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王朝——“解放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农奴解放之路

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亟待处理的第一要务便是战败问题。1855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之时，俄罗斯仍然深陷战争的旋涡之中，而且败相已现。第二年3月，缔结屈辱的巴黎和约时，亚历山大二世已是三十八岁的成熟皇帝。皇太子时期，他便高居政府要职，参加过很多重要的国是会议，因此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年轻时，他曾出访德意志，在那里邂逅黑森·达姆斯塔特公爵的次女，这位德意志公爵的郡主后来成为俄罗斯皇太子亚历山大的太子妃。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叔父们几乎全都离开人世。俄罗斯的改革完全系于他的个人意志。

1856年8月，举办完加冕仪式后，亚历山大二世恩准赦免全国的政治犯。包括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参与佩特拉谢夫斯基事件和波兰反抗运动的人在内的九千人获释。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有一百二十人，然而获得恩赦时只有三十几人还活在世上。不过，他们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返乡，不少人已经产生了献身西伯利亚建设、埋骨西伯利亚的思想觉悟。虽然如此，恩赦得到久已期待改变的社会的大大欢迎。此外，书报审查制度也得到缓解。“雪融”成为这一年的象征词语，“俄罗斯开始自由地呼吸了”。在圣彼得堡，请求改革的信件纷至沓来，尼古拉一世时代的闭塞感被一扫而空。

农奴解放是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初期亟待解决的悬案。巴黎和约签订后不久，一次在莫斯科省乡村贵族团团长们面前的演讲中，亚历山大二世说道：“农奴与领主间存在不幸的敌对情绪，我确信我们迟早会对此事做彻底的了结……既然如此，与其自下而上，不如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与这个著名演说几乎同时，农奴解放也提上了政治日程。显然，大多数贵族都反对解放农奴。但即便如此，农民问题秘密委员会还是在第二年的1月成立了。1858年，为听闻“地方特殊性与贵族的希望”而选举、召集的贵族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也一如既往地在原则上反对解放农奴，或者只答应“没有土地的解放”。他们提出了诸如改革将会使俄国失去“民族价值”；改革是欧洲的翻版，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动摇国本的“革命”等各式各样自保的、反动的意见。

然而，沙皇本人对解决农奴问题意志坚决。因为农奴问题如若得不到解决，农业将继续停滞，以农奴为兵源的军队建设也无法前行，这些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为此，亚历山大二世全力以赴，亲自巡幸全国，游说态度消极的贵族。改革得到以尼古拉·米柳金为首的开明官员的大力支持。沙皇胞弟、自由派海军大臣康斯坦丁大公，沙皇敬爱的叔母耶蕾娜也强烈地支持改革。为审查讨论“带土地的农奴解放方案”的具体细节，1859年成立了法典编纂委员会。此后，虽然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但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签署农奴解放宣言。从着手处理农奴问题开始，岁月已流逝六年。

亚历山大二世

　实现农奴解放，但于1881年遭暗杀身亡

解放宣言与农民及贵族的反应

关于农奴解放宣言的内容，一言以概之，即“无偿获取人身权”“有偿获取土地权”。经过两年的准备期，“农奴”——即贵族、领主人身支配下的农民——无偿获得婚姻自由，取得和支配动产不动产的自由，自主从事工商业等诸项市民权；同时领主不经审判便可对农民施加身体刑罚的权力也被废除。就这样，俄罗斯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人身解放”。

农民一直以来共同使用的“农民份地”问题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首先，农民需与领主交换“土地证书”，证书上写有分给农民的土地规模。其后，农民还需“买回”这份土地。因为，划分给农民的土地的所有权人仍然是原来的领主，农民获得的仅仅是以缴纳地租为条件的土地使用权。要想完全自主，农民还需向领主支付土地赎买金。

虽说可以“赎买”，但农民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赎买土地。对此，国家出台了年利息6%的“四十九年贷款”政策，国库出资代农民一次性付清土地赎买金。利用贷款赎买土地后，农民虽然不需要再缴纳地租，但得分期向国家偿还“土地赎买金”贷款。不过，这一系列土地转让手续并不是以个体农民为单位，而是以村为单位办理的。“土地赎买金”的偿还也采取了全村“连带责任制”。

