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保护者与破坏者



1828年8月，商博良“抵达……埃及这片土地，我盼望已久的地方”。纳瓦里诺海战九个月之后，其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商博良看到亚历山大港有欧洲舰船巡逻，其中的一些正准备把埃及士兵从伯罗奔尼撒撤回来；港口挤满了埃及舰队残余的船只，都尽其所能地做了修补。（“这种各国船只不分敌友共聚一堂的大杂烩是一个非常怪异的景象，有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商博良如此评说。）他这次带领一个学术使团“法国—托斯卡纳代表团”（这么叫是因为托斯卡纳大公也派了几位学者参与），其性质与拿破仑的学者使团相似，从而把另一个国家也带到埃及来搜罗文物。这个团体花了12个月来研究埃及，在开罗和尼罗河谷的现场努力工作（单在底比斯和卢克索就花掉了他们半数的时间），一丝不苟地制作图纸，复制象形文字。商博良不厌其烦地指出《埃及记述》充满错讹，他的目标是取而代之。

但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搜罗文物。商博良得到授权（尽管预算不如他希望的那么多），可以以他的查理十世博物馆的名义进行挖掘和购买文物；德罗韦蒂也为他从帕夏那里取得了挖掘所需的费明。商博良受到国家资助的旅行标志着德罗韦蒂以企业家的方法进行文物收集活动的终止。（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些敌意，这很可能是因为尽管两人是同胞，却也是收藏上的对手。）领事们彼此竞争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亨利·索尔特死了（商博良很遗憾自己没见过他），德罗韦蒂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他在商博良到来几个月后便永远离开了埃及。一种围绕着新制度和目标的不同的收藏文化正在埃及逐渐成形，欧洲（特别是欧陆）的博物馆、大学和学术团体通过赞助考古探险，在收藏上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更大的变化是，欧洲人头一次开始讨论保护、保存和登记文物，而不仅仅是把它们像被屠杀的大猎物一般拖走。“希望……浪费不是此次访问埃及壮丽遗迹的目标。”《亚洲学报》（Asiatic Journal）在报道商博良的探险时如此狡黠地评论道。

这种挖苦的话会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并不奇怪，因为当商博良受法国国家的委托搜罗文物的时候，可想而知，最大的反对之声自然来自英国人。正如商博良学者式的方法取代了德罗韦蒂的收藏风格，埃及的一群移居海外的英国人获取文物的手段也与亨利·索尔特截然不同。这些人浸淫在现代和古代的埃及文化中，开始提倡保护事业，而不是收藏。他们公开反对商博良和法国人的做法，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国家出资和私人收藏活动之间，在回家和入乡随俗之间，以及最为持久的，在拿走和就地保护之间，新的二分法围绕着旧时的英法对抗，合而为一。

如果说商博良的探险表明了1820年代法国收藏界的民族主义刀锋是如何锐利起来的话，那么这些英国人就与上一代生活在帝国边疆的各种收藏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战前，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来埃及休闲旅行的屈指可数，到了1820年代，埃及成为很多人旅途中添加的异国情调。越来越多的英国军官在往来印度的旅程中途经这个国家——这条路线在1830年代后期轮船面世后变成了常规航线。贝尔莫尔伯爵及其家族，以及夏洛特·克莱武的小叔子普拉德霍勋爵（后来成为诺森伯兰公爵）阿尔杰农·珀西等绅士古文物学家和贵族都循着15年前瓦伦西亚子爵的足迹展开游历。为《埃及记述》中壮丽的彩色插图和新埃及设计的时尚所吸引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纷纷来到上埃及绘画，其中便有索恩博物馆的未来馆长约瑟夫·博诺米（Joseph Bonomi），以及后来因有关尤卡坦（Yucatán）玛雅遗迹的绘画而出名的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卡瑟伍德在拉丁美洲的合作者暨雇主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在去墨西哥之前，也曾访问过中东。）总之，英国人来了，人数远胜以往。尽管法国把埃及的一切都奉若神明，从1798年到1850年，英国人却出版了比法国人多一倍的埃及游记——远远超过了100种。

