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工业发展的背后



铁路建设与产业发展

农奴解放是俄罗斯工业化的划时代开端，学者们对此应无异议。不过，解放也带来了暂时的停滞，因为旧的工业体系适应新环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以乌拉尔的冶铁业来说，原本德米多夫家族的工厂处于垄断地位，工厂的劳动力来源于“农奴”。农奴解放的消息传来后，工厂农奴自发地离开工厂，德米多夫的工厂因此失去了约60%劳动者。领主使用农奴无偿劳动而开办的伏特加酿造工厂，情况也与此相同。农奴解放之时，美国爆发南北战争，俄罗斯绵纺织业的原料供给深受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因而发生了所谓的“棉花饥荒”。

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的工业化终于走上正轨，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是铁路建设。第一次铁路热潮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持续约十年，欧俄区域建成了基础性铁路网。1865年铁路总里程为3800公里，而十年之后的1874年便达到18200公里，1883年更进一步达到24100公里。不仅铁路总里程多于其他欧洲国家，铁路建设的速度也是遥遥领先。继莫斯科—沃罗涅日线、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线等中央工业地带大动脉工程之后，还修建了库尔斯克—哈尔科夫—敖德萨线、哈尔科夫—罗斯托夫线等，把主要农业地带与黑海出口港连接起来。

铁路网的发达与主要城市的人口

　上图为1900年的欧俄地区的铁路网，下图为1910年人口排名前十位的城市。

铁路建设所需的物资最初需从英国进口。1866年，政府推出铁路物资国产化方针。于是，铁轨滚轧、车辆制造的国产化开始了。海军部技师普梯洛夫在圣彼得堡创办的著名工厂里开始生产国产铁轨。蒸汽机车也开始国产。1865年，民间铁路公司雇用的工人总数为3.2万人，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一产业的工人总数达到了25.3万人。这段时期的铁路建设基本上由民间公司承担，也产生了几位“铁路大王”。不过，民间公司的铁路建设是得到国家全面支持的。

铁路建设给其他工业带来了多种多样的积极影响。英国人约翰·休斯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开办了名为“尤佐夫卡”的冶铁厂，并大获成功。附近的克里沃伊·罗格地区也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床。顿涅茨克地区还蕴藏着大量的烟煤，因而煤炭产业也获得发展。煤炭经铁路被运往全国各地，不过铁路自身就是煤炭的“第一消费者”。高加索的巴库地区出产石油早就为人所知，由于这一时期技术的开发和运输手段的改善，巴库的石油产业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发展势头。在这一点上，瑞典人诺贝尔兄弟的公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轻工业方面，棉纺业与制糖业也得到了发展。19世纪初，莫斯科省与弗拉基米尔省的棉纺业已有长足发展。不过，受美国南北战争所带来的棉花饥荒影响，俄罗斯的棉纺业出现短暂的萧条。后来，随着产业机械化的推进，到19世纪90年代，棉纺业成为俄罗斯所有产业中出类拔萃的先进产业。俄罗斯制糖业的原料是甜菜，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基辅与哈尔科夫省的领主工厂里，生产大量的食糖。起初这些制糖工厂的技术方法极为原始，农奴解放后，由于人手不足，也出现了短暂的衰退。后经企业家之手，制糖工厂实现技术革新，加上砂糖需求日渐增多，所以俄罗斯的制糖业也呈现出飞跃发展的势头。

莫斯科的商人与教会

首都圣彼得堡是官员与军人之城。与此相对，自古就是经济中心的莫斯科是一座商人的城市。他们的经营活动推动着帝国经济的发展，为俄罗斯创造财富。同时，莫斯科也是一座教会之城。19世纪末的莫斯科拥有超过五百座教堂，很多是商人修建的。圣彼得堡虽也不乏商人居住，教堂也不在少数，但仍远不及古都莫斯科。