因此，获得土地的农民并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土地”。如要离开村庄，需得到大多数村民的同意。换言之，农民虽然从领主的恣意妄为中获得“人身的”解放，但村庄共同体反而因这样的土地政策得到了强化。不管怎样，农奴制桎梏之下共有约2250万的农奴获得了解放。

农奴解放宣言是在3月5日公布的。2月下旬是俄罗斯的“谢肉节”，因害怕饮酒的农民发生“暴动”，政府推迟了公布时间。据说，冬宫广场前历年都会举办的集市也变更了场所。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农奴解放宣言被传达至俄罗斯全国各地。在地方的村庄里，教会的司祭们向农民宣读了宣言的内容。有的地方，司祭画完十字刚刚开始朗读，底下聚集的农民便骚动起来。随着宣读的进行，骚动越来越大。“这到底是什么自由”，农民的不满越发强烈，司祭甚至不得不中断宣读。这就是农民对解放宣言的一般反应。在长达两年的预备期里，所有负担一仍其旧，这些内容让农民大失所望。

各地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法令是伪造的，沙皇赐予我们的“真正自由”被官员和领主们偷换了。4月初，喀山省斯帕斯基县别兹多诺村爆发大规模反抗斗争。农民认为司祭宣读的宣言是伪造的，引发群起反抗。相邻村庄的农民听到“真正自由”的风闻后，也聚拢了起来。应领主要求，政府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军队向以各种农具为“武装”的农民开战。据官方数据，共有51名农民遭枪杀。而在这一年的4月至7月间，全国共爆发了647起农民反抗运动。

从反抗运动的激烈程度来看，死亡的数字应该不小，政府对农民的动向更是严加警戒。但只强调农民的反抗这一点还是显得片面，因为大多数村庄还是基本平稳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选择服从沙皇的诏令，办理了“土地证书”。在划分土地（所谓的“割除超过标准的土地”）时，各地做法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大大有利于领主。虽然如此，十年之后，约三分之二的农民通过赎买获得了自己的土地。

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场农奴解放只考虑了领主的利益，但多数贵族对解放宣言也持批判态度。对他们而言，解放宣言是“彼得改革者们”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灾难”。不满的言论充斥坊间，时不时地还出现一些过激之言。有的地方贵族甚至露骨直言，“为了给农奴自由，沙皇已秘密签署处决数千名领主的命令”。也有领主说，“这样破坏秩序，意味着国家即将崩溃”。

“大改革时代”

亚历山大二世不仅在农奴问题上进行了改革，他的改革还涉及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1862年1月，俄罗斯首次公布国家预算，政府的报纸上也刊登准备改革的各项报告。所谓“信息公开”便是此举。接着，在1863年，国家颁布大学令，确立了教授会自治原则，但学生结成自治组织则不被允许。另外，在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领域也制定了相关法令，教育改革蓬勃展开。

1864年，司法改革开始。司法独立的制度得到确立，司法体系由治安判例制与普通法院制的二元体制构成，这一司法体系适用于所有身份等级的人。另外，还创立了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但是，农民被作为例外处理。农民的诉讼案件归设置在乡里的“乡法庭”管辖，乡法庭仍然适用过去的习惯法，后面将会讲到。换言之，农民受到了与帝国其他臣民不同的歧视性对待，他们不能享受“财产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因为国家认为给予农民这些权利的时期尚早。

军队也进行了改革。陆军大臣德米特里·米柳京在军队中废除了过度的中央集权，全国被分为若干个军区。另外，军费也得到削减，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问题得到了重视。1874年，俄罗斯实施普通兵役制。制度规定，防卫祖国的义务没有身份等级之别，所有臣民都平等地具有兵役义务。从此，以农民为对象的征兵制被新的兵役制取代。义务兵役制下，士兵从二十岁以上的义务兵役登记者中通过抽选选拔。兵役期限为十五年，其中六年为现役，余下九年为预备役。克里米亚败北以来的悬案之一，也就是兵役问题，由此得到改革。

