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专制与知识阶层



1872年是彼得大帝二百周年诞辰的纪念之年。他的“革命”已在本书中有具体讲述，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便在“彼得开创的道路”上前行。但是1840年的斯拉夫派对彼得改革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本书紧接着要讲述的向民粹主义方向探索的理论活动与社会运动也已出现。面对这些情况，政府自然而然地利用这一机会举办称颂大帝的演讲纪念活动。

5月30日是彼得大帝的生日，在诞辰纪念日前后，几乎所有学术机构都举办了某种形式的彼得大帝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的顶点是2月至5月举办的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史教授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公开演讲。活动在“贵族会馆”大厅中举行，学者、政府高官、一般官员云集于此，聆听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演说，声势十分浩大。那么，索洛维约夫讲了些什么呢？

索洛维约夫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伟人是时代之子，是这一时代的人民之子”。也就是说，伟人的出现不是偶然。他应“人民强烈的愿望”而生，“带领”人民“走上时代前进所必需的新道路”。产生了必然要走新道路意识的“人民站了起来，汇聚到这条道路上”。而在这条路上，“出现了伟人”。索洛维约夫就伟人的诞生做了说明后，又对彼得大帝的改革进行了论述。与本书使用“革命”来总结这场变革不同，索洛维约夫认为那是一场“人民”唤起的“人民事业”，大帝是“人民的皇帝”“民众的伟大导师”，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伟人并不能感知到、意识到人民感知不到、意识不到的事物”，“没有土地是盖不起屋舍楼厦的”。彼得的诸项改革在17世纪时已酝酿发酵，但还需要“伟大的导师”来催熟它。这就是彼得和他的事业。

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基本立场属于受斯拉夫派批判的西欧派。另外，在解释俄罗斯的过去这个问题上，他属于强调国家的创造性角色的“国家学派”。面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包括解放农奴在内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诸项改革”，他曾对“专制的自发主动”寄予期待。另外，他是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对任何“革命性改造”的尝试都持批判立场。这次演讲中，他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彼得大帝改革中值得肯定的一面，清楚地阐释了改革与“当代”的关系。总体而言，这场演讲的基调是称颂与赞美。他的演讲虽然基于历史研究成果，但演讲中所强调的是“历史的进化性”而并非“激进的时代转换”。关于他是如何解释历史的，是一个史学史问题，这里不再多讲。有一点十分重要，他的历史解释还间接地为正在进行中的稳健改革提供了“历史正当性”依据。

据说，贵族会馆举办的索洛维约夫公开演讲受到听众的欢迎，听众对演讲内容产生了“完全的同感共鸣”。听众都是俄罗斯的社会上层，他们原本就是社会中一小撮群体所构成的阶层而已。“民众”一词在俄语中有很多种用法，索洛维约夫的“民众”指的是融合一体的国民。之前我们已讲过，尼古拉一世政府曾极力推出“国民一体性”意识形态。然而现实之中，“民众”却是由精英的小部分与贫困的大部分所构成，他们的社会经济差距历然可见。中间阶层的规模很小，19世纪俄罗斯的“贫富差距”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何填平如此巨大的鸿沟，自由主义改革还是革命？围绕道路问题，知识分子们也分成了两派。

地方自治会里的活动家们

前文讲过，“大改革时代”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会”。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机构，但从它的设置法来看，其自由主义程度并不高。尽管如此，这一机构在初等教育、道路建设、医疗保健等领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一机构也促进了地主贵族参与国政的意愿，培下了自由主义之土。在这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代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首先是医疗。地方自治会继承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创设的社会福祉厅的各个机构。然而，地方农村没有医院，也没有正规医生。地方上有一些被称为“费利托谢尔”的“准医生”，这个单词在德语中有“军医”之意。他们中的大部分原本是军队中的连级军医，只具备一些初级的医学知识。即便如此，就连这样的“准医生”也不能覆盖全国所有乡村。有些地区只有接生婆和草药师。因此，地方自治会从中央招聘了大学毕业具有医师资格的医生，农村的医疗情况也因此得到改善。