19世纪中叶，有位观察家说过，“莫斯科的商人都很虔诚”，他们“严格地断食斋戒，多数人与家人一起过着俭朴的生活”。莫斯科的商人会向教会捐赠资金，定期出席星期日与圣日的弥撒和晚祷。四旬节时，所有人都断食斋戒，第一天与最后一天也不例外地参加完所有的仪式。圣像是正教徒商人家族中最为重要的物品，即便是穷困潦倒、破产关门也不会把它拿去典当或卖了换钱。“振发奇迹的圣尼古拉”是中世纪以来俄罗斯最具人气的圣人，不仅他的圣像为家家户户所供奉，莫斯科的教堂中也有十分之一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莫斯科最大的棉花王朝的创立者瓦西里·普罗霍洛夫最初从事酿造行业，后来他考虑到酿酒不适合虔诚的人，因而退出酿造业转向了棉纺业，他的儿子康斯坦丁继承了著名的三山纤维工厂。康斯坦丁也是一名虔诚的教徒，他曾经为了前往有名的修道院参加巡礼而离开莫斯科长达数月之久。不过，他给儿子们聘请了外国家庭教师，在儿子们参与家族产业经营活动之前，被送到德意志、阿尔萨斯等地的好企业里工作。1851年，康斯坦丁带着儿子们参加了伦敦世界博览会。也可以说，他的虔诚与“最广义的欧洲主义”进行了调和。另外，他的弟弟季莫费伊在写给兄长的短论文《论财富的获得》中写道：“若财富获自劳动，丧失财富可守护走向毁灭之人。人可从再度的劳动中获得更多。为什么？因他生于神中。”

莫斯科的商人们

　围坐在茶炊周围的中产阶级，1910年

把正教的劳动伦理较为彻底地加以运用的是“旧礼仪派”，商人中有不少是旧礼仪派的皈依者，例如莫洛佐夫家族、古驰科夫家族、梁普辛斯基家族、科诺巴罗夫家族等。马克斯·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新教伦理与企业家的劳动原理相一致的命题，很多人也尝试应用这一原理来解释“旧礼仪派”的商业活动。

“大改革时代”前，商人是“非特权身份”。他们被课以各种各样的繁重负担与租税，其中只有公共服务是“可以回避的负担”。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商人对公共服务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开始在都市行政及其他公共设施中谋求一些主要位置，一些最富有的商人成为莫斯科很多大教堂的教区委员：俄罗斯最大的纤维企业主米哈伊尔·莫洛佐夫成为克里姆林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教区委员，伏特加大商人彼得·斯米尔诺夫成为克里姆林受胎告知大教堂的教区委员，茶糖贸易商人彼得·沃托金成为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教区委员。成为教区委员的大商人负责维护修缮教堂的建筑、圣障、吊灯等教会设施，还为很多教会活动提供支持保障。

虽然如此，俄罗斯人对财富与企业家的负面印象并未因此改变，因为“如果仅仅依靠正直的劳动，谁也不可能获得巨石建造的宫殿”。商人自己有时也颇受良心谴责，在“让神高兴”的想法下，他们不惜向教会捐献巨资财物，还特别热衷于慈善活动。从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十五年间，商人们向教会提供了176笔捐赠。据分析，1896年以后的十年是捐赠的高峰期，在此期间，很多商人以各种名义提供了大额捐赠（平均每笔约8.4万卢布）。“捐给贫困的市民”是最为常见的形式，以“捐给贫困新娘”名义的捐赠也不在少数；有的捐赠是“为了建设维护养老院、护理院”，特别“为因疾病致盲的女性”的捐赠；有的商人捐赠“免费房屋之家”，也就是建设维护免费提供的住宿设施；有人“为照料精神病患者”而提供捐赠。此外，还有商人为职业教育机构提供捐赠，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为贫困家庭的子弟及孤儿提供助学金。这些捐赠当然是匿名进行的，因为加上名字的慈善行为会大打折扣。托雷恰科夫、瓦夫尔辛等大商人以外，一些继承大额遗产的女性的捐赠活动也很引人注目。

