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王朝——精明的政治策略？

在政府当中，与意大利的结盟远远未得到一致通过。而对于皮埃蒙特－撒丁国王的女婿来说，法国必须站在萨伏依家族的旗帜下，哪怕是冒着和奥地利开战的风险。在部长会议上，他了解了外交部长——拿破仑一世的私生子瓦莱夫斯基伯爵的反对意见。听到他公然批判自己的立场，普隆－普隆拿起墨水瓶就要向他扔过去，幸好其他的部长及时抓住了他的手阻止了他。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则是关于教皇的。亲王不理解帝国为何要支持教皇。在他看来，教皇应该放弃所有暂时的权力，鲁埃、莫尔尼等帝国政权支持者的立场也让他气恼不已。而在意大利的问题上，历史会证明他是对的。尽管亲王时常表现得狂妄而愤怒，但不得不说他并不缺乏政治与外交上的洞察力。他曾在短期内担任过主管阿尔及利亚事务的部长，并表态：“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武装力量且生命力极强的国家，必须通过同化并增加欧洲人口，来使双方对立的关系得到缓解。”当我们从今天看过去，就知道他这番话的明智所在。

在主政阿尔及利亚期间，他不断为当地人与殖民者的和解而努力，例如，在新成立的省级理事会中任命两位有名望的阿拉伯人。另外，司法改革也改善了当地人与殖民者的关系。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向殖民者低价出售原属于部落的大片区域，致力于发展殖民化。他反差巨大的政策在今天被人们看作是19世纪阿尔及利亚最开明的政策之一，但批评的声音也如洪水一般涌来。除了军方的敌意，他也遭到了教权党的攻击——他们担心犹太人会得到太多的优待。除了这些异议之外，他的堂兄在意大利事务上的谨慎让他非常恼火，于是，在被任命的十四个月后，他就辞职了。激奋的普隆－普隆一点儿也搞不懂堂兄的政治方案。此外，部长内阁中的保守主义也让他无比厌恶。因此，当1859年5月3日在欢欣鼓舞的气氛中，皇帝宣布对奥地利开战时，他选择退出政务。

这次出征意大利，普隆－普隆被堂兄委托在托斯卡纳召集军队。原本人们希望可以招募到3万名托斯卡纳人，但亲王仅仅招到了6000名能够战斗的人。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他坦率地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个女性领导着的太监国……意大利的这一部分早已坏死。”既然已经努力却依然缺乏支持，人们也就并未感到吃惊。但同时，他的第五军团的组建也就被长期地推迟了。在巴黎，人们纷纷嘲笑起这个他们嘴里“多余的军团”的无所事事。随后，亲王的军队接受了法国一个师的增援，终于准备开始战斗了，但他们到得太晚，已经来不及参加结束整场战争的索尔费里诺战役了。他的士兵们丝毫没有骄傲的面貌。衣冠不整的他们沦为了其他军团的笑柄。普隆－普隆最终意识到了自己荒谬的处境，又一次提起了辞职。但这一次，他的堂兄劝他留下来。尽管这位意大利国王的女婿错过了这场战役，他仍然会在和平当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当拿破仑三世与弗朗茨·约瑟夫在自由镇（Villafranca）会面后，他就被派往维也纳以完成最终的法奥停战协议。他坚定不移的态度使得奥地利皇帝终于屈服，将他“最美的省份”——伦巴第大区割让给了法国。凭借这次外交上的成功，他获得了堂兄与岳父双方面的嘉奖。

然而这个成功的外交行为却并没有让民众忘记他此前拙劣的军事策略。在这场战争中，尽管在思想上有所成就，但他随后就从中抽身，开始沉湎于他最爱的消遣方式——旅行。这位冒险家喜爱海洋的气息。1860年，他将皇帝慷慨授予他的一艘通信舰改造成了一艘高雅的游艇。解开十三个缆结后，这艘重新被命名为“热罗姆－拿破仑号”的船就朝着英国开始了第一趟旅程。普隆－普隆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停留了一个月学习英国农学。随后，他的旅程变得越来越像是探险而非消遣。他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探险家，他的好奇心似乎没有极限。1861年，“热罗姆－拿破仑号”第二次航行时，他带着120名船员和数十位仆人先后到达了马格里布（Maghreb）和新大陆。在内战期间的美国境内，他在华盛顿见到了总统林肯，但他关于这件事的记忆却有些不满。“我们径直走进去了，就像走进一家咖啡馆一样。”他在日记上写下了关于白宫一行的事。没有任何仪式甚至是迟到的接待，亲王对这位留着“庸俗”的胡子、不修边幅的总统如此简单的招待感到不可思议。他一张嘴，就和林肯陷入了冗长无味的讨论当中。在谈话过程中，他震惊地发现林肯将他与吕西安的儿子混淆了，于是就冷淡地起身离开了。在拜访完美国总统后，他疯狂地爱上了对这个国家的探索，为这个年轻的国度惊人的工业、农业的发展拍手称奇。此外，他还执意想带走那些人给他展示的新奇发明，如缝纫机、洗衣机，等等。水利工程等杰作尤其使他惊叹不已。