其中的一些旅行家来时计划待上几个月就走，但最终却滞留了数年。“我本该……在1823年6月或7月时抵达英国的。但那年匆匆而过，直到1835年圣诞节前两天，我才踏上了多佛尔（Dover）的码头。”埃及最著名的英国侨民之一詹姆斯·伯顿如此写道。伯顿是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商之子（詹姆斯的弟弟就是著名的建筑师德西默斯·伯顿［Decimus Burton］），从剑桥毕业后想找件更刺激的事情来做，而不是听从父亲的劝说受训成为律师。英国的现实生活限制重重、单调乏味，而开罗是个诱人的逃离出口。待的时间比预期更长的另一位旅行家是伯顿的朋友、哈罗公学和牛津毕业生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威尔金森在古文物学家威廉·盖尔爵士的煽动下去了埃及，因为那里是古代世界里相对陌生的部分，值得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绅士学者去探索一番。他于1821年到达那里，12年以后才回国。

这些年轻、富有、有教养，而且一般来说出身良好的英国侨民与作为外交官、商人或帕夏的全职雇员而生活在埃及的欧洲人相当不同，并显然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伯顿、威尔金森和朋友们避开自给自足的开罗“法兰克人区”，居住在城市曲曲折折的中世纪小巷里，在装饰着迂回的马什拉比亚风格木制阳台的高大的灰泥房子里。他们学习阿拉伯语，穿土耳其衣服，还学会了用手抓饭吃。他们在开罗臭名昭著的奴隶市场买女人，这些人往往会成为他们的情妇，有的则成了妻子——当时正是英国废奴情绪高涨的时期。他们请索尔特的译员奥斯曼·埃芬迪（Osman Effendi）替他们处理一切杂务。奥斯曼是个理想的中间人。他出生在珀斯（Perth），本名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1807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到埃及。他是哈米德战役的400名战俘之一，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埃及永久定居下来。（在为索尔特服务之前，奥斯曼曾是布尔克哈特忠实的随从；后来他还照看过索尔特那个有一半英国血统的私生子。）

略晚一些，1840年代住在开罗的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John Frederick Lewis）在他细节完美的画作中对这个社会环境有过一瞥。但关于英国人在1820年代如何适应了这种东方生活方式的精彩叙述，却是另一位著名的侨民罗伯特·海伊留下的。海伊来自一个拥有悠久传统和广阔土地的苏格兰家族。1812年，他年仅13岁便加入海军——1818年首次随海军巡航游历了地中海东部——但两位兄长的死亡（其中一个在滑铁卢阵亡）让他意外获得了遗产和庄园。海伊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决定重返东方，为埃及编纂一份视觉记录。

罗伯特·海伊所绘的侨民在陵墓里的生活

1824年11月，海伊头一次在开罗度过了完整的一天，他写道：“今天上午，我的第一个行动是试图剃掉一部分头发，因为我有意观察这个国家的装束。”他随后拜访了亨利·索尔特，在那里遇到躲在角落里的索尔特的一个代理人，那人穿着一件领子拉到下巴的肮脏长袍，这“几乎让我以为那是一头裹着布尔努斯袍的猪猡，而不是一个英国人。上的咖啡是土耳其式的”，在这以后，海伊在奥斯曼的陪同下拜访了詹姆斯·伯顿。“在伯顿先生宅邸附近，我看见他家的一位女士正往窗外看，他在这方面活得像个土耳其人”——让女性亲属远离公众的视野——“但他绝非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护送海伊回家的奥斯曼，“举止全然是土耳其人”，“他对我的建议的回答让我觉得，如果他能回爱丁堡去，也绝不会后悔”。

