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王朝——失势恺撒的漂泊

远离了杜伊勒里宫，这个从此被人们叫作“失势恺撒”的亲王并没有失去探索远方的兴趣。1870年，他专心地组建了一支探险队前往北欧地区以及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zberg）。十四年前，他就尝试过抵达北极，只因冰川提前融化而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次，他确定了将随新船，比他之前所有的船都要结实的“热罗姆－拿破仑二号”前往北极地区。安顿好后，亲王舒适地坐在他的豪华套间里，期待着这次新的旅程。1870年7月13日，他们到达了北极圈内，几个小时后，这位“全能王”就要在特罗姆瑟（Tromsø）登陆。在这个“泥泞”的小村庄里，他收到了一封令人担忧的电报：法国与普鲁士马上就要开战了。尽管情况危急，但普隆－普隆并不打算就此放弃他的旅程，他抱怨在最遥远的土地上也要为这该死的电报所困扰。当他打算继续向北时，他又收到了堂兄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以“不可避免的战争”为总结，并请求收信人立即返回。1870年的冲突即将开始。万分沮丧的他只好听命于皇帝，放弃了去斯匹次卑尔根岛的计划。他曾经对他的朋友勒南预言道：“这又是一场荒唐事，但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毫无疑问，这确实是末日的开始。

尽管战争大臣勒伯夫元帅表示士兵们已准备就绪，装备应有尽有，但普隆－普隆却明白军队事实上毫无准备，比方说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他确信，帝国会因此走向毁灭。不过，尽管不抱希望，亲王却并不懦弱，他依然决定参与到战争中去。皇帝打算派给他一支远征队，让他到波罗的海地区横扫威廉四世的军队。但其他人却并不看好他，认为这只是一个不会实现的空想！于是，普隆－普隆便跟随着皇帝与皇太子出征前线。在萨尔布吕肯一战后，一连串的败仗让他深感无力，面对这样一场灾难，他不辞辛苦地劝说大家撤退到沙隆。沮丧又病倒的皇帝这一次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堂弟。当普鲁士的大炮在远处咆哮时，他们正悲怆地向后撤退。“我们就像大流士三世 的军队。”亲王懊恼地在日记中写下。当残存的帝国军队终于聚集到了沙隆的营地后，各参谋被召集来决定下一步的计划。是组建一支最大的军队留下来对抗普鲁士人，还是撤回巴黎来确保首都的防御呢？普隆－普隆支持第二种方案，他鼓励皇帝立即回到首都，高调的言论一时间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他激动地对堂兄说：“见鬼了！如果我们必须倒下，就像男人一样倒下吧！”但事实上，他的建议最终并没有被采纳，军队面向普鲁士人重新出击，而皇帝也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加孱弱，不久后就向他们举起了白旗。在这段痛苦的时光里，普隆－普隆或许一直是最清醒、考虑最周全的那一个。卡斯泰尔诺（Castelnau）同样也赞同他撤退的方案，这并未能阻止军队的败北，但就像米谢勒·巴特斯蒂指出的，这或许能避免帝国军队在色当的全军覆灭。在最终的灾难发生之前，拿破仑亲王被他的堂兄派到了意大利，试图寻求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的帮助。不抱任何幻想，只是为了执行任务的他，顶着人们对他临阵逃脱、“怕炸弹”的批评接受了最后一项任务。那么，他的外交才华能够扭转这场战争的局势吗？事实上，尽管他坚持不懈，但是没有人愿意帮助阿尔卑斯山另一边这个摇摇欲坠的法国。战败的事实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亲王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国王和我非常担心，我们等着你。请尽快回复。”一开始，勇敢的克洛蒂尔德拒绝离开首都，直到色当投降的消息引起了恐慌。

在巴黎，所有人都落荒而逃。面对这场狂风暴雨，克洛蒂尔德一直坚持到1870年9月5日才离开了皇家宫殿，仿佛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几天的路途之后，她终于在普朗然与丈夫重逢。在皇帝夫妇被安顿在奇斯尔赫斯特后，普隆－普隆决定跟随他们，但他与欧仁妮之间的不和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受到冷遇的流放者，只能在海德公园（Hyde Park）附近的豪宅里忍受着无聊。“流放的生活是很凄惨的，这需要很大的耐心，你们是对的！尽管伦敦的法国人很多，但还是令人悲哀。皇帝忍受着病痛，我对他的计划一无所知，我过着十足的隐居生活。”他向自己的堂妹朱莉·波拿巴吐露道。此外，在匆忙之中离开法国，亲王虽不至于说是贫困，但也经历了一些经济困难。“我失去了在皇家宫殿的一切，除了几年来一直放在保险柜的那些文件。我最遗憾的，是我的书房。”他在信中告诉朱莉·波拿巴。对于这个有些吝啬的男人来说，失去大部分的财产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在紧急情况下，他卖掉了自己在普朗然的居所，还有他大部分的地产，只留下了一栋简朴的小木屋。离开了雾都后，他来到了瑞士，并在自己留下的土地上建造了一栋路易十三时代风格的新别墅，这也成了他与他后代的家。这栋别墅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而朴素的克洛蒂尔德则是加入了多明我会 的第三分会。在她28岁的年龄，这个虔诚的女人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扶贫事业。她身着黑衣，去医院和收容所里看望病人、贫民和孕妇，而她自己的孩子则去了寄宿学校。失去了家庭生活，又被剥去了昔日的光彩，普隆－普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