解放后的农村与打工农民

如前所述，农奴解放之后的俄罗斯进行了很多近代化改革。因为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处于同一时期，所以也有很多人从比较史的角度对解放农奴后的俄罗斯进行分析。农奴解放后，经过三十余年，俄罗斯的人口在19世纪末达到了1.26亿，其中在欧俄地区生活的人口约9300万，占总人口的74%。农奴解放后的俄罗斯虽然在工业化上进步很大，但农村人口依然占压倒性多数。

农奴解放第一次赋予了农民各项“无偿的”人身权利，也就是说，农民成为“自由的、近代的个体”，但是作为经济活动前提的“土地”，仍然沿袭着过去惯行的使用方式。“赎买”后的土地所有权被交给了村社，这也是为了不致引发激烈变化的不得已的举措。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持这种以家庭人口数为依据、由村社分配各户土地使用量的土地使用体系，在保证不产生“没有土地的无产者”方面的确是颇为有效的权宜之计。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农奴解放方式却暗蕴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农奴解放后，人口急剧增加，而这种独特的土地使用方式却起了负面作用。1863年之后的五十年里，人口增长了约两倍，而农民的平均土地所有量由5.1俄亩剧减至2.7俄亩（1俄亩约为1公顷）。这个数字是长时段的五十年间的平均数值，没有考虑地域特殊性及地区差异性。不过，这期间的土地不足问题的确是日渐深刻。另外，俄罗斯的农业还停留于效率不高的“共同体农业”状态，依照惯例进行的“土地分配”也削减了农民改良土地的意愿。也就是说，这种土地体系在“社会性上”符合正义，但在“经济性上”却是压抑生产积极性的。英国经过“农业革命”，在18世纪后半期，农产品收获量即已达到播种量的十倍，而到19世纪末，俄罗斯的收获播种比仍处于五倍的低水平上。

解放后的农民（19世纪末）

人口的90%是农村居民，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农村人口都只从事农业。莫斯科以北的“非黑土”诸省在农奴解放前，甚至在18世纪后半叶，农人外出打工或从事副业就已经十分流行。拿着“国内通行证”的农人到大城市或特定地区外出打工，挣取所需缴纳的地租钱是这些地区的普遍现象。农奴解放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动向，但其形式并未因解放而出现太大的变化。为确保农民与乡村及土地间的纽带不致松动，农民打工时所用的大体上是季节性通行证。经济不断发展的首都圣彼得堡是打工农民的最大聚集地。

彼得格勒的人口

　引自高田和夫《近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山川出版社）

19世纪90年代，圣彼得堡发展成为拥有90万人口的大都市，但却有着夏季人口与冬季人口相差20万的显著特征。其原因，很明显就是打工农民的大量移动。例如，据1898年的史料，俄罗斯有名的农民工输出地雅罗斯拉夫尔向圣彼得堡输送了约10.4万人，向莫斯科输出了2.6万人。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在商业和服务业上取得了成功，其中以经营酒馆最为兴盛。据说在圣彼得堡开酒馆的人绝大多数来自雅罗斯拉夫尔。高级粮食店叶丽塞耶夫商会位于涅夫斯基大道，其先祖就是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打工农民。同乡会也会帮助首次来首都打工的农民找工作、找房子。“圣彼得堡的雅罗斯拉夫尔人们”组建了很多组织，甚至还有慈善团体。

打工的农民在夏季会因农忙回到家乡，农忙结束后又回到城市。也就是说，他们定期重复进行着往返活动，在都市里定居的人不多。他们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民，甚至到20世纪初，圣彼得堡的很多工人仍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同样的现象还存在于“大农村”莫斯科，虽然莫斯科人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达到100万，但居民事实上有半数都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农民，他们人在城市，家与家人仍留在农村。农奴解放后，打工农民的增加现象不可避免地给农村地区带来变化，其中家族制度受到的冲击最为醒目。男性家长型的大家族瓦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分家现象急剧增加。旧的大家族向小的核心家庭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女性，而她们曾是旧家族制度下的“忍徒”。