1865年，仅十八个省拥有正规医师，总人数不到50人。五年之后共三十三个省有了正规医师，总人数也达到600人，1880年在乡村工作的医师总数超过1000人。他们绝大多数毕业于圣彼得堡外科学院，很多人来自贵族或官员家庭。就这样，医生总数在徐徐增加，不过相对于俄罗斯的广袤国土，医生总数仍显得微不足道。农村即便有了医生，也仍然没有医院，没有安顿医生的宿舍。医生来到乡村后不得不从事设立学校，培养“准医生”等活动，此外还不得不从事消除由疾病而产生的蒙昧迷信的启蒙性、社会性医疗活动。“博士是大人们的医师，准医生是百姓们的医师”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现实情况。农民一般都在准医生工作的医疗所接受治疗。另外，大部分地方自治会还会招徕一两名兽医，处理牲畜疫病。

契诃夫

　因《海鸥》《樱桃园》等著作而闻名的契诃夫在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地方自治机构的医生

1864年以前，农村地区虽然没有医师，但已经有了教师。在19世纪初以来的教育政策之下，农村地区创办了一些不同种类的学校。虽说是教师，但很多人仅仅有着能够自由读写的初级文化水平，机关的革职人员、对一些设备一知半解的人、退伍后“没有其他接收单位的战友们”也充斥其中。即便如此，有总比没有好。

地方自治会在初等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世纪70年代，农村学校数达到一万，教师人数也超过一万。与医生不同，地方自治会学校的教师大体上是农民或农村神职人员出身，两者加起来在教师总数中的占比超过70%。他们虽然毕业自各类中等学校，但骨子里还是一群了解农民世界的人。有一些学者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农村教师中来自乡村司祭家庭的人很多，另外，19世纪80年代女性教师的比例也接近50%。教师的收入很低，其他方面的条件也很可怜。

此外，自治会下还有一些统计师，虽然他们的人数很少。这些统计师并不是统计学者，对课税对象的土地、农民的经营性收益、农民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统计是他们的工作内容。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的大多数省都设立了统计局，但全国的农村统计师总人数却未过百，比医生还少。不过到俄国革命前夕，省里的统计师总数达到1200人。与医生一样，他们大多也是贵族或官员子弟，从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商业大学或圣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各个省自治会的统计局工作。

在莫斯科省指导工作的奥尔洛夫是统计师的核心。他是莫斯科大学统计学教授切普洛夫的弟子，他来到农村地区，在省自治会统计机构的组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治会的活动家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仅仅当作上班，而是视为“为民众与真理服务”，在这一点上，统计师们也是一样的。他们很多人也和“解放同盟”的领导者别谢霍诺夫一样，是自由主义运动活动家。

神职人员的文化贡献

地方自治会的活动家中有不少是神职人员子弟，而且他们的活动不只限于自治会。包括革命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活动家中，有很多人是神职家庭的子弟、神学院毕业的神职人员，以及即将成为神职人员的人。青史留名的人也不在少数，最为著名的、光彩灿灿的人物有19世纪前半期的政治家斯佩兰斯基，财务大臣维斯涅格拉茨基，革命思想家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家布尔加科夫，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丘普罗夫，等等。

这类人中，历史学家的比例最多。我们可以很快地举出几个人物例子，比如西伯利亚出身的民粹主义历史学家西恰波夫、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史教授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除了这些大牌历史学家外，还有很多人也活跃于历史学相关领域。19世纪后半期，很多村镇的神职人员在各省新设的统计委员会、学术古文书委员会里从事着地方历史文化调查与研究工作，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些工作的主要承担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总体识字水平较低的俄罗斯，他们是唯一受过读写训练和教育的群体，俄罗斯的神职人员成为“潜在的历史学家”的原因也在于此。但并不是说拥有读写能力的人就自动地成为“知识分子”。在俄罗斯，为数众多的乡村司祭都是豪饮之士，这也是以往的一种定论。可以说，这批人能在历史与文化上做出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也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不管怎样，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神职人员在文化上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到民众中去”

