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新的都城圣彼得堡



“泪水与尸体之上”

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革命”的象征之城。与传统而因循的古都莫斯科不同的是，圣彼得堡在所有方面都充满着世俗性与计划性。这座富于进取精神的新都市的特征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仍得以传承。

1703年，即纳尔瓦战役失败后，彼得在涅瓦河河口三角洲的沼泽地带构筑了一座要塞。这座要塞后来又被扩建为新的城市。这个地方虽然寒冷、潮湿、气候恶劣，每年还会遭受洪水之害，几乎所有不利因素都汇集到了一起，但对当时的俄罗斯而言，却是距离欧洲最近的地方。城市的名称圣彼得堡源自守护圣人圣彼得。这座城市虽然最初只是作为要塞建设的，但在建立后的第二年，彼得便流露出在此建立新都城的构想。之后，他对这座城市的规划、建设以及财政预算和人力资源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圣彼得堡不是一夜建成的，它的建设以1712年为界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北边沼泽地夯实加固的基础建设时期。为此向全国的村庄和城镇下达了征召四万名民夫的指示，但实际应召的人数却不足三万。民夫的工作是单纯的土木建设劳动，恶劣的气候与衣食、居住条件让很多人罹患疾病，也有很多人因辛苦的劳作而丧命。有一份报告指出：“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寒冷的天气和饥饿，使得六万人丧命于此。”这一数字的真假信凭无从查证，但疾病与死亡的确是“弥漫于此的现象”。一个世纪后，知识分子卡拉姆津曾发出这样的批评：“这是一座建立在泪水与尸体之上的城市。”

虽然彼得亲临现场，在木屋里坐镇指挥着这场与洪水的战争，但仍然难以解消地基的脆弱。1714年，彼得发布了一个有名的敕令。该敕令规定：进入新首都的每辆货运马车需向城市缴纳三个五俄磅的石头，货船依照其大小，每艘缴纳十个到三十个十俄磅的石头。货运马车与货船向城市缴纳石头的义务共持续了六十年。这座石造之城的基础由此得到了加固。

基建完成后的另一课题是人口，而人口问题也是通过强制手段解决的。政府制作了一张贵族迁徙清单，并命令拥有五百户以上农奴的富裕贵族需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修建两层的馆舍。此外还命令从全国各地迁徙富裕商人和工匠。彼得还把当初设立在莫斯科的各类专业学校也搬迁到新首都，还新建了一些学校。通过一番努力，圣彼得堡的人口终于在彼得统治末期达到了大约四万的规模。

人口一旦增长，就不得不考虑粮食的问题。要向帝国边境的新首都居民供给粮食，需从全国各地调配粮食，而为了运输粮食，又不得不修建道路、开凿运河。然而在拉多加运河、上波罗乔克运河开通之后，首都高物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虽然代价很大，但国家并未停止对这座新城的资金投入。城市建设也没有被放弃。对于圣彼得堡的建成，有历史学家指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彼得建设规模如此庞大的工程，也有着政治目的，即追求与古代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修建“庞大庄严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比肩。

彼得宫殿

　彼得大帝的夏宫。1721年建成，模仿凡尔赛宫的样式，喷泉为当时的最新技术

“良好的行政就在议政院”

在城市建设的同时，政府机关的播迁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712年是这座新城的转折点。首先是宫廷从莫斯科迁来。对彼得而言，莫斯科是一个因袭守旧、与改革唱反调的“反动”之城，毫无留恋可言。元老院的设立让原本已经有名无实的贵族会议走到了尽头。元老院本来是彼得由于远征等原因不在首都时处理政务的临时机构。迁至圣彼得堡后，这个机构负责制定执行彼得意志的具体方针，并传达给中央与地方的各个机关，同时也担负着监察各项政令执行情况的职责。