在1872年的区域选举中，他作为阿雅克肖的代表成功当选。他会因此回到法国吗？事实上，政府准备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他在法国安家。在一位临时指派的特派员的指导下，政府甚至向阿雅克肖派遣了一些军队和战舰以遏制可能发生的民众示威。然而，这种武力的示威在我们的波拿巴眼里不足为奇。他依然计划前往科西嘉岛。但是，面对自己在父亲的出生地所造成的混乱，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拿破仑三世逝世时，他曾试图以武力威胁，想以此控制皇室家族，并要求监督皇太子的教育。但是，在欧仁妮的敌视下，他不但没有成功，还被这个羸弱的皇帝家庭给赶了出去。这道禁令并没有打消他继续政治生涯的念头。他不顾皇太子的意见，作为科西嘉的代表参加了竞选，并在投票中脱颖而出，这让帝国的继承人十分恼火。“他违背我的意愿，去支持我们的敌人，我也只好把他当作敌人了。”除了皇室内部的不和之外，政治上也出现了新的争端。当皇太子坚守自己的保守主义时，普隆－普隆则又坐在了议会的共和派当中，重新当起了他的红色亲王。远离了皇宫的他，很快也会离开他的妻子。克洛蒂尔德越来越无法忍受丈夫的反教权主义，这一次，她主动选择了离开。1879年，两人签署了婚姻关系和财产的分离协议。克洛蒂尔德公主最终于三十二年后在一个意大利的小镇蒙卡列里（Moncalieri）逝世，享年68岁。而普隆－普隆则再次沉浸在了爱情当中，他离开了科拉·珀尔的怀抱，恋上了与他同居的卡尼西（Canisy）侯爵夫人。他们在一起生下了两个孩子——吕西安（Lucien）和卡特琳·德塞利尼（Catherine de Céligny）。他们的关系让普隆－普隆的姐姐玛蒂尔德公主十分不悦，在她眼中，侯爵夫人只是个没有见识的“妓女”。在几年之内，亲王切断了所有与家人的纽带。这位自由的灵魂还不知道他马上就要被任命去领导他的家族。

在继承顺序上，普隆－普隆紧跟在皇太子之后。因此，当皇太子在祖鲁国遇袭身亡后，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室的领袖。对于欧仁妮和皇太子的支持者来说，帝国继承人的身亡已经让他们心痛不已，现在还要忍受这个位置被令人厌恶的老对手占据的痛苦。在侄子的葬礼上，这个新的领袖俨然一副威严的面孔，就好像自己已经全权负责起一切了一样。在打开死者遗嘱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太子在前往南非之前还写下了一封追加遗嘱。这份遗嘱剥夺了普隆－普隆所有的皇室权力，并将其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维克托，这就像是给皇后多年以来的敌人脸上的最后一击。尽管这条遗嘱公开地嘲弄了皇室的规章制度——帝国的继承权是以长子继承的顺序在男性当中传承——但它确实造成了一些混乱。在波拿巴的阵营里，人们开始琢磨起来。父子之间公然的冲突是否对形势有利？为了不让这个复杂的状况加剧，人们一致同意忘记这条遗嘱。于是普隆－普隆当上了皇室的首领。更讽刺的是，他也因此被任命为波拿巴党的领袖——这个他多年来从未停止斗争的对象。这种离奇的执政组合当然没能运行下去。比如，他反对自己的党派，并支持了两项由朱尔·费理（Jules Ferry）政府颁布的对耶稣会以及教会组织不利的法案。当他患上糖尿病后，他的敌人们便贪婪地盼望他快点病逝。“神圣的糖尿病啊，保佑我们吧！”他们齐声地重复着。唉，但他们的祈祷并没有被满足。红色亲王没有因此而变得虚弱，恰恰相反，他准备重新走上战场。