1874年夏，帝国的两个首都里，很多青年走进农村，实践他们所信仰的“社会革命”理想。由此开始了一场“到民众中去”的运动。“到民众中去”这句口号广为人知，而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年前的“涅恰耶夫事件”，在拉普洛夫的《历史书简》中也能找到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涅恰耶夫曾是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宣讲秘密组织的“革命”，拉普洛夫号召向民众返还知识分子“未偿还的债务”，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享受教育，之所以能处于好的生活状态，全都建立在劳动人民牺牲与付出的基础之上。就这样，知识分子中间萌发出这样的负罪感。不仅仅是学生，技师、医生、教师、助产士等大批年轻知识分子也开始声势浩大地走进农村，宣传革命与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的落后国家中，都发生过“到民众中去”这种类型的，由青年、学生主导的激进运动，这是一种共通现象。统治者使用强力所进行的压制，反而往往会让运动变得更为激进，俄罗斯也是如此。但也要注意到俄罗斯的特殊情况，在轻视初等教育的俄罗斯，民众中不识字的人占压倒性多数，而与此相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却急剧增多。此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有知识的青年已经产生了以“为社会服务”取代“为国家服役”的潜在意识。总之，年轻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深的“赎罪”念头。

农民的反应很让人意外。他们对换上农民服装的学生和年轻人不是很信任，对他们也有着戒备心理。夹杂着外语的年轻“大人们”所言所说远远超出农民理解的范围，他们之间没有产生任何同感与共鸣。相反，农民们还把这些年轻人交送给警察。政府认识到这些年轻人的举动是对政治体制的重大威胁，因此严厉地取缔了这场运动。据说，在全国30个省中，1500多人遭到逮捕；在持续三年的审理过程中，43人死于监狱，12人自杀，还有38人出现精神异常。

民粹派的分裂

“到民众中去”运动就这样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这场运动本来就只停留在宣传层面上，也缺乏明确的计划。因此，有人将他们比喻为仅受热情驱使的中世纪“儿童十字军”。然而，这场运动对后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76年，结成“土地与自由”社团的年轻人继承了两年前的运动。他们“定居”农村，在那里从事宣传工作，采用这种运动方针的人首次称自己为“民粹派”。他们希望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欧的、立足于俄罗斯民众理想的独特的平等社会。但是，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他们几乎未能展开活动，这个组织在成立三年后出现分裂，以暗杀皇帝为目标的“人民意志派”从原先的组织中分裂出来。就这样，“有学位的普加乔夫们”登上了历史舞台。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很多女性也参加了民粹派运动。1873年之后五年内，受到政府调查的1611人中有244人是年轻的女性，占比约为15%。运动发生的背景之一是学生人数的增加，其中不仅男学生人数增加，女学生的人数也得到增加。这一时期，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基辅新建了很多大学型女子高等学校与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女学生总数也接近男学生的三分之一。在这里，有一点往往会被忽视：相比西欧，俄罗斯的女子高等教育是更为“先进”的。1914年，在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学生中，有30%是女学生。索菲亚·别洛夫斯卡娅、维拉·妃格念尔、维拉·扎苏利奇等著名的女性民粹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身着舞蹈装的女学生

　斯莫尔尼女子学院，贵族千金们的寄宿学校

1881年3月1日

19世纪70年代末，俄罗斯处于异常的社会性紧张状态之中，其象征性事件是，1878年1月发生的维拉·萨苏丽奇刺杀圣彼得堡市长事件。运用各种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的“赤色暴力恐吓”时代由此开始，终极目标显然就是沙皇。前面的章节曾讲述过1866年狙击“解放皇帝”的卡拉克佐夫事件。这一事件发生的第二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时，乘坐的马车也曾遭遇枪击，不过子弹打偏了，这次开枪的是波兰人。