中央官厅的各个部门也在进行着根本性的改革。彼得采用了一种与以往数十个官署所不同的新的行政形态，就是当时欧洲流行的议政院（俄语原词为“院”）。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有句名言：“只要有议政院就可能进行良好的行政。议政院的运行机制就如同钟表一样，它能起到让齿轮之间保持着相互作用的运转。”彼得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由此一来，彼得设立了包括“外务院”“陆军院”“海军院”等主要议政院在内的十二个院。各院的决定都经由合议而定，且有详细的规则加以约束。主要议政院的正职长官由彼得的亲信出任，所有副职都由精通这一行政形式的外国人担任。院在设立之初共有716名人员，其中外国人就占了近10%（共66人）。外国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薪俸也是俄国人的五六倍之多。在意大利建筑家托雷津设计建设的位于涅瓦河畔的议政院里，新的国家行政体系启动了。

在开展一系列改革时，彼得也将改革草案交予很多政治家讨论。也就是说他采用了所有问题委于审议的“民主主义手法”，但从结果来看，一切还是遵从了彼得的意志。因为“沙皇专制”是不容动摇的。另外，官阶表虽然确立了根据年资、功绩晋升的“平等”原则，但彼得还是有一些特别宠臣，彼得给予他们法律所不允许的法外恩典。

宗教事务衙门

十二个新设立的参政院以外，俄罗斯还设立了处理宗教事务的“神职参议会”。神职参议会最初与负责世俗事务的参政院并列设置，但此举招致神职人员反对。在神职人员的要求下，神职参议会更名为“神圣的宗教事务衙门”。这一机构被赋予“在宗教事务方面拥有与元老院同等的权力”。然后，宗教衙门的权力徒具形式，新的宗教事务机构在权力上与参政院并无二致。虽然我们不知道彼得是否知晓他父皇在位时期的“尼孔事件”，但彼得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继承皇位，正是高级神职人员搬弄权势的结果，他也非常清楚这些神职人员对自己所推行的改革强烈不满，甚至直接明了地表示反对。自亲政伊始，彼得便在削减教会权力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

1700年，总主教阿德里安去世，教会改革在这一年也迈出第一步。阿德里安的前任约阿基姆对高官中开始流行的剃须与穿西服的现象非常厌恶，并坚持不懈地对这样的现象提出批评，虽然这些西化的新习俗在彼得之前即已有之。阿德里安继承了前任的路线，由于厌恶外国人，阿德里安对彼得的大型访欧使团颇有非议，也反对后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如此，他还在反改革阵营中充当前锋的角色。阿德里安去世后，彼得并没有立即任命继任者。这一年的12月，彼得任命一位“代理”代行总主教职权。1701年，阿列克谢时期遭裁撤的修道院官署得到重建，官署长官由世俗人士充任。

一系列改革之后，正教会在形式上成为侍奉于沙皇权力的机关之一。教会土地财产收益被国库征收，神职者的权力也被限制于“神职”本身。1720年8月，总主教职位遭正式裁撤。新的宗教事务衙门是彼得教会政策与教会改革的最终产物。宗教事务衙门的长官由教会人士雅波卢斯基出任，不过，彼得另外设置了“总督”一职，用来监视宗教事务衙门。这与监视元老院的做法相同。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为彼得的教会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是来自基辅神学院的学者，也有着在波兰与罗马的耶稣会学院的学习经历。他在教会与世俗关系领域见识卓著，颇有才能的他还是一名擅长修辞学与辩证法的“赞美诗作家”。此时的彼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才智聪慧的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遇上锐意进取的彼得，一位如千里马，一位如伯乐。得到彼得重用的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在圣彼得堡以刀笔之功为彼得的教会改革披荆斩棘、树规立矩。在代表作《君主意志的正义》中，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把拜占庭式的、“沙皇权力源于神”的范式与同时期欧洲自然法思想相糅合，并以此为世俗权力高于神职权力提供思想理论依据。神职参议会的准则《神职条例》也出自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之手，条例中，他强调了教会改革的必要性，以及神职参议会的制度化优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还非常关注司祭的教育问题。

