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专制君主尼古拉与“国民性”

尼古拉的即位与治安强化政策

与亚历山大一世不同，新君尼古拉一世是一位十足的保守君主。尤其是对十二月党人的残酷镇压让他背上了“自由的压杀者”与“暴君”的恶名。一直以来，他的严苛统治时代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动”时期。的确，尼古拉一世镇压了青年贵族军官的造反，加强了对他们的取缔，在防止外国影响方面也颇有动作，但也许还不能因此便把他的统治贴上“反动”的标签，因为他的政策也有值得注目之处。整体而言，他重新审视了西欧化路线，探索了新的专制统治方式，也许这样的评价与总结才更为不偏不倚。

尼古拉一世出生于1796年，此时叶卡捷琳娜女皇已是风烛残年。与兄长亚历山大一世不同，尼古拉一世是在母亲玛丽亚的养育下成长的。他从小便爱好军人游戏，接受过军队式的教育与训练。终其一生，他都保持着军队式的生活习惯。抵抗拿破仑的“伟大卫国战争”与战胜后高扬的爱国主义情绪让尼古拉一世大为兴奋。他与兄长亚历山大一同进入巴黎城。但是，与“1812年之子”不同，他考察了残疾军人休养院、医院等军事设施。从巴黎回国途中，他在柏林邂逅普鲁士国王之女。1817年两人成婚，这位来自普鲁士的王妃被改名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年轻的皇弟夫妇生育了七位子女，他们生活在首都郊外的阿尼奇科夫宫。亚历山大德拉热衷于慈善事业，在继承人问题出现前，两人一直过着平稳恬静的生活。

尼古拉一世

　致力于确立俄罗斯的专制与“国民性”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一世加强治安防范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然之举。他发布“审查法”，加强了对反政府的“有害”思想与活动的取缔。不仅如此，他还设立了直属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即“第三处”。第三处的首任长官为本肯多夫伯爵，最初的编制有十六人。到尼古拉一世统治末期，这个监视各阶层人民的机构扩充至四十人。1880年改组之前，该机构编制总数达到七十二人。这一机构让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处于暗影浮动之中。

近代文学与审查制度

尼古拉一世对第三处报送的所有材料都事无巨细地阅览，据说他甚至连细节之处也做了很多批示。加强审查后，文学作品必须在审查之后才能出版发表。1836年写成《哲学书简》的恰达耶夫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1849年尚是青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受“裴多拉谢夫斯基事件”牵连而被判处死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被押送到刑场后，手持枪支的行刑士兵已站在他面前时才被宣告减刑的。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在根底里蕴含着他在刑场上的恐怖体验。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才花开烂漫，果实累累的。尼古拉一世时期，文学上代表人物是尼古拉·果戈理和亚历山大·普希金。果戈理在《外套》（1842）中描写了底层政府职员生活困顿的悲哀境遇，而《死魂灵》的第一部（1842）则对农奴制社会进行了彻底的讽刺。

诗人普希金毫不掩饰自己对十二月党人的共鸣之情。普希金与他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一起拉开了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大幕。当然，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审查。叙事诗《青铜骑士》在审查中被退回。《普加乔夫史》加上“叛乱”一词后才获得出版许可，因为加上了“像普加乔夫那样的造反者是史无前例的”这句话，该书才得以通过审查。普希金因1837年的决斗而殒命。不过洛托曼认为，他是“渴望功业，不畏死亡但害怕籍籍无名”的十二月党人那辈人中的一员。

尼古拉一世的治安政策因1848年法国、德意志爆发的革命被进一步强化。因为害怕受到革命波及，尼古拉对“危险”思想进行彻底弹压，大学自治也受到限制。尼古拉一世向匈牙利派出了军队，极力充当维持大陆秩序的“欧洲宪兵”。虽然笔者随后会对尼古拉一世值得肯定的一面进行评价，但从1848年开始的“黑暗七年”已然坐实了尼古拉一世留在历史上的“恶名”。