十余年后的1879年4月，亚历山大二世又一次遭遇枪击。犯人索洛维约夫从帝国大学肄业后曾到一所乡村学校担任教师，是一名开展农村工作的革命家。受审时，他把皇帝称为“人民之敌”。这一年的11月，沙皇专用列车遭遇爆破；第二年2月，冬宫的晚餐大厅再次发生爆炸事件。两年间，皇帝遭遇的暗杀未遂事件多达七次。1881年3月1日，命运之日最终来临。

亚历山大二世原本预定在三天之后就重要议案向大臣会议征询意见。大臣会议设立于1802年，然而制度上的完善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才得以实现的。沙皇本人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才反对实行内阁制，虽然如此，他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前一年的5月，亚美尼亚出身的洛里斯—梅里科夫出任内政大臣。洛里斯—梅里科夫曾长期驻扎高加索地区，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也是一名颇具人气的政治家。

为谋求政治安定，洛里斯—梅里科夫不仅撤掉了不受人民欢迎的保守派大臣，还撤废了沙皇办公厅第三处。他进一步提议在俄罗斯引入“立宪的统治”，具体而言，就是在国家委员会中加入地方自治会的代表，以此来弥补社会启蒙与专制之间的沟壑。洛里斯—梅里科夫知道亚历山大二世对“宪法”有着近乎执拗的抵制，因而选择慎重行事。亚历山大二世曾把这个方案称为“完完全全的三级会议（法国革命时的三级会议）”，据说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得知改革方案后的第一反应。不过，他最终还是同意了梅里科夫方案。

3月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刚过，亚历山大二世乘坐马车返回冬宫途中，即将跨过叶卡捷琳娜运河之时，一枚炸弹从大桥旁一名青年的手中扔向了马车。炸弹在车旁爆炸，不过皇帝并没有受伤。本来遭遇这类事情，理应驱车立即离开现场，然而皇帝却下车查看担任护卫的哥萨克士兵的伤情。此时，另一个方向上又投来一枚炸弹，炸弹在皇帝脚下爆炸。流血不止的皇帝被紧急护送至冬宫，医护人员虽全力救治，但数小时后，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不治身亡。犯人是“人民意志党”的党员。如前所述，历史上虽屡次发生皇帝在宫廷政变中遭秘密杀害之事，但平民公然行刺皇帝并成功将其杀害，这种事在俄罗斯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就性格与世界观而言，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是一名根据事态应变的“改革者”，他有时是“改革派”，有时又支持“保守派”官员。这起暗杀事件给俄罗斯政治投下了阴影，原本预定实施的梅里科夫国家改造方案尚未见闻于世便遭废弃。

暗杀还给亚历山大二世新结成的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事实上，在病入膏肓的玛利亚皇后一息尚存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便与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斯卡娅组建了“第二家庭”。这种事当然也成了圣彼得堡人茶余饭后的猎奇谈资。虽然议论纷纷，但皇后死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便与多尔戈鲁斯卡娅举办了婚礼。由于他们的婚姻是所谓的“贵贱婚姻”，妻子是没有位阶与财产继承权的，不过皇帝对“第二家庭”也颇为照料。然而后来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也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与比自己还年轻的继母相处得并不融洽。应亚历山大三世要求，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斯卡娅与年幼的孩子们离开俄罗斯，搬到法国南部的尼斯居住。新政府搜查并严厉处罚了暗杀事件的相关人员，在亚历山大二世喋血之处修建“血泊上的救世主教堂”的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

与恐怖活动的斗争

皇帝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的第一要务便是与恐怖活动进行斗争。实施暗杀行动的“人民意志党”立即受到搜查。4月3日，被捕的六人中有五人遭公开处决，另有一人因是孕妇，被处以死缓。紧接着，亚历山大三世公布“治安维持法”，在对危险人物继续展开搜查的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大学等“恐怖活动温床”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被“限制了自治”，高等女子学院遭关闭。进而还对“传唤厨师”的车夫、用人以及厨师等身份卑微的家庭子弟进入大学进行限制。