司祭的教育义务

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国家，彼得之前的俄罗斯没有一所为司祭提供教育的正规神学校。俄罗斯的司祭是世袭的，父辈司祭会教给子辈司祭简单初级的教会仪式，但司祭们并没有接受过真正意义上的神学教育。《神职条例》对司祭们的昏聩蒙昧、不受民众尊崇的形象与状态提出尖锐批评。有鉴于此，条例要求所有司祭在叙任前有义务接受教育，以达到任职的资格。为提高司祭的业务能力，各管区不得不把创办神学校提上日程。除此之外，为方便司祭们传教讲经，还需编印一部简明易懂的神学入门书，供所有教堂常备。过去也曾有人提出在全国创办神学校的建议，《神职条例》出台后，这样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

普罗科波维奇亲自编撰了教义入门书，书中对正教教义进行了简明易懂的阐释。入门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十分通俗易懂。1720年之后的五年中，入门书共出版十二次，发行总量超过一万六千部。民间的司祭被要求定期在教堂讲读入门书。可是，设立神学校的工作却进展缓慢，有的地方即便开办了神学校，也很难招到学生。彼得要求神学校学生必须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他还严格规定“不愿学习之人不得承袭其父的司祭、辅祭之职”。但这样的规定已远远超出一般神职人员的理解能力，比如，一般的司祭对为何要学习拉丁语这个“异端的语言”很不理解。民间的司祭家庭中，子弟们常被视为家中的劳动力，所以司祭一般不会主动送子弟去学校学习。一些强制入学的孩子也常常一瞅着机会就逃学。即便如此，至彼得末期，共设立创办了四十六所神学校，在籍学生约三千名。神职人员接受教育的义务有强化其身份世袭的倾向，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村庄中，农民等非神职人员也是有机会成为司祭的，也可以说，在过去的村庄里，司祭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群体，而改革事实上封堵了这条路。

1722年，彼得进一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向司祭们下令清查被举报人秘密。理由虽是预防谋反于未然，但此举让俄国的司祭们变成了收集政治情报的代理人。彼得跨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教会也因此沦为政治的侍女。

波罗的海商路

彼得的经济政策最初以扩充军备、充实军需为重点。制造武器所倚赖的冶铁业等重工业，军服自给自足所需的纤维业等轻工业，与前一个世纪相比都得到飞跃发展。除此之外，彼得的政策中，也可看到增进“国富”的思想：很多产业部门进行了工业化改造，产品也实现了外销，国家收入也因此增加。彼得的思想与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财政大臣科尔贝的重商主义如出一辙。为实现富国目的，俄罗斯有很多方面都亟待改革，而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国际贸易港的位置问题。白海的阿尔汉格里斯克港不仅距莫斯科较远，而且因漫长的冰冻期，一年之中有半年之久不能正常使用，不仅如此，阿尔汉格里斯克还存在接连不断发生的海难问题。也就是说，阿尔汉格里斯克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有着双重、三重的缺陷。因此，新首都圣彼得堡取代了阿尔汉格里斯克，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港。

彼得在新首都建设之始，便呼吁西欧各国商人利用波罗的海商路路线。作为鼓励，他降低了很多方面的费用。然而直到与瑞典缔结和平条约，这一呼吁并未奏效。因为新首都与俄罗斯内陆间的道路尚不通畅，另外走这条海路还需冒着被瑞典海军抓捕的风险。

圣彼得堡港

　面临波罗的海，北方战争后迅速成为国际贸易港

彼得对圣彼得堡港的吞吐量问题十分急躁。他最初提出全国所有货物都必须经圣彼得堡才可运往国外，1715年他把目标降为原来的一半，而一年之后，这一目标又降为原来的六分之一。可以说，直至北方战争结束，阿尔汉格里斯克的优势地位并未动摇。1721年，抵达阿尔汉格里斯克的外国商船有110艘，而与此相对，圣彼得堡却仅有60艘。不过，尼斯塔德和约缔结的第二年，圣彼得堡便反超阿尔汉格里斯克，此后经由圣彼得堡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呈现急剧增长的势头。1724年1月，彼得对进口货物征收高达75%的进口税，以此来给外国商品不断涌入的形势刹车。