他的旅程从纽约到五大湖，随后又从芝加哥一带出发去了密西西比河上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有时火车和轮船的条件简朴，冒险家也毫不在意。有天晚上，他为了避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味，甚至坐到了车厢尾部的平台上。当地印第安人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他无法忍受，而在一等车厢内看到的美国黑人却让他觉得十分惊喜。这个国家充满了包容性，有时却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他的这次探索丝毫没有削弱他推行自由主义的信念。“自由会带来伟大的事件，会诞生更多的伟人，而非以提高整体的平等来削弱顶尖的精英。自由是具有诗意的。”他在旅行日志中记录道。接下来的几年，他又追随伯父的脚步，带着成群的马匹、骆驼和大篷车一起，踏上了英格兰和埃及的土地。他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十分感兴趣，运河工程在斐迪南·德莱塞普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一半。他发现波拿巴王朝的埃及军队的碑文遭到了英国人的破坏，于是让人在几个小时内重新雕刻好，并在石碑上加上了一句格言：“历史的一页是不能被玷污的。”在他眼中，帝国家庭的荣耀是神圣的。还有一件事，当他被任命负责拿破仑一世书信的出版时，他专门把那些他认为不合适的信件隐藏了起来。无疑，这个出版物对他而言是一项政治工作而非文学作品。直到2000年，拿破仑基金会才出版了一本最详尽、没有任何添加与遗漏的拿破仑一世的书信合集。

在政治上，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作为一个内部的反对派，他一直坚持发声，但都徒劳无功。在与教权党这个眼中钉的对抗上，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标榜自己。他的朋友乔治·桑写了一部名为《维尔梅侯爵》（Le Marquis Villemer ）的戏剧。尽管平淡无奇，但他认为戏中表现出了对宗教狂热和蒙昧主义的反对，于是人们看到他“仿佛中了彩票一样欢欣鼓舞”。他赞同现代化，同时也是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这也让他在1866年得到了一些回报。在长期的独裁政策以后，拿破仑三世终于不再像过去一般敌视自由主义。而他的堂弟，作为这个思潮的推崇者之一，皇帝认为有必要把他召回身边，并提议让他担任枢密院的副院长以及1867年将要举行的巴黎世博会的主席。对许多人来说，专制的帝国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向来小心翼翼的皇帝在眼下并没有推翻一切的打算，尤其是在欧洲各王室当中，普隆－普隆的回归并未激起人们的热忱。

在一位宠臣的煽动和担保下，普隆－普隆在阿雅克肖发表了一次极为轻率的演讲，最终直接导致了他的倒台。他自称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已经来到法国，并向枢密院中的其他部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抨击他们“虚伪的奉献”以及“刻意的夸张”。最后，他表示与拿破仑一世不同，皇帝并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政策。这毫无疑问是一次严重的失策。在杜伊勒里宫中，人们得知他的演讲都眉头紧皱。脸色铁青的部长们也展开了抗议，而皇后则是幸灾乐祸。对此，拿破仑三世给出了一个笼统的回答：“你在帝国开展的政治计划，只会给我的政府带来更多的敌人。”皇帝的谴责激起了他的愤怒，他怒发冲冠地将所有东西摔到了地上。皇帝的回答被公之于众。家族内部的矛盾终于不可调和。

当他回到宫廷时，普隆－普隆还与他最大的敌人——皇后寒暄了几句。他大笑着对她说：“我希望陛下不会毙了我。”欧仁妮则是针锋相对地反击道：“您知道，这种事情早就没有人做了，真让人遗憾啊！”在一次与堂兄的会面中，他还公开指责了建立第三帝国会引起混乱：“一顶帽子下可塞不进两个脑袋！”这一次，普隆－普隆也需要在妥协与辞职中做出选择了。不出所料，他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同时辞去了世博会主席与枢密院副院长的职位。这一次的回归还没有持续六个月。在这段痛苦的经历过后，他选择去瑞士的普朗然散心。在莱芒湖（Léman）畔，那块接待过约瑟夫的土地上，他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城堡风格的别墅。在他失势后的几年里，他再也没有参与对帝国自由主义的推进——虽然，最后一次的公民投票很有可能是因他而起，且最终推动了宪法改革。尽管新任的政府首脑——他的朋友埃米尔·奥利维耶时常向他请教问题，但在政治上，他的堂兄拿破仑三世却一直将他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