俄国文学的繁荣

　尼古拉一世时期也是近代文学的划时代时期。图为普希金

“专制、正教会、国民性”

尼古拉一世二十九岁即位，统治时期长达三十年。立志做一名完美专制君主的尼古拉一世不仅体格强壮，而且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他浑身上下充满着“国家第一公仆”的强烈使命感。他以彼得一世作为楷模，对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赞美有加。然而在他看来，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彼得大帝以来，在俄罗斯，万事皆以欧洲制度与文化为体，以俄罗斯本土制度与文化为用。不过，这种“方法”已不再能保全俄罗斯的自我“国民性”与“国民一体性”。尼古拉认为：“外在的生活上，外国人还有值得学习之处；但内在生活上，我们已不再需要学习外国。”俄罗斯也应像欧洲国家那样，从自己身上和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固有的自我价值。学部大臣谢尔盖·乌巴罗夫恰如其分、如其所愿地向尼古拉提供了这样的自我意识形态，即“专制、正教会、国民性”。

1833年就任学部大臣的乌巴罗夫认为，“民众的教育理应贯彻吾皇之意志，应以与正教、专制及国民性相接合的精神引导他们”。在整个尼古拉统治时代，这样的“神圣三原则”被以各种形式向民众灌输着。正教——亦即神——乃是“地上之神”沙皇的权威的基础，这个说教被用来让人民顺从于皇帝、将校乃至领主。同样地，在整个俄罗斯，父乃子之纲，子之“自由”需父给予。而军队的司令官与士兵、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相同。

虽然关于这种“家父长关系”的言论在俄罗斯所有出版物中都随处可见，但在这一点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历史与历史学家。无论是关于尼古拉皇帝的原始记录资料，还是二手文献资料，里面都有“俄罗斯的过去”的内容。尼古拉统治期间，帝国大学里首次开设了俄罗斯历史系。莫斯科大学的米哈伊尔·波戈金、圣彼得堡大学的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普及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乌斯特里亚洛夫对专制称赞有加，他认为专制带来新的繁荣、力量与光荣，同时也约束、引导并驱动着俄罗斯人。他的著作《俄国史》被选作学校教科书。自1834年始，他便在圣彼得堡大学讲授俄罗斯历史，影响颇广。顺带说一句，很多人都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任教的第二年，作家果戈理被录用为该校的世界史教员，但“并没有在大学的历史上留下显著的一页”。很多历史学家对沙皇的个性与统治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普希金《青铜骑士》的思想与这种“官定国民主义”也相去不远。人们通过历史学家的讲述来理解自己的过去与自己国家的过去，政府也为史料收集工作编制了高额预算。

歌剧《为皇帝献身》

俄罗斯国歌也是在尼古拉时期制定的。俄罗斯曾把英国国歌《神佑我王》的俄语翻译版作为国歌使用，音乐旋律丝毫未改。皇帝指示宫廷歌剧指挥之子阿列克谢·利沃夫为国歌作一首“既能在教堂也能在军队演奏的，有学问的人和无学问的人都能理解的，兼具神秘与力量的，镌刻着‘国民性’”的新曲子。这是一项勉为其难的任务，但利沃夫却如其所愿，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国歌的歌词取自朱科夫斯基的一首诗。于是，以“神啊，请保佑沙皇”开头的国歌诞生了，新国歌呼吁人民向神祈祷，保佑为俄罗斯的荣耀而勤劳奔走的沙皇，同时又表达了沙皇对臣民的关切之爱。1833年年底的尼古拉日——也即皇帝的“圣讳日”，新国歌进行了首次公演。尼古拉命令全国所有阅兵典礼和检阅仪式都必须演奏国歌。