贵族的没落

农奴解放后，贵族们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如前所述，大多数贵族反对解放农奴，可以说这与俄罗斯贵族的“乡村贵族根性”（俄罗斯的人“波谢洪尼耶”）有着很大关系。自不待言，俄罗斯的贵族并不都是乡村贵族。有少部分人在首都修建了豪华楼馆，用于社交活动，但大多数贵族却并不十分富裕。正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其名著《偏远地区的旧习（波谢洪尼耶遗风）》把乡村贵族的日常生活描写得栩栩如生。地方贵族们生活简朴，对旧习惯墨守成规，他们是站在新时代反方向的一个群体。顺便说一句，书名中的“波谢洪尼耶”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名，位于雅罗斯拉夫尔省，后来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指代“荒僻地带”的代名词。

农奴解放之际，原领地的三分之一仍留于贵族之手，同时贵族从农民那里又获得莫大金额的“赎买金”。看起来，等待贵族们的是一条以合理化农业经营为手段，向近代地主转变的新道路。然而，历史并未如此发生。领主们获得的所谓巨额赎买金被用来偿还原先的债务，偿还债务耗费了相当一部分赎买金。因为，贵族们过去曾以领地为抵押向“贵族借贷银行”贷款，而农奴解放之时，贷款的抵押物发生了转移，他们不得不向银行偿还借款。关于这一点，最近有研究认为，19世纪50年代大约有27%的土地被用于抵押，这一数字还不到之前通常所认为的一半。

贵族之中也有一小部分转型为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者，但其总数仍显微不足道，大部分中小贵族雇用工人或使用小农业劳动者继续进行着小农生产。以中央黑土地带及伏尔加中游地区为中心，一种被称为“雇佣制农业”的生产模式散布蔓延开来。土地不足的农民会使用自己的农具与牲畜力，耕种与自家土地相邻的地主土地，收获的粮食，农民与地主按二比一的比例分成。这种模式与农奴制时期相比区别并不大。

对大多数贵族来说，卖掉全部土地也是他们能很快想到的办法之一。从农奴解放到1905年革命前夜，约四十三年中，贵族群体拥有的土地总量减少41%。贵族群体所拥有的土地总量每年减少大约一个百分点，而其减少的形式，有的是直接卖出，有的是典当质押。俄罗斯的贵族原本就与普鲁士、德意志的容克地主不同，他们并不是专门的农场经营者，也不以领地收益为单一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对卖出土地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抵制或不情愿。卖掉土地的贵族及其子弟走进大城市，专门从事某一行业，过上城市生活。一般认为，有大约五分之一的贵族选择了进入城市这条道路。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

　送给契诃夫的写有成员们签名的照片，图片来自朝日新闻社1991年展览图录

另外，贵族们也失去了成为军人或官员的特殊捷径。过去，在贵族特权的堡垒之下，军队中的军官职位几乎被贵族所垄断，但到了19世纪末，军官中贵族出身者的比例已急剧滑落至50%左右。而政府官员之中，贵族所占比例更低，还不到30%。很多城市居民、神职人员等“杂牌阶级”的子弟当上了军官或政府官员。20世纪70年代，贵族之中虽然也有人破产，但人数很少，可是后来破产贵族的人数越来越多，1893年有2237户贵族破产。

契诃夫的作品《樱桃园》就是为当时没落贵族所写的挽歌。契诃夫本来是一名地方医院的医生，后来成为作家。顺便说一句，1898年创办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但他的曾祖父原本是雅罗斯拉夫尔的农民。契诃夫的作品《海鸥》就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办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俄罗斯的社会变化在农奴解放前就已开始，解放后的五十年里，社会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占贵族中大多数的中小贵族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社会变动的洪流之中，为这波洪流所吞噬。

“神圣俄罗斯的乞讨者”

