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亚历山大一世的登场

19世纪的俄罗斯是由政变开始的。亚历山大一世于政变之后的1801年3月即位。1777年出生的他刚刚二十三岁，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位高大帅气的青年皇帝得到全俄罗斯人民的欢迎。理由不光是他的年轻，在经历法国革命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禁锢政策和暴君保罗的统治后，俄罗斯人殷切期盼从长达二十余年的昏暗时代中走出来。

亚历山大一世是保罗与皇后玛利亚·费奥多罗芙娜的长子。与保罗过去的经历一样，亚历山大一世年幼时便因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宠爱而被抱走，离开父母居住的加特契纳宫，是在冬宫长大成人的。祖母把自己的笔友、“铁打的共和主义者”瑞士人弗里德里希·拉加尔普选作皇孙的家庭教师。年轻的亚历山大在老师的说教下，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自由主义与改革必要性的观点，我们从他二十岁时写给老师拉加尔普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唯一的希望是给予俄罗斯自由，并在专制与暴力中守卫自由。”事实上，他的初期政策也没有让人们失望。

亚历山大即位后旋即昭告全国，将“以法与皇祖母叶卡捷琳娜之心”统治国家，他开启了改革大业。贵族权力曾被他的皇祖母恩予又被皇父取消，此时予以恢复，他的皇父在位时被捕入狱的五百名政治犯获得释放，俄罗斯与英国的外交关系也得到修复。亚历山大进而设置“非正式委员会”，成员均通晓西欧思想，也都是他的亲密朋友。“非正式委员会”中，成员们就帝国改造的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亚历山大一世自己也亲临议事。委员会的帕贝尔·斯托罗噶诺夫、尼古拉·诺波西里切夫、比科特尔·科丘贝、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等成员虽是年轻的贵族，但其提案却都是崭新的改革方略。

亚历山大一世首先对中央机关进行了组织上的改革。彼得大帝设立的“参议会”被新设的八个“部”所替代。各部事务由部长大臣总揽，皇帝则掌握着大臣的任免权。此外还设置了“大臣会议”，用来联络各部大臣会商国是。亚历山大一世也直接与各大臣单独处理国务，因此大臣会议并没有构成对皇权的束缚。为使高级官员年轻化，不少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被送上大臣或外交官的位置。

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中，首先登场的是国民教育部。毋庸赘言，理性时代的中心课题正是教育。伊丽莎白在位时创办了莫斯科大学，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在全国各省县创办初等学校。虽然如此，俄罗斯的学校体系仍极不完备。就这一点而言，亚历山大一世的教育改革向前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亚历山大一世把全国分为六个大学区，除了之前的莫斯科大学外，圣彼得堡、喀山、哈尔科夫、德尔普特、维尔诺等地也有了大学。不仅如此，俄罗斯还模仿欧洲给予大学很大的自治权。公立学校外，私立学校也应运而生，如矿山大王德米多夫家族在雅罗斯拉夫尔创办的“德米多夫法学院”，创办于乌克兰城市涅金的“别兹博罗德科公爵历史文献学院”。亚历山大一世还在首都创办“皇村贵族学校”，这所学校成为首都的知识中心，普希金就曾在这里学习，而且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经过一番改革，国民教育部管理着全国约五百所小中学校、大学预备高中，以及约三万四千名学生。教员里也有一些是逃亡的法国人或耶稣会士。

亚历山大一世

　与拿破仑苦战，最终取得胜利

不过，亚历山大一世与“非正式委员会”祭出的改革措施引发保守派贵族的担忧。特别让他们不安的是“农奴问题”。1803年，有土地的农奴可以通过“赎回自由”的形式获得解放，而城镇小市民与商人也被赋予了土地所有权。这些政策虽然没有立即显露成效，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亚历山大一世希望解放农奴。贵族们也明白解放农奴可以减轻普加乔夫起义那样的农奴大反抗的危险性，但在他们看来，解放农奴是个功在后世、责在当今之事，担心皇帝的农奴解放令反而会引发暴乱。“非正式委员会”在设立五年之后停止活动，但改革本身并未中止。

斯佩兰斯基与卡拉姆津

改革进行中的1806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亚历山大一世注意到了一位男子，他就是当时圣彼得堡神学院的教授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斯佩兰斯基出生于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乡村司祭家庭。被皇帝委以草拟改革方案大任的斯佩兰斯基拿出了一个极度大胆的国家改造计划。他在计划里设想建立一个由皇帝钦点人员组成的“国务会议”，以及一个在每年5月和9月召集开会的“国会”。其中的“国务会议”方案很快被采纳实行，1810年1月首次国务会议召开，各部大臣和皇帝委任的人员共三十五名出席了会议。国务会议虽不拥有立法权，但却是立法问题的审议机关。不过，开设“国会”的方案始终也只是个提案而已，国会的开设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后才得以实现。对俄罗斯来说，斯佩兰斯基的提案过于前卫。斯佩兰斯基方案的核心要义是要建立一个以合法性为基础的“法治国家”，没有人可以不经审判而被处罚。斯佩兰斯基是一位精于统治细节的干吏能臣，他的构想为俄罗斯的未来提供了一个能够清楚前瞻的未来。