然而，海伊却在埃及非常快乐地又生活了十年，他在自己的希腊新娘卡利察的陪伴下，生活在开罗和底比斯两地。到1826年，他发觉开罗的欧洲人社区就像他起初认为的阿拉伯人社区一样陌生，鄙视地说：“我进入法兰克人区的感觉就像进了新门监狱一样——与他们保有联系令人羞耻。实际上，就连看到他们穿的外衣和帽子都让我不快，如果有人穿着那样品味低俗的服装来我家，我会觉得很难过。”后来有一次去开罗时，海伊与或许是最大的“东方通”爱德华·威廉·莱恩（Edward William Lane）同住。莱恩的朋友们都称呼他为曼苏尔，他在1825～1849年期间断断续续地生活在埃及，对阿拉伯语非常精通，他买了一个名叫内费瑟的奴隶女孩，后来娶她为妻，还为几本关于埃及的著作积累了大量资料。其中就有经典之作《现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1836），莱恩用自己的大量版画作为其中的插图。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亨利·索尔特从未梦想过的（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话来说）“入乡随俗”，而且他也并不完全赞同如此。1824年10月，索尔特在开罗发布了一个通告，按照詹姆斯·伯顿的解读，是“声明他将不会保护那些身穿土耳其服装，或效果大致如此的英国臣民”。伯顿的总结略有夸张：实际上，发布这份通告是为了回应近来要求英国保护的各种马耳他人的要求的，他们本是大英帝国的臣民，现在却为穆罕默德·阿里工作。“他们一旦为帕夏服务，”外交部指示索尔特说，“就自然取消了由自己的政府提供即时保护的权利。然而，伯顿和威尔金森在中世纪开罗的中心地带同住一幢房子里，还特意穿着土耳其式（à la Turque）的服装，他们把索尔特的声明看作对个人的冒犯。他们向领事表示抗议，而后者则粗鲁地回答：“只要你们还待在埃及，我就忍不住要强烈建议你们穿欧洲服装，否则你们就要自行承担由于穿着东方服装所引发的任何不愉快的后果。伯顿和威尔金森愤怒地回了信。他们穿着土耳其衣服，就像数世纪以来的欧洲旅行家在埃及所做的那样，“为了我们即使在开罗工作时也不致遭遇阻碍”。他们争辩说，穿着欧洲服装招摇过市就是在惹麻烦，这也是帕夏“向他的雇员们提供土耳其服装”的原因。总之，他们“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完全坚信”无论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有权利作为英国人而受到英王陛下领事的保护。

这次交流中必定有势利的成分：威尔金森和（随身带着录有威廉·盖尔爵士《盐水诗篇》的笔记本的）伯顿都对社会地位低于他们的索尔特不屑一顾——伯顿尤其如此——也都明显乐于挑战他的权威和对他屈尊俯就。但当这些年轻人享受炫耀其新奇的生活习惯时，这起事件也表现出他们对自己所采用的埃及姿态的认同自有其局限——或者说无论如何都暴露出他们说到底还是英国人。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戏服。在戏装之下，他们仍是生来自由的英国人，能在他们选择的两种形象之间自由切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伯顿、威尔金森、莱恩及其同辈都是老练的文化偷窥者，他们在伪装之下观察埃及，这与18世纪末期身处勒克瑙的波利尔及其友人颇为不同。

然而，这种东方通的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在埃及生活的一个方面。其中有很多人像他们生活在现代埃及一样，彻底地沉浸在古埃及中。他们长期生活在众法老的墓场底比斯，这座古城镶嵌在尼罗河畔的一条岩脊上，河对面就是卢克索。从远处看，底比斯就是一条光彩夺目的金红色石带，郁郁葱葱的农田平原将其与河水隔开，其上点缀着椰枣树和泥墙的房屋。靠近一些，就开始注意到石头上的一些小黑点。每一个都是通往一个陵墓的入口：这座山岭被古代亡灵的葬身之地掏成了蜂窝。山脊的另一边就是神奇的帝王谷，法老们被深深地葬在地下的迷宫里，身边堆满了他们在阴世聊以自慰所需的所有财宝和符咒。近侧面对尼罗河的普通坟墓里葬着埃及的贵族，墓室里画着日常生活的场景。没有哪里保留下来的古埃及比这里更加惊人了，也没有哪里得到过比这里更加详尽的研究和挖掘。