波罗的海贸易发展的同时，连接圣彼得堡与国内城市的贸易路线也逐渐形成，河川之间也修筑了运河——虽然此时已有用运河连接伏尔加河与顿河的构想，但直至苏联时期，这一构想才得以现实。与同时期欧洲的君主一样，彼得十分重视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他曾向中国派出使团，也尝试开拓通往印度的商路。彼得晚年派出的北太平洋探险队的主要目的虽然是学术活动，但也不能说这些探险活动与通商毫无关系。

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叛逆

彼得有过两段婚姻。1689年，彼得与第一位皇后欧多克娅·洛普金娜举办婚礼结为夫妻，这一年彼得十七岁。这场婚姻是彼得的支持者们操作下的政治联姻。婚后第二年，欧多克娅为彼得生了一名皇子，名为阿列克谢。又过一年，第二位皇子出生，不过据说这位皇子出生不久便不幸夭折。后来，彼得与欧多克娅渐行渐远。彼得每天都会去外国人村里的一个酒馆，在那里他认识了老板孟斯的女儿安娜，并与她结下私情。彼得随访欧大使团回国后的第一晚，便寄宿在安娜的住处。欧多克娅皇后最终还是被彼得打入修道院，这也意味着彼得与欧多克娅的婚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对当时年仅八岁的皇太子阿列克谢来说，简直是一夜之间失去了母亲。

后来，彼得又钟情于缅希科夫府邸的女佣玛尔塔。玛尔塔的生父是立陶宛的农民，彼得并未因其身份低贱而持有偏见。至1709年年底，彼得与玛尔塔共生育了两位皇女。1708年，玛尔塔改信东正教，更名为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1712年2月，彼得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举行“花烛之礼”，就这样，这位农民的女儿，曾经的宫女正式成为沙皇的皇后。

彼得是一位强权父亲，他要求皇太子阿列克谢接受严格的帝王教育。而阿列克谢对此却十分反感，长期抵制。阿列克谢对德意志人老师的政治、外语以及军事学课程充耳不闻。懒惰懈怠的阿列克谢让彼得忍无可忍，他甚至严厉训斥阿列克谢：“如若你不按我要求的做，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父子不和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公开的秘密。

皇太子阿列克谢

　反对父皇彼得大帝，被判死刑

即便受到训斥，阿列克谢也丝毫不隐藏对这种强制教育的抵制。非但如此，他对父亲的厌恶感也日益加深。有一次，阿列克谢在教堂里做忏悔时说“想看见死去的父亲”。倾听他话语的司祭慰解他道：“神应会赦免吧。我们都盼望着他死去，因人们已不堪重负。”阿列克谢得到维护莫斯科传统的保守派人士的支持，甚至有高级神职人员说阿列克谢“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1715年10月，决定性的一刻来临。阿列克谢之妻刚生了一位皇孙便在产褥上过世。而恰在此时，彼得写了一封信给阿列克谢，信中重申了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性，并进而讲道：“如果你仍不明白自己的生命应奉献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与其将皇位传给对我事业无益的儿子，不如传给其他有益的人。”船迟又遇打头风，不久彼得的皇后叶卡捷琳娜生了一名男婴。听到这个消息的阿列克谢向彼得表示自己无意继承皇位，这等于是放弃了皇位继承权。对此，彼得回应说：如果真的放弃，就要去修道院。阿列克谢也表示同意。

如此一来，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阿列克谢却迟迟未上呈请求去修道院的奏章。因此，彼得对阿列克谢说：如果你还有意继承皇位，那么请你加入我派出的丹麦远征军。这也是作为父亲的彼得对阿列克谢最后的温情。阿列克谢很快便从圣彼得堡出发，然而途中他却掉转车头，向着维也纳一路南下。阿列克谢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有着连襟关系，因此他希望在维也纳得到政治庇护。阿列克谢行踪不明后，彼得竭尽全力进行搜索，得知他逃亡维也纳的消息后，显得十分震怒。彼得以宣战作为威吓，要求卡尔六世将阿列克谢引渡回国。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搜索与外交交涉后，1718年1月底，阿列克谢被引渡回国，在莫斯科受审。逃亡事件的相关人员陆续遭到逮捕和处决，6月底，阿列克谢自己也被以“阴谋颠覆现政权”的罪名判处死刑。神、俗两界共一百二十七名高官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判决下达两天之后，尚未等到行刑之日的阿列克谢便死于狱中，走完他仅仅二十八岁的短暂人生。有传言说，彼得亲手杀死了阿列克谢。但真相可能永远是黑暗中的一个谜。

