，于1776年发表专著《国富论》。该著作为后世经济学理论奠定了根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牛顿的思想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亚当·斯密认为，如果允许个人按自我偏好决定经济事务，则开明自利实际上会创造出最佳生产和交换模式。如同重力保持行星不偏离运转轨道一样，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计算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能保持经济机器高效运转。

哲学和文学

旧制度下，形式哲学遭遇重大挫折。起初，勒内·笛卡尔（1596年—1650年）、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年—1677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还希望用数学严谨性推理出一套完整的真理体系，解释世界万物。他们的分歧点主要在于，人能不能了解所有事物。对这个问题探究得越深入，似乎越找不到确切知识。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乔治·贝克莱（1685年—1753年）、大卫·休谟（1711年—1776年）证明，人不可能了解事物本质。哲学走入死胡同。伊曼努尔·康德拯救哲学僵局，指出，就算人类永远不了解事物的本质，也依然可以探索认识的本质。而且，因为还没有发现不能被思维能力认识的事物，哲学家可以先去了解思维的性质和能力，再去认识可知事物的特点和局限。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对这种抽象思想感兴趣。但还有一部分人也自称“哲学家”。他们撰文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寻找途径改造周边世界。这些哲学家与文学界紧密相连。他们创作小说、戏剧、诗歌，观点生动深刻，易于为读者接受。这种类型的“哲学家”主要聚集在法国。1715年后，他们似乎增加了批评政府和社会的力度。

孟德斯鸠男爵夏尔·德·塞孔达（1689年—1755年）是第一个表达对法国政府不满的人。身为贵族的他希望和他一样身份的人能在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并认为要想达成善政，就必须实现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他的这一思想，以及约翰·洛克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起草美国宪法的人。

但最负盛名的法国“哲学家”当属伏尔泰（1694年—1778年）（原名弗朗索瓦-玛利·阿鲁埃）。他以小册子和书籍形式创作戏剧、诗歌和历史。中心思想是，人能以理性和理智为指引行为处事。只要牧师和其他既得利益者不再发布迷信观念，让人们心生恐惧，理性之光就能自由闪耀。总而言之，伏尔泰以抨击宗教迷信、传播理性之光为一己使命。他撰写的所有著作都是为这一总目标服务。

伏尔泰及其支持者认为，传播科学真理能够帮助人类。启蒙他人的任务虽然无比艰巨，但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传播理性和知识，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传播知识的最有力手段是整理一部大百科全书。这种书按字母顺序排列，将太阳之下万事万物展现在人类面前。1751年至1772年间，法国百科全书陆续出版。领军人物是德尼·狄德罗（1713年—1784年）。类似的作品很快在英国和德国发行。在旧制度时期，百科全书、字典等参考书籍为所有人准确快速查阅资料提供了便利。

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讨论欧洲主要作家的文学作品了。只作以下简要说明。悲喜剧两种类型的诗歌、戏剧在法国和英格兰蓬勃发展。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三大“古典”剧作家分别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年—1684年）、莫里哀（1622年至1673年，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让·拉辛（1639年—1699年）。约翰·弥尔顿（1608年—1674年）和亚历山大·蒲柏（1688年—1744年）是同时代最杰出的英格兰诗人。英格兰也是现代小说奠基人塞缪尔·理查森（1689年—1761年）和亨利·菲尔丁（1707年—1754年）的诞生地。其他国家未能产生享誉欧洲内外的作家。不过，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德国涌现出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1729年—1781年）、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年—1805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年—1832年）是其中佼佼者。

这三大德国作家和英国文坛巨匠——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都从人民群众的日常语言中寻找创作灵感。他们认为，个人情感和自我表达是打开伟大艺术之门的钥匙。这种“浪漫”思想强调自觉意识，与早期“古典”正确原则形成对立。和“哲学家”的批判思想、新蒸汽工厂冒出的烟雾一样，“浪漫主义”运动指向了一个推翻旧制度的时代。

艺术和音乐

旧制度不是一个视觉艺术大变革的时代，但在这一时期，欧洲音乐快速演变为“古典”形式。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造的宫殿专为彰显皇室气派。为达到这一效果，建筑师让门窗和装饰元素实现了尺寸和形式上的平衡。公元1700年后，每一部分严格平衡的风格被刻意抛弃，轻盈优雅的洛可可风格成型。但到了18世纪末，“古典”简洁和几何规整风格重新流行。

这些风格流变多从法国兴起，再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区。绘画趋于多元化。法国的安东尼·华托（1684年—1721年）、英格兰的托马斯·庚斯博罗（1727年—1788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年—1828年）、荷兰的梅因德尔特·霍贝玛（1638年—1709年）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民族传统。但他们之间差别甚微。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阐发的绘画理想仍是欧洲常规。

1648年至1789年间欧洲音乐经历的变化与两个半世纪前的绘画颇为相像。欧洲音乐家在新乐器或新加改进的乐器上弹奏音符。其中以小提琴和拨弦键琴最为动听。通过研究声音，音乐家从理论角度深入了解音高、音阶、音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发展了油画颜料、画布画架。现在，欧洲音乐家也有了自己赖以谋生的工具。

在这些新工具的帮助下，一个又一个伟大作曲家创造了今天仍然盛行的音乐形式和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年—1750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年—1759年）、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年—1791年）、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年—1809年）蜚声国际，最为我们耳熟能详。总体来说，他们取得了以下两方面成就：第一，器乐成为核心，声乐退居其次。当然，当时的音乐家也尝试混合乐声和人声，创作各种风格作品。

第二，歌剧、交响乐等世俗音乐发展得和教堂音乐一样精致典雅，甚至在重要性上超过后者。这反映出了音乐家在宫廷和贵族宅邸扮演的演艺角色。他们仅比仆人高一等级。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莫扎特和海顿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要想让音乐跻身艺术之列，得到更多人认可，就必须建设音乐厅，面向公众开放，销售演出门票维持日常运营。这种情况直到1789年后才变为常态。在不能凭借公共表演谋生以前，音乐家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依靠富人赞助，要么像巴赫一样，去教堂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