1883年1月，在共和党的领袖莱昂·甘必大去世后不久，他就开始主动出击，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用大写的“拿破仑”签署的宣言。在宣言中，普隆－普隆呼吁通过恢复普选来选举共和国的总统。1月16日，这份声明得到了一些回应。当政的夏尔·迪克莱尔（Charles Duclerc）对他的成功感到惊讶而恐慌，随即把他关进了巴黎古监狱。但这却让他的人气一再高涨，甚至欧仁妮也开始支持他，与这位不安分的堂弟和解了。在波拿巴党内部则相反，人们为他大胆的宣言感到遗憾。在塞纳河的法庭下达命令后，他被释放了出来，随即就开始试图利用他政治上重新积累起来的人气。但这并未奏效，因为他一直支持的几个提案全都惨遭失败。与此同时，在波拿巴党的内部，矛盾正在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表示希望维克托亲王上位，以此替换这位共和党的皇室首领。那么维克托本人的想法呢？尽管他长时间以来一直避免与父亲公开发生冲突，但维克托亲王也逐渐认为，父亲对自己粗暴且专制。此外，当普隆－普隆得知这封追加遗嘱剥夺了他的帝国继承权并转交给了他儿子之后，他仿佛就越来越讨厌儿子，甚至拒绝他去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学习。他或许希望儿子可以在外国军队服役，好让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远离法国。普隆－普隆的反对者明白了这场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支持维克托上台。

1884年的春天，红色亲王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儿子居然拥有近4万法郎的资产。这笔钱从哪里来的？维克托拒绝回答父亲的问题，随后便离开了家。决裂已经不远了。随后，党内的“维克托派”在保罗·德卡萨尼亚克（Paul de Cassagnac）的带领下，投票通过了一项特别有利于年轻亲王的日程表。这个“忠心的证明”被当事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无法平息自己的怒火。怒不可遏的他向儿子发出了最后通牒：“父亲的诅咒永远不是武力，但如果你在24小时内不撤销你的所作所为，或是不结束这些危害你的现在与将来的名誉的卑鄙诡计就离开巴黎，那么诅咒的重量就会一直压在你的头上。”维克托以拒绝撤回回应了他。巴黎的媒体则以此为乐，甚至发布了他们通信的全文记录。父子俩自始至终也没有和解，连欧仁妮也无法使他们重归于好。尽管普隆－普隆在党内败选，但他仍然相信自己还有机会，可以有朝一日通过普选成为共和国的下一任总统。他认为，政局的动荡迟早会使共和国瘫痪，并将导致宪法改革。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的愿望在1962年才被戴高乐将军实现。此外，议会在1886年6月22日通过了一项针对所有王位竞争者的流亡法，对此普隆－普隆强烈抗议，却无济于事。

就像所有的波旁－奥尔良王朝的人一样，他不得不辞职，在返回法国四十多年后永远地离开法国。这个他一直以来如此支持拥护的共和国，现在不要他了。他对这个“叫花子”感到愤愤不平，并逐渐对那个想要推翻政权的傀儡将军布朗热（Boulanger）产生了好感。他甚至在英国为他筹备资金，在那艘带他来到奥斯坦德（Ostende）的船上，他差一点儿随船沉没海底。但奇迹般地，他所在的船艉一直浮在海面上。“我离淹死也不远了。”在这次不幸后，他叹息道。在那里，亲王感受到了他最后的政治激情。1891年1月9日，在罗马万神殿参加完一场仪式后，他就因发烧患上了肺炎而不能动弹。医生们无力医治，他的痛苦无休无止。为此他尖刻地自嘲：“我什么也做不好，连死也不能成功。”在妻子和姐姐的陪伴下，他于1891年3月17日辞世。虽然他曾希望葬礼只在最亲近的人当中举行，但还是被获准在苏佩尔加（Superga）的萨伏依亲王的公墓里举行皇家葬礼。在合上他的棺材之前，克洛蒂尔德在他的手指间放了一串念珠和一个十字架，或许是为了弥补他干瘪而罪恶的灵魂，但这富有宗教意义的行为显然不合当事者的意愿。仿佛人们刻意蔑视他的遗愿一样，他剥夺维克托亲王继承权的遗嘱被法院作废，他的子女们随后协商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当时的报刊里，人们可以读到这则惊人的悼词：“未能完成的和解，虚假的皈依和被违背了的遗嘱，这就是最后一位拿破仑的死所留下的。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叫波拿巴的人了。”他再次未能免于责难。这个“失势恺撒”一直都在犹豫是否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但似乎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是一个性格色彩鲜明、傲慢、不信教、狂热而不知羞耻的人，他在放纵中逃避，以此忘却那许多的政治挫折。

在去法国和意大利服役后，他的第二个儿子——路易亲王很早就在父亲的引导下走上了军事生涯，并加入了沙皇的精英部队。他在1905年成了埃里温（Erevan）的省长。而玛丽－蕾蒂西娅公主则嫁给了她的表兄，比她大22岁的奥斯塔（Aoste）公爵。在1889年翁贝托（Humbert）王子出生后，普隆－普隆的女婿被一场险恶的肺炎带走了。23岁就成了寡妇的玛丽－蕾蒂西娅不仅没有再婚，还在1918年又痛苦地看着唯一的儿子被西班牙流感带走。在热罗姆的后裔当中，只有维克托亲王的分支还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