大帝的崩殂与民众

阿列克谢事件不仅仅是一场父子之间的对立激化事件。代表传统势力的阿列克谢在情感上有着为数众多的支持者，而彼得对此动向一直保持着警惕。如前文所述，阿列克谢的死刑判决书上签有神、俗两界高官的姓名，但唯独缺少一位高官的名字，他就是名门望族出身的俄罗斯第一位将军鲍里斯·佩得洛维奇·谢雷梅切夫。高龄的谢雷梅切夫因患有疾病，并未像其他高官那样迁往圣彼得堡，而是留在了莫斯科。不过有传言说他是装病的。然而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2月病故。虽然新首都并没有与他地位相称的神堂，但彼得还是把他的遗体运到了圣彼得堡，并埋葬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即便是死，遗体也没能自由地留在莫斯科。

阿列克谢死在牢狱时，彼得大帝还有一位两岁的儿子。不久，他把这个儿子取名为彼得·佩得洛维奇，并记录于正式文件中。然而事有巧合，阿列克谢事件之后还不到一年，1719年4月中旬，年幼的彼得·佩得洛维奇出人意料地夭折了。

至此，彼得已失去所有男系继承人，三年后的1722年2月，他公布新的皇位继承法。新法规定：“皇位由现任君主据意志愿望指定的人继承。”不仅如此，如若将来的皇帝有“任何堕落”，那么可以剥夺他的权力并将皇位交予其他有资格继承的人。这种所谓的遗诏立储让彼得在死后也可以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志。然而彼得自己没能来得及依照这个法令指定继承人，便于1725年1月28日驾崩，享年五十二岁零八个月。死因是尿毒症。

彼得大帝的家族

　大帝与皇后叶卡捷琳娜，两位皇女与皇孙，图上的皇孙便是后来的彼得二世

多数人在惊异中迎来彼得的死讯。对于因才能被彼得赏识简拔并与他一道推进“革命”的人来说，没有比彼得英年早逝更让人扼腕的了。伊凡·涅浦柳耶夫是洛夫哥罗德地区贫困贵族出身，曾在威尼斯学习航海术，留学后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凝视着讣告，泪如泉涌，泪水打湿了讣告纸。深切怀念我皇于我之厚情深恩。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昼一夜之间，全然陷入六神无主之中”。

然而，大多数人对彼得大帝及其“革命”持不同见解。原本属于保守势力的神职人员不分位阶高低，一概对“革命”持批判态度。对大多数贵族来说，彼得的改革也超越他们所能理解的极限。贵族与普通民众不同，他们清楚彼得不是“掉了包的沙皇”，也不是“反基督者”，彼得就是真正的沙皇。但他们不能理解这位沙皇为何非得离开莫斯科将首都迁到北方，为何即便靡费巨资也得拥有海军，为何要延绵不绝地扩张领土而与大国横生轧轹，所有这些问题他们都难以理解。在很多方面，贵族们与彼得无法找到交集。贵族们认为正是彼得的这些改革让国家日益荒芜，同时也使自己也无法获得领地。

虽然立场与贵族不同，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也全然不买彼得改革的账。在他们看来，“若是以往的沙皇，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蓄须是一种礼节，衣服也比现在更好。沙皇经常与皇后一起到修道院去祈祷”；“这位是真的沙皇吗？他不是沙皇，而是一位反基督者。他抛弃了整个国家，与德意志人打得火热，他住在德意志人村落，穿着德意志服装，每周三与周五还以肉为食”。民众诸如此类的话语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民众对彼得大帝“革命”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他们被接踵而至的各种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些负担都出自彼得的旨意。这样，民众之中便产生了“现在的沙皇”不是爱护民众的“真沙皇”的想法。传言说得栩栩如生：“真正的沙皇”不是孩提时期在外国人村被狸猫换太子了，就是在外国遭人替换。