亨利·索尔特正是在这里，在贵族的坟墓中间，面对河景建造了一幢房子——这是底比斯山脊上多个世纪以来建造的第一幢房子——坐落在一个叫作古尔纳（Gurna）的村子里。他自己来底比斯时就住在这里，而他的主要代理人、出生于希腊的扬尼·阿萨纳西（Yanni Athanasi）在那里监督挖掘，一直住到1830年代。但罗伯特·海伊和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比索尔特更进了一步。与古尔纳的阿拉伯村民古尔纳人一样，他们也在陵墓里面安营扎寨。罗伯特·海伊住在拉美西斯四世的陵墓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把营地设在附近的拉美西斯五世和六世的陵墓中。威尔金森在半山腰的一处大陵墓里安置下来，他添加了围墙和大门，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大房子。他们在这里投身于研究和记录遗迹，成为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埃及学家。1831年造访埃及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底比斯花了一个星期，听取威尔金森先生等人的进展情况，（威尔金森）是个博学的英国人……他可以为你解读方尖碑侧面或是塔门正面的碑文，其纯熟程度就像我们阅读最新一期的《季刊》一样”。詹姆斯·伯顿关于帝王谷的笔记是他在1825年的一次长期逗留期间所做的，这份笔记在1990年代被用来重新发现了拉美西斯二世儿子们的陵墓，那是帝王谷中最大的一座。

古老陵墓内外的古尔纳村

1829年3月，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和他的法国—托斯卡纳代表团在尼罗河卢克索一侧的一个古代码头停泊下来。他们将在此地待上半年，主要是描画和复制帝王谷与古尔纳的碑文。商博良正是在卢克索的这几个月里构想出到那时为止最宏大的法国收藏计划。卢克索神庙前矗立着两座方尖碑，它们是迄今依然屹立不倒的方尖碑中最壮观的，或许也是最精美的。商博良决定把其中的一座带去法国。1828年10月，穆罕默德·阿里在亚历山大港分别向英法两国赠送了两座小型的方尖碑：“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但“如果政府希望在巴黎拥有一座方尖碑”，啇博良坚称，“就该拥有卢克索的某一座，这事关国家荣誉”。在法国人执着的游说之下，穆罕默德·阿里同意调换。1831年，法国政府派遣由伊西多尔·朱斯坦·塞弗兰·泰勒（Isidore Justin Séverin Taylor）男爵（此人的名字很有些不可思议）率领的特别代表团，用名唤“卢克索号”（Louqsor）的一条特别设计的船运走了一座卢克索的方尖碑。1833年，这座方尖碑竖立在协和广场（如今仍立在那里），部分是为了纪念商博良，后者在此前一年便英年早逝，年仅42岁。

法国自豪地庆祝了这一事件，但英国人则对这种据为己有的行为冷嘲热讽。正当法国人威风凛凛地载着纪念碑去巴黎时，英国侨民们开始围绕就地保护文物这个概念形成自己的观点。英法文物竞赛不再是简单地掠夺战利品了。这种竞赛还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国家身份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相反的意识形态和收藏方法。“卢克索号”还在路上的时候，威尔金森在底比斯致信海伊说：“我们每天都预料法国人要来，这已经让我肝火大发了。英国侨民们对此十分反感，这种反感不只是德罗韦蒂的手下击败贝尔佐尼而窃取了重要发现时，后者所感受到的那种失败的怒火。他们的盛怒至少部分源于对一个古代遗址的永久毁损。造访巴黎的游客在看到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时，或许认为它雄伟壮丽，而看到卢克索神庙前只剩下一座倾斜的方尖碑时，就像一个人微笑时却看到他缺了一颗门牙一样。不过夺走方尖碑在威尔金森等人看来并不新鲜。他们早就见过商博良采取行动了，也知道他会有多冷酷无情。