然而，斯佩兰斯基的政敌很多。他的卑微出身、大胆进步的改革方案，让保守的贵族们极为反感。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帕夫洛芙娜是当时最具教养的女性之一，对宫廷有着影响力的她成为保守势力聚拢的“据点”。位于特维尔的帕夫洛芙娜府邸里常常聚集着对皇帝改革不满的人，这些人把斯佩兰斯基视为主要敌人。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便是其中之一。

卡拉姆津

　历史学家，认可俄罗斯传统的“专制”

卡拉姆津也是一名文学家，法国革命后不久便游历西欧。回国后，他创办刊物《莫斯科杂志》，通过杂志向大众介绍欧洲的流行文化与理性趋势。他的代表作《苦命的丽莎》也发表于这一刊物。18世纪末，他开始埋头研究历史。经朋友介绍，卡拉姆津获得了“历史编纂官”的职位，而后便全力编写《俄罗斯国家史》（1806—1826）。卡拉姆津的保守思想是在历史研究中形成的。卡拉姆津认为，在俄罗斯只有专制才是与国家的传统及利益最为一致的体系，帝国的强大与繁荣也永远基于专制，因此国家秩序中的“所有新规都是恶政”，任何团体或制度都不得妨碍统治者行使统治权。不过，他也把专制与独裁加以区别。从近代俄罗斯的历史脉络来看，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专制君主”，而保罗则是个“独裁者”。卡拉姆津的权力概念来源于孟德斯鸠的思想。他肯定并认可“专制”是俄罗斯传统的政治形态。不仅如此，他还对彼得一世的文化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811年2月，卡拉姆津在叶卡捷琳娜·帕夫洛芙娜面前朗读了自己思想的浓缩版新作《论旧俄罗斯与新俄罗斯》。经帕夫洛芙娜介绍，卡拉姆津还得以面见亚历山大一世。不过在“专制”问题上，两人的观点产生了分歧。虽然如此，由于与法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为笼络保守派，亚历山大一世还是撤换了斯佩兰斯基。

亚历山大一世的初期统治可以用“表面上的自由主义”来形容。其根干是专制的、农奴制的政治制度，但也吸收了流行的自由主义与启蒙思想元素。有人指出亚历山大一世是“嘴上的共和主义者，实际上的专制君主”。作为“理性时代”的“献身学徒”培养教育出来的亚历山大一世，对启蒙意识形态十分精通。

但他对俄罗斯的现实又知之多少呢？他的政策严重缺乏平衡性、一惯性，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些缺陷可以从他所接受的“偏颇的教育”中寻找解释，但也不要忘记一件事。这就是他对推翻自己父皇的政变心知肚明。这种“悲剧的即位”对他的性格和统治也产生了阴影。解开亚历山大一世“谜一样”“不可理解的”行动的关键就在于此。

与拿破仑的战争

1789年7月爆发的法国革命，在怀胎十五年后诞生下了皇帝拿破仑。1805年，向来十分重视与德意志旧王朝关系的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奥地利结成反法同盟，积极备战。可是在这年年底，同盟军队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完全败北，俄罗斯也损失两万一千名官兵，“国民英雄”库图佐夫将军负伤，亚历山大一世自己险遭俘虏，惊恐之余甚至还潸然泪下。

第二年10月的耶拿会战中，法军又大胜普鲁士，之后俄罗斯、普鲁士与拿破仑在立陶宛小城提尔西特签订和约。和约对普鲁士极为苛刻，普鲁士不但失去了在波兰的领地，还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不过，俄罗斯不仅没割让土地，甚至无须支付赔款。这是因为拿破仑想拉拢俄罗斯参与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拿破仑说：“俄罗斯皇帝与我结成了极其亲密的关系。我对我们今后能团结一致、协力合作充满期待。”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却毫不隐晦自己对拿破仑的忌惮之心：“他虽魅力四射，却是无信之人。他缺乏真诚之心，正如帝国衰退时期的拜占庭人一样，精明、伪善、狡猾。”

《提尔西特和约》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与“革命之子”结为同盟让大贵族们十分不快。南部领主们谷物的定期买主一直以来就是英国，和约让他们蒙受了巨大损失。昨日挚友就是今日之敌，这虽然是政治世界的常识，但昨天还是“反基督”的拿破仑今天却变成了“东正教皇帝的友人”，这样的情况拿破仑自己也无法向人民交代。另外，影响更大的是，和约的缔结让俄罗斯在国际上威信扫地，国内民众的爱国心也受到伤害。不管怎样，提尔西特成为一个转折点。亚历山大一世在后来与奥地利、英国的作战中虚与委蛇，保存实力。不仅如此，他还暗中做着攻击法国的准备。希望从屈辱中东山再起的年轻贵族对皇帝的外交方略给予了狂热的支持。与此同时，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动向也有所察觉，对莫斯科的远征也在准备之中。