在俄罗斯民众的传统意识里，彼得的“革命”也只能被理解成这个样子。但凡事皆有例外。1724年写成《贫富书》的批评家伊凡·普索西科夫是农家出身，他曾说：“沙皇理应庇护农人。唯因领主乃农人之一时主人，而沙皇方为永世之主人。农人富则国富，农人穷则国穷。”但是，普索西科夫这些话并不是对“革命”的批判之言，他在别处也表达了对彼得“革命”的理解：“吾皇拼以十人之力勇攀山顶，然多数之人反道行之，反向用力。”

“革命”与彼得个人的角色

如本章开头所述，彼得大帝的“革命”给整个国家与社会带来莫大的影响。文中也有很多对彼得改革的评价，但在本章的最后部分，仍想借用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语对“革命”的意义与彼得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做进一步的思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学家们对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再次进行了新的考察。有关彼得时期及18世纪俄国历史的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学者要数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的叶夫根尼·阿尼西莫夫。他在苏联后期发表了有关人头税的研究，1989年写成《彼得改革的时代》一书，这本书后来又被译为英文出版。可以说，他是该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在此，我引用1996年他在东京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彼得改革及其对于俄罗斯历史的归结》进行以下评述。

报告中，阿尼西莫夫首先介绍了一个问卷调查的结果。问卷设问：“俄罗斯历史上让你最为骄傲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回答“彼得大帝时代”的受访者最多，占比约54.3%，这一比例超过了半数。而第二高的“勃涅日涅夫时代”的比例相当于“彼得大帝时代”的约三分之一。两者的差距拉得很大。这样的结果与实施问卷调查时苏联已解体五年的背景不无关联，但阿尼西莫夫认为，彼得时期之所以受如此热捧，与俄罗斯人对“大帝的共鸣”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之所以喜爱彼得时代，阿尼西莫夫认为有“天纵英雄式的领导者、传统的对家长的爱戴”、“无可争议的国家名誉”、目的意识、勇气、做事一根筋的“超凡卓越的个人魅力”等原因。

三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连绵不断地对彼得的遗产进行研究与讨论。在此基础上，阿尼西莫夫总结出两点“明确的结论”。第一，彼得改革的前夜，历史之风已经朝着变革的方向吹来，社会各个方面的弊病危机让改革呼之欲出。第二，彼得在所有改革方案中选择了“最为强硬的、非妥协的、社会牺牲最大的方案”。这第二点成为诸多问题的根源。彼得的目的是要把所有俄罗斯人从“受洗礼的熊”改造为“受启蒙的国民”——这里所说的“熊”绝不是一种蔑称，而是对俄罗斯人的一种爱称——为达成目的，他采用专制与“强制的手段”。“以强制促进步”是彼得改革的最大特征，彼得在所有领域都采用了强制手段。关于改革，在很多改革成果业已显现之后的1723年，彼得自己写道：

如果没有教师的强制，我们的国民仍如同未入校门的孩童一样，绝不会去学习字母。最初他们或许感到辛劳，但在习得之后是会抱有感谢之情的。现在出现的状况已十分明了。为何如此，因为很多政策虽是强制施行的，但已经能够听到很多感谢之言。

不过，阿尼西莫夫对彼得大帝的一些强制手段还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他列举了一些实例来说明这些手段所带来的弊害，但他也用这样的语句认可了彼得改革的成果与莫大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沿着彼得大帝为我们曾经开辟的道路前行。”

正如阿尼西莫夫所主张的那样，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改革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一体性打上终止符，创造出“两个种类的国民”，恰恰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被称为专制的独裁体制虽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却是经由彼得之手而“一元化、固定化”的。在俄罗斯历史的走向上，彼得大帝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虽然如此，只把彼得一人视为例外也有失妥当。有着传统专制权力的俄罗斯皇帝中，如若有强烈的意志，谁都有可能做到这些。因为，历代沙皇对权力的限制都极为敏感，而贵族与民众也期待着“强势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