1829年春夏，商博良和他的团队都待在尼罗河的西岸。4月2日，他为祝贺小女儿佐拉伊德（Zora?de）的五岁生日，举办了一次聚会。（主菜是“辣酱小鳄鱼”，但遗憾的是“它在晚上变质了——鳄鱼肉腐烂变绿了”。）聚会的场地是如今仍被称作贝尔佐尼之陵的塞提一世陵墓的一间墓室。两个月后，这座陵墓里发生了另一起不那么愉快的事件。詹姆斯·伯顿的朋友，住在古尔纳、与罗伯特·海伊一起画图的艺术家约瑟夫·博诺米向伯顿完整地报道了那次事件。

6月的一天，一个为英国工作的挖掘者来找博诺米，告诉他说“锯木工们已从开罗来到此地，准备在贝尔佐尼之陵切走各种浮雕——他要求我和他一起阻止商博良切割并拿走他（挖掘者）认为属于英国的东西”。博诺米立即致信商博良：

古尔纳，1829年6月13日

先生，

我得知在您的命令下，某些人已经抵达古尔纳，来到由已故英国领事索尔特先生出资、贝尔佐尼打开的（帝王谷的）陵墓切下某些浮雕。如果此事确为阁下的意图，我身为英国人和文物爱好者，觉得自己有责任用一切理由劝阻您野蛮行事，至少要等到您得到现任总领事或穆罕默德·阿里的批准方可如此。

您最忠实的仆人

约瑟夫·博诺米

商博良翌日（以法语）回信：

先生，

我也履行法国人的职责告诉您，在埃及，除了帕夏之外，我并不认可任何其他的权威，我不必请求任何人的批准，更不会请求英国领事的同意。……

毫无疑问，先生，有朝一日您将有幸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塞提一世陵的某些半浮雕，这是拯救它们免于即将来临的毁灭的唯一方式（陵墓容易受到渗水的破坏），而我只是作为文物真正的朋友才将此计划付诸实施的，因为我是把这些纪念物拿去保存，而不是售卖。

我深感荣幸，余不赘言

小J.商博良

这可不是个吉利的答复。博诺米勃然大怒，却也无能为力。随后，一位托斯卡纳学者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建议：锯木工继续为卢浮宫切割浮雕，但也为大英博物馆切下了一块。这让博诺米心满意足，不再提及此事。

但得知这一切的詹姆斯·伯顿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与商博良曾经因为开罗一座清真寺里发现的一块三语石碑发生过口角。伯顿是在几个月前发现这块石碑的，并以发现权为由将其视为己有；但商博良直截了当地无视这一传统，从清真寺里切走了石碑。“他擅自侵吞这座陵墓……就像他在三语碑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一样，如果这不是纯粹的法国式做法，那无论如何就得说，商博良先生是在拿破仑派学校里受的教育了。”伯顿对英国领事约翰·巴克愤怒地说道。至于他声称“把这些纪念物拿去保存”，伯顿继续道，“商博良先生或许保存了纪念碑起初的状态，而那座纪念碑早已经受了30或40个世纪的考验，他可以在全世界的面前为自己争得更多的荣誉”。伯顿已致信博诺米，让他声明放弃大英博物馆对切割下来的浮雕的权利；巴克“完全同意”他“认为博诺米先生代表大英博物馆提议或接受帝王陵墓亵渎神灵的战利品，都近乎不义”。但肮脏的交易业已达成：陵墓已遭切割。在商博良带回自己的博物馆的“各种规格的全部纪念物”中，他认为来自陵墓的浮雕是“送往欧洲的”两件最“美丽的埃及物品”之一，“这一定要立即送往巴黎，并像是我探险所获的奖杯一样跟随着我：我希望（它）能留在卢浮宫里，作为对我的永久纪念”。