农奴解放的第二年，一本别具特色的著作在莫斯科出版，书的题目叫《神圣罗斯的乞讨者》，作者普雷若夫描绘了“谁都知道，但谁都不去关心”的“乞讨者”（尼西契伊）群体。普雷若夫认为，乞丐群体的存在是有着深层次思想根源的。人们认为，人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预想不到的无妄之灾，所以人们也很自然地在心理上接受了乞讨者的存在，并不认为这种现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造成这种想法的根源在于深入人心的基督教教义——赎罪思想。通过施舍乞讨者几个戈比，几个小零钱，人们可以获得一种满足感，而这种小额施舍的习惯行为最能让赎罪教义空壳化、形式化。普雷若夫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纠弹这种伪君子行为。著作的第一版共印刷两千册，甫一问世便销售一空。而以此为契机，社会上围绕着“乞讨者与伪君子”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那么，大辩论情况如何呢？

有句谚语说“罗斯饿死的人一个也没有”，但是当时俄罗斯的乞讨者数量却多得令人讶异。批判普雷若夫的“革命家”特卡切夫曾把“乞讨者”与“贫民”加以区别，他认为俄罗斯的“贫民”有大约三十二万人，而真正的“乞讨者”只有不到四万人。不过，根据1877年俄罗斯内务部的统计，全国以“乞讨”为生的人多达三十万，而这个数字也只是“最小推定値”，实际数字更大。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乞讨的人都很多，其中以中央区域诸省尤为突出，而莫斯科地区及莫斯科市的情况则最为深刻。下面我们引用高田和夫论文中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穷人的食堂

　战争之前，圣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的失业者粥厂

首先，在农村地区，有些村或乡变为乞讨专业村、乞讨专业乡。莫斯科省就有两个以乞讨闻名的村子，村里的人每年三次外出乞讨，甚至还去了距离十分遥远的地区。在其他省，也有几个乞讨专业村，村里的人每年晚秋到全国各地“外出挣钱”，第二年春季农忙之前又返回村庄，他们每年重复这样的乞讨活动。19世纪40年代，修瓦洛夫伯爵的领地里，定期外出乞讨的农奴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带着孩子的妇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地区的妇女仍有很多人在莫斯科行乞。可以认为，对农民来说，乞讨就是一种传统的谋生方式。

在大城市，每当教会进行大型节日庆祝或祭祀祖先活动时，就会有很多人出来乞求施舍，乞讨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根据莫斯科市的调查，1885年在租赁木屋集中的“希特洛夫卡”贫民窟，共居住着8768人，仅在最大的包租房“库拉科夫”，63个房屋中就有3000人入住。住在这里的人要么是身着农民服装到大城市求职的“流动农民”，要么是丧失劳动能力且“习惯于放浪和酒精”的流浪汉。前者一般会从事泥瓦工、取暖工、木工这些低佣金的活计，为廉价劳动力市场供给了相当一部分劳力，其中的女性大多干上了厨子、餐厅服务员的工作。这些“流动农民”有时也会得到同乡会的帮助，但流浪汉却与他们大不相同。流浪汉中的大部分人最初并没有打算在这些贫民窟长期停留，他们当初是带着找工作的念头的，然而事与愿违，一些没能找到工作的人“慢慢在此长期居住，逐渐投身于周边喝酒、放荡、赌博的世界，自暴自弃，从而成为库拉科夫的永久居民”。而这些场景也就是高尔基《底层》（1902）的艺术原型。

面对这样的情况，莫斯科市拿出很多救济方案。另外，成功的商人们也掏出大笔金钱用于慈善活动。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莫斯科市的这一困境。因为源源不断的贫民出于各种理由不断拥入莫斯科。1891年到1892年，伏尔加地区发生大饥荒。很多人深入农村从事救助活动。克柳切夫斯基在历史博物馆发表了题为“古罗斯善良的人们”的演讲，演讲中他引用17世纪初“动荡”时代的例子，号召人们开展救助活动。克柳切夫斯基出身司祭家庭，是一名稳健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小额施舍式的援助是有效的，不认同当时革命者的激进言行。不过后来，革命者的声势日渐浩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