设置地方自治会

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的重拳之一便是设置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解放农奴后，一直以来由当地领主负责的省县行政体系瓦解，重整地方行政成为政府的紧急要务。过去非正式的村共同体被命名为“村社”，成为正式的初级行政组织。另外，新设了县，由相邻数个村社构成，纳税的男性人数在两三千规模。在县及其上级机关省分别设置自治机构——县自治会或省自治会。县会代表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省会代表由县会代表选举产生。代表任期为三年，县会与省会中又设置参事委员会作为执行部门。如此一来，基于选举的地方自治机关产生了。除西部和波罗的海诸省外，34个欧俄省都实行了地方自治会制度。

地方自治会的代表在形式上“代表所有身份的人”，但代表并不是全体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依身份资格与财产资格的不同，“选举人范围”被分为三类。地主、城镇居民、乡农民分别选举代表。34个欧俄省的县会代表共有1.3万人，其中地主占47.7%，城镇居民占12.3%，农民占40%。农民代表的比重虽然不低，但总人口中农民占压倒性多数，因此农民代表的比例相对少很多。另外，农民代表也很少能够进入参事会。虽然如此，在一年召开一次、每次持续数天的“地方自治会”里，农民与过去的主人们比肩并列，也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19世纪末，地方自治会的代议员

地方自治会的任务是处理地方上有“经济上必要”的工作。具体而言，包罗了初等教育、医疗、修整道路、农业技术支持、紧急时的粮食保障、振兴工商业等等很多领域。因此，自治会被授予了征税权，拥有独立的财政来源。但县会的活动受省长的监督，省会受内政大臣的监督，因此限制也是很多的。所以，这种制度还不甚完善，虽然如此，俄罗斯还是在地方自治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地方自治会的设置也调动了以地方贵族为首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动员了俄罗斯社会中的“积极要素”。

卡拉克佐夫事件

在另一方面，农奴解放宣言却激发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63年1月，波兰士族主导的“一月起义”席卷原波兰王国的全部国土。亚历山大二世不得已向波兰农民承诺，会把叛乱士族的土地分给他们，借此成功地让农民离开起义队伍。波兰的起义在爆发十五个月后遭彻底镇压。穆拉维约夫将军对叛乱者实施了严苛的处罚。穆拉维约夫的弟弟是十二月党人，曾被流放西伯利亚，他的一些亲戚也有遭处决的，但这次他自己却变成恶人，背上了“刽子手”的恶名。起义的策划者遭到处决，参与者被流放。但是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约一万波兰人流亡至法国、美国等国，继续进行民族解放之战。

1866年4月4日，在圣彼得堡“夏日庭院”散步的皇帝遭到枪击。恰巧路过的路人注意到了刺客的举动，推了一下刺客的胳膊，子弹偏离目标，亚历山大二世捡回一命。享有“解放皇帝”绝顶美誉的亚历山大二世成了暗杀的目标，这一事件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打击很大。他来到犯人面前，问他是不是波兰人，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德米特里·卡拉克佐夫，俄罗斯人，喀山大学学生。消息传开后，首都民众向冬宫聚集，他们向露台上的皇帝大声高呼：“乌拉！”

这一事件在第二天便被神化。救下沙皇的路人名叫奥西普·科米萨洛夫，虽然居住圣彼得堡多年，但他的家乡在科斯特罗马，也就是说他与伊凡·苏萨宁同乡。传说中科斯特罗马的农民苏萨宁救下了沙皇的高祖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而这一事件也被演绎成“苏萨宁传说”的再现。沙皇决定授予这位路人世袭贵族称号，受赏仪式上，科米萨洛夫的妻子身着科斯特罗马当地的农民服装站在丈夫身旁。

此次沙皇暗杀事件也演变成“官制国民性”，也就是“献身沙皇的俄罗斯人”观念得以确立的机会。剧场里也上演格林卡的歌剧《向皇帝献身》，每当剧中有波兰人登场时，舞台下就会传来观众“打倒波兰人”的响亮呼喊。最后的“荣光”合唱时，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歌剧结束后，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的演奏也是久久不绝。

然而，亚历山大二世自己的心灵伤口却未能愈合。事件之后，他更换了自由派大臣，同时治安部门——沙皇办公厅第三处——得到了强化。这一年，沙皇办公厅第三处新上任的长官修瓦洛夫因深得皇帝信任而获得很大的权力。以这一事件为契机，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后半期的“停滞反动的十四年”开始了。

彼得大帝二百周年诞辰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