事实证明，争论双方所用的语言远比陵墓本身更有弹性。善意的解读或许是，商博良和伯顿两人都很真诚地表现出对文物保护的明显关注。的确，商博良在1829年离开埃及时，向穆罕默德·阿里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敦促他保护几座摇摇欲坠、濒临毁灭的神庙，并停止“挖掘者或其雇员出于无知和贪婪”而对遗址进行的“野蛮破坏”和掠夺（特别是在古尔纳和帝王谷）：也就是文物贩子和埃及农夫的所作所为。如果人们接受伯顿和商博良两人呼吁保护文物的字面意义，那么英法两国人在陵墓上的争论就引出了一场至今仍在进行的论战。是应该像商博良坚持的那样，将文物搬离有风险的原址来保护它呢，还是像伯顿认为的那样，找到一种方法在原地保护文物？换一种说法，把物品从其原本的位置搬走，其本身是否构成了一种破坏？这些当然恰是如今人们围绕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石雕，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有争议的文物所争论的问题。

在埃及背景之下的这种争论在当时是全新的。但在伯顿与商博良之间的敌意中，有往日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因素可以追溯到伯顿对“商博良先生从我手里抢走的”三语碑而生发的愤怒。（在伯顿及其朋友们看来，商博良有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的倾向。“我认为，这里的少数旅行家最好能把他们的研究以字母表的顺序开列清单……否则，他们的劳动成果便都会变成‘我的美丽发现’［belles découvertes que j’ai fait］。”伯顿在致威廉·盖尔爵士的信中如此写道。）这种文物保护的争论为人们熟悉的英法长期冲突穿上了新衣。伯顿毕竟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所有的收藏。实际上，贝尔佐尼之陵事件让他确信，“商博良有第二次机会自行占有另一项财产的这种非常情况，将促成对帕夏提出申请，把两座卢克索方尖碑中的一座或全部都留给英国政府”——那正是数年后威尔金森等人愤怒地看着法国搬走的那座方尖碑。伯顿判断，在索要这座方尖碑一事上，“我并不认为我们会有充分的理由被控犯下了与我们谴责的对手们同样的罪行”。在他看来，切割陵墓（因为贝尔佐尼的发现，这无疑是属于“英国人”的）是一种肆意破坏之举，与拿走立在露天的纪念碑截然不同。

新兴的文物保护论调中有最后一个相当麻烦的部分。商博良论调中的优劣势十分清楚。在他看来，埃及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不负责，因此，欧洲人需要介入此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在一本1841年出版的充满激情地讨论文物保护的小册子里，美国驻埃及领事乔治·格利登（George Gliddon）列举了自从法国入侵以来被毁灭或严重破坏的十几处知名的遗址，那里的石头被拿走烧制石灰，或是运去建造穆罕默德·阿里制造硝石和蓝靛的新工厂。和商博良一样，格利登也敦促西方国家采取行动，制止这种破坏行为。然而，虽然看起来和呼吁文物保护一样高尚，它们却与支持法兰西帝国的整个文明使命的家长式言辞一模一样；因此也和当时的英国管理者在印度的政策不分轩轾。对现代埃及一知半解的“埃及人”商博良会采取这种立场，也就绝非意外了。