继国歌创作之后，米哈伊尔·格林卡又于1836年创作了歌剧《为皇帝献身》。在俄罗斯，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罗曼诺夫家族的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之前，曾被波兰人拐骗，正当危难之时，科斯特罗马的农民伊凡·苏萨宁出手相救。拿破仑战争时，又出现一个新故事，故事里苏萨宁被作为农民爱国者而受到赞扬。朱科夫斯基产生了把这样的故事写成歌剧的念头。他选中刚刚从意大利留学回国的格林卡进行歌剧创作。《为皇帝献身》以歌剧这种欧洲音乐形式展现俄罗斯“国民性”，刚一演出便大获成功。整个帝制时代，乃至苏联时期，这部歌剧一直都是国家主要庆典音乐会的必演剧目。苏联时期，歌剧被更名为《伊凡·苏萨宁》。

尼古拉时期树立的数目众多的纪念碑也值得重视。圣彼得堡冬宫广场中央耸立的47.5米之高的“亚历山大圆柱”与莫斯科的“救世主教堂”都是奉尼古拉之命为纪念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而修建的。此外，尼古拉政府在全国各地直接或间接参与修建的纪念碑总数估计超过一百座。这些纪念碑成为尼古拉统治时期“国民性”意识形态的雄辩证明。

斯拉夫派与西欧派

19世纪30年代正当尼古拉政府为“官定国民主义”的形成与确定而奔走努力之时，知识界掀起了一股潮流，知识分子就更深层面的思想根源发表各自的见解，展开热烈讨论。引发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线是1836年发表于杂志《望远镜》上的论文《哲学书简》。作者是当时四十二岁的退伍军人彼得·恰达耶夫。拿破仑战争时，尚为莫斯科大学学生的恰达耶夫参军入伍，而后又为治疗精神疾病而历访欧洲。他认为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俄罗斯过去没有为人类全体文化做过什么贡献；相应地，与欧洲国家相比，俄罗斯是历史舞台的新人，但这也将在未来促进俄罗斯的发展，因为俄罗斯可以从欧洲国家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就这样，他展开了关于所谓“后发优势”的议论。

恰达耶夫的论文是尼古拉时期“黑夜里响起的枪声”，是“对俄罗斯的检举信”。知识分子围绕着祖国俄罗斯的过去与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值得后世继承的又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彼得大帝“革命”的评价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分歧很大。斯拉夫派（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等）认为俄罗斯没有从希腊罗马继承文化遗产，也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不过，从拜占庭引入了希腊正教。这种教化的核心在于“精神的一体性”。这就是正教徒间因爱、自由与真理而结成的“共同体精神”。这种“调和的结合”不仅存在于农村共同体，更一直存在于整个斯拉夫民族的社会生活中。缙绅会议也是如此。然而，彼得大帝的改革在推进西欧化的同时，却也断绝了传统。斯拉夫派认为，欧洲的个人主义给俄罗斯带来的毒害虽已一目了然，但俄罗斯仍在这条道路上前行。

与斯拉夫派相对的是西欧派（别林斯基、赫尔芩、奥加辽夫、格拉诺夫斯基等）。西欧派认为彼得之前的俄罗斯是精神上的不毛之地，这种见解与斯拉夫派截然相反。西欧派还认为，希腊正教不过是侍奉国家的下人，是统治民众的道具而已。两百年的蒙古统治把俄罗斯与欧洲切割了开来，历史也因此而止步。彼得大帝在荒芜与苦难中登场，他从内里上把拜占庭的旧衣剥离开去。为了以欧洲水准为目标改造俄罗斯，彼得大帝推出了很多改革措施。俄罗斯的道路应是在彼得开创的事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两派的主张正面对立。斯拉夫派人士几乎都是土地贵族，西欧派却不尽然，两派在家庭出身上存在很大差异。他们读着同一本书，听着同样的讲义，参加相同的沙龙，还是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同志伙伴”。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双方都对专制及农奴制持批判态度。因此，两派中都有不少人受到过迫害。

西欧派的赫尔芩（1812—1870）从1848年欧洲革命的挫折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后，重新把目光转向“斯拉夫派”所称赞的俄罗斯农民共同体。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土地公有与自治也许具备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样，他成为俄罗斯“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