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有着深层原因的。1865年全俄的学生总数为4125人，1880年达到8045人，几乎增长一倍。这其中，市民及其他类型的城镇居民子弟、农民子弟等“出身卑微”的人在学生总数中约占15%。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同时期的德意志，在大学就读的学生几乎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市民阶层与官员群体的子弟”，正如很多人所认识的那样，德意志的这一状况孕育了“民主主义的敌对性”（汉斯·维拉《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相比，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则相当有“民主主义性”。即便俄罗斯政府对“厨师传唤人”等群体子弟进入大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低身份等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学生总数的占比并没有显著下降。

19世纪的文学家

　活跃于19世纪60—80年代的托尔斯泰（上，1828—1910）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下，1821—1881）

俄罗斯还强化了对出版物的审查。列夫·托尔斯泰的很多著作被禁止出版，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被禁止发表演讲，画家列宾的《伊凡雷帝》也被禁止展出。随着一系列紧缩政策的出台，恐怖活动再一次把矛头对准了皇帝。1887年3月便发生了针对亚历山大三世的暗杀未遂事件。以事件主谋名义遭处决的人便是1917年“十月革命”领导人列宁（本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兄长。此时列宁十七岁，不用多言，这次事件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

集体迫害与反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暗杀事件在遥远的乌克兰引发了集体迫害事件，迫害对象是犹太人。

瓜分波兰后，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1835年，俄罗斯政府指定原波兰王国的十个省以及俄罗斯西南部十五个省为犹太人“定居区域”。俄罗斯的犹太人一般从事制造业、酒馆、商业等行业。犹太人与周围的乌克兰农民之间的纠纷冲突也是屡见不鲜。俄罗斯政府公布了谋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中也有数名犹太人后，针对犹太人的攻击事件很快便明显增多。4月，伊丽莎白格勒发生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事件，不久便扩散到基辅、敖德萨，最后席卷了整个乌克兰。在教堂接受祝福后，民众便高举圣像或皇帝画像旗帜，一边游行一边打砸抢掠犹太人的房屋、商店。他们不仅抢掠财产，还进行血腥的杀戮。

俄罗斯出台了禁止犹太人迁居农村、取得不动产的临时条例。另外，俄罗斯政府还规定，两个首都的大学中，犹太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3%。不仅如此，有大约2万犹太人被赶出莫斯科，而莫斯科是在政府指定的犹太人定居区外，犹太人口分布最多的城市。结果，大量犹太人前往美国。19世纪80年代有13万，19世纪90年代有28万犹太人因饱受压迫而绝望地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压迫犹太人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年轻的犹太人走上反抗政府的革命道路。

亚历山大三世的老师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波别多诺斯采夫，他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影响极大。波别多诺斯采夫曾任国家委员会委员，1880年出任宗教事务衙门大臣。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由于俄罗斯国土广袤、民族构成复杂、民心迟钝，因此国家与教会的一体化是非常必要的。出于这一观念，他强烈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也反对引进西欧文化。亚历山大三世即位时向世人宣誓“专制不可动摇”，就是出自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手，维持现有秩序成为所有施政方针的当然前提。

如前所述，发轫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会在国民学校的设立、医疗兽医制度的普及、道路建设、农业教育的推进、粮食储备制度的完善，以及大量统计资料的编制等方面建树颇多，成果很多。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地方自治会是“俄罗斯最富有生机活力的公共制度”，因此，“国家也不得不对威胁其权威的竞争者表露出敌意”。1890年，俄罗斯政府出台法令对地方自治会的活动进行了限制。地方自治权落入贵族与富裕地主之手，他们对村社的监视也逐渐强化。新设的地方司政官掌握着地方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由地方世袭贵族以任命的形式出任。一系列的“反改革”措施让农奴解放后的社会骤然紧绷了起来。

就这样，亚历山大三世呈现出彻头彻尾的保守态势，但也度过了1877年至暗杀事件的危机时期，政府的威信与自信也得到恢复。除了保守的一面，亚历山大三世也推出过减轻农民“土地赎买金”、废除人头税、保护地方共同体、禁止使用童工、制定工厂监督官制度等“爱民政策”，希望借此让俄罗斯社会走向和谐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