1812年6月，俄法两军均拉开决战态势。拿破仑先发制人，大军跨过尼曼河径直侵入俄罗斯境内。拿破仑希望尽快给予敌人致命打击，速战速决地结束战争。然而事情发展大大出乎预料。本应迎头还击的俄罗斯军队却大幅后撤，为让法军无法在当地征集粮食，俄罗斯实施了烧光一切、坚壁清野的焦土抗战政策。如此一来，法军在开战后不久便陷入粮草补给不济的状态，同时还得面对当地老百姓的反抗。

拿破仑虽损兵折将，但实行后退政策的俄军也并非一无所伤。库图佐夫接替巴克莱担任俄军主将。一番对峙之后，8月26日两军在莫斯科以西112公里的博罗季诺短兵交接，战斗十分惨烈。据最新推算，俄军动员了15.5万人，而法军出动了13.5万兵力。在历时仅一日的战役中，库图佐夫便损失了4.5万人，而拿破仑也损失了2.8万人。虽然如此，双方也并未分出胜负。俄军在遭受沉重打击后进一步后撤。

拿破仑的进军路线

莫斯科大火与胜利之路

9月1日，戏剧性的瞬间不期而至。俄军开始从莫斯科全面撤守。有人对拱手让出古都莫斯科的举动提出严厉批评，库图佐夫对此反论道：“莫斯科丢了，但我们并未失去俄罗斯。而军队要是毁灭了，不光莫斯科，就是整个俄罗斯都将遭受灭顶之灾。”与军队一起疏散撤出的还有约2.7万名莫斯科居民。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也把妻子送到了雅罗斯拉夫尔，他自己则在“我军把莫斯科作为祭品送给敌人之日”出城。留在城里的只有区区一万人而已。

莫斯科大火

　拿破仑大军入城之日，莫斯科燃起大火，化作燎原

急切期望结束战争的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终于进入莫斯科这座俄罗斯古都，然而“空空如也的莫斯科”却让他们目瞪口呆，哑然失声。城里很多地方燃起大火，干燥的空气和凛冽的大风让火势很快蔓延，莫斯科化作一片火海。五天之后，火势才有所减弱，又过了一天才熄灭。克里姆林宫虽免于火灾，但城里的房屋大多被大火吞噬。“木造的莫斯科”对火灾原本就没什么抵抗力，有人推测，全城三分之二的房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冬天已悄然走近，等待十万法国大军的是破漏不堪的房屋，还有大火焚烧后的空旷废墟。

关于大火的原因，一直以来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就是“放火说”——莫斯科总督拉斯特普金伯爵下达了放火命令。古都莫斯科因大火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在大火之中付之一炬。中世纪俄罗斯文学最高杰作《伊戈尔远征记》的原本在18世纪末才被发现，保管于阿列克谢·穆辛·普希金伯爵的宅邸，也不幸焚毁遗失。万幸的是，大火之前有人据原本抄录的抄本留传了下来。卡拉姆津的所有藏书也未能在大火中幸免，不过他撰写的《俄罗斯国家史》的原稿却安然无恙。

拿破仑的不安日日剧增。除亟待解决的粮草问题外，俄军游击队的不断骚扰攻击每天都耗费法军不少兵力。拿破仑几次三番向亚历山大一世提议媾和，但都遭到拒绝。亚历山大一世在写给内心动摇的妹妹的信中讲述了面见拿破仑时的恐怖，以此展示其强硬外交的决心。亚历山大一世说：“与其在祖国的屈辱中媾和签约，还不如与我的农民再一起吃上一段时间土豆。”在外交上，他贯彻了不妥协的态度。而对拿破仑来说，倒是不得不考虑从莫斯科撤退了。因为他不能让巴黎再空上半年时间，也不可能在莫斯科过冬。不仅如此，他也无法继续在自己创造的帝国边缘实施对整个帝国的统治。就这样，入城三十六天后，拿破仑的军队开始从化作废墟的古都撤离。

俄罗斯的“寒冬将军”袭击了班师途中的拿破仑大军。比历年都早来的降雪让拿破仑的士兵遭受了零下二十度严寒的袭击。饥寒交迫之中，士兵还不得不面对游击队不间断的攻击。大军在斯摩棱斯克甚至没能找到可以抵御寒冬的宿营地。这时的法军只剩下三万士兵、一百五十门大炮。最后的悲剧发生在11月中旬别列津纳河的渡口。在俄军的包围和进攻下，拿破仑远征军彻底崩溃。拿破仑自己也是趁着夜色脱离了大军才得以逃回巴黎。

不久，对拿破仑的战争以俄罗斯的全面胜利告终，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第二次是与希特勒的战争）。1814年3月，手握欧洲命运的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军精锐部队的护卫下进入巴黎。而在几天之前，拿破仑被迫退位。

将法国人打倒在地的俄国兵

　19世纪前期被称为“卢柏克”的民众版画

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就这样成为让拿破仑垮台的核心人物。他也主导了稍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拿破仑炮制的“华沙大公国”变成“波兰王国”，而这个国家与1809年合并的芬兰大公国一起被置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直至1917年。俄罗斯在首都圣彼得堡新落成的喀山大教堂举行隆重的胜利庆典。库图佐夫的遗骸就埋葬在这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