那种指控落不到海伊和伯顿等提倡文物保护的英国人头上，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来讲更令人困惑。该怎样调和这样的事实：正是这些最“了解东方”的英国人——他们与现代埃及的关系似乎恰好体现了如今遭到广泛批评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观点——同时又是最同情文物保护的倡导者？以罗伯特·海伊为例，他经常在底比斯的陵墓家园里穿着全套的土耳其服装四下闲逛，孜孜不倦地反对“破坏埃及的古代纪念碑”！他悲叹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同样都在破坏神庙和陵墓。说到索尔特的代理人扬尼，海伊批评“他在索尔特先生关于保护陵墓的错误看法下获得的对毁灭它们的热爱，企图把绘画从墙上割下来”。海伊预见到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还敦促挖掘者把“每一件东西都登记下来……因为我有理由知道，外表微不足道，但在其他方面非常有趣的东西常常会被扔到一旁，最终因为拥有者的无知而完全不知去向”。

最善意的答案是，伯顿、海伊和威尔金森等人在本质上都是浪漫的，他们完全是出于对埃及的纯粹的爱，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的埃及。人们会说，无论他们的理解有多不完整或不完美，他们的意图基本上都是好的。最恶意的答案是，他们说到底还是帝国主义者，用一种傲慢的特权意识将现代和古代的埃及都据为己有。但第三种解读似乎最有说服力。他们或许不是以文物为主的收藏家，但他们仍算是收藏家：是记录考古学资料和文化体验的原始埃及学家和原始人类学家。而且作为这种新式的收藏家，他们也会进行一种自我塑造，过着叛教者那样自我流放的生活，故意藐视英国社会的种种限制。他们是边缘人物吗？在英国的时候不是，至少没有到索尔特或贝尔佐尼曾经的程度。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利用埃及来假扮边缘人物，甚至反常地把自己塑造成边缘人物。1836年元旦那天，詹姆斯·伯顿在他位于“海边的圣伦纳德”（他父亲开发的镇子）的新家致信罗伯特·海伊，带着18世纪从印度归来的帝国回归者的那种悲壮写道：

我自打归来后仍在沉闷地左思右想。我还无法克服这里令人沮丧的气候，缺乏阳光、阴郁的天空，让人咳得面红耳赤、撕心裂肺的浓雾，这里的伞，还有需要穿双层法兰绒印度橡胶厚大衣的天气。此外，我发觉自己靠波尔多红葡萄酒和松露为生的日子太久了，而你们英国的波尔图葡萄酒、雪利酒和污糟糟的麦芽啤酒会引发胃病，我认为，这大大加重了我沮丧的心绪，并放大了社会的恼人程度。

对他来说，回到英国显然是个令人不快的后退：一个情愿逃离之人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在欧洲势力的扩张下，这样的一个位于帝国边缘的边境地带变成了特权人士以成为边缘人物来寻求慰藉，而不是边缘人物寻求特权之地，又该如何解读？这种东方的探险在很大程度上比前一两代人更方便也更容易。英国的审美家和古文物学家在埃及度过的时光，在某些方面就像美国的大学生如今利用暑期时间在中美洲挖井一样：是非正式的帝国里的人性化行为。与此同时，他们通过适应文化差异来寻求个人的再造，其做法与18世纪印度的更加边缘化的某些前辈差不多。他们绅士风度的自我塑造实验既表明了英国派头和帝国力量的稳定，也体现了置身于东方社会的欧洲人的一种持续的冲动和能力。

1835年，威尔金森、海伊和伯顿都回到了英国，商博良去世了，德罗韦蒂退休去了皮埃蒙特，而贝尔佐尼和索尔特则被葬在非洲的不同地方。但他们合力改变了埃及的收藏文化和帝国。自从1801年英法为了埃及而公然为敌以来，出现了一场文物的战争——随之而来的还有欧洲人对待古代和现代埃及的态度的矛盾。西方对管理古埃及的新主张实际上把一切兜了个大圈又带回到原地：从帝国到搜罗文物，再返回帝国。保护并未终结文物收藏。相反，它在欧洲人对埃及的主张中注入了家长式的正当理由。那些思潮是如何聚合一处的，将在1830年代后期，在穆罕默德·阿里最终与英法两国的终极对峙中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