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法国复兴

索尔特的117箱文物抵达法国后，埃及收藏的天平显然倾向于巴黎一方。它预示着法国在埃及的形象，甚至法国在整个北非的影响等未来事件的走向。英国在文物上的优势地位这次转入法国之手，似乎也凸显了外交事务方面的趋势。1821年，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在埃及从事了六年自己的个人生意后，又被重新任命为法国领事。“律师、军人、副领事、情人、丈夫、农场主、生意人、古文物学家，一切都无法让德罗韦蒂先生满足，他不安分的野心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他的上一任领事、一个厌恶他的坏脾气老人如此抱怨道。但实际上，德罗韦蒂在这些行当里大都干得相当不错。他的复职（外加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证明，这位老波拿巴派人士是法国甚至波旁王朝在埃及多么不可或缺的代表。德罗韦蒂大概是穆罕默德·阿里最亲密的欧洲顾问了。任命他为领事有助于确保法国成为埃及最亲密的欧洲友国。

就算在滑铁卢战役后的这些岁月里，法国似乎仍在埃及四处插手。它指导了在长期看来或许是穆罕默德·阿里最重要的“现代化”计划：栽培长纤维的朱梅尔棉花。里昂人路易·朱梅尔本人负责管理穆罕默德·阿里在布拉格区的纺织厂。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法国干涉领域就是埃及的军事，从1820年起，这个领域就按照欧洲的标准得到了彻底重建，也让英国人十分恐慌。1822年，英国旅行家詹姆斯·伯顿看见“驻扎在法尔基奥（Farsiout）的一个阿拉伯军团如今在以欧洲的方式受训。……他们有欧式滑膛枪和刺刀，军鼓也是法式风格的敲法，军鼓队的少校是个法籍马穆鲁克。军官们也都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帕夏的顶级军事顾问名叫约瑟夫·塞夫（Joseph Sève），是个拿破仑时代的老兵，索尔特形容他是“一个真正的波拿巴派继承人”。据索尔特说，其他“为帕夏服务的法国军官……当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无人能与塞夫上校相比”，他在1823年皈依伊斯兰教，借此巩固了他与埃及的关系。“在变成土耳其人以后，”他

被提拔到贝伊（苏莱曼贝伊）的等级。……我不觉得土耳其人是特意如此的……但他在圣诞节上午收到皮上衣，并得到了晋升，就像特地要激怒他宣布与之决裂的宗教一样。他费了这么努力，毕竟还是个傻瓜——他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来换取升迁的机会，而帕夏如今可以随心所欲地砍掉他的头颅。

法国人在埃及军队中的影响如此显著，以至于法国报纸授予“在（希腊）迈索隆吉城墙下战斗的士兵以高卢—埃及人的称号”。这是一份野蛮的控诉，因为关于埃及人在那里实施暴行的报道引起了西欧近乎一致的愤怒。

实际上，就像德罗韦蒂急于表明的那样，1826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里只有14名法国军官（还有16名皮埃蒙特人，4名西班牙人，以及5名那不勒斯人），但数目无关紧要。穆罕默德·阿里起初求助的正是法国，他希望法国能提供一切，从“56名乐手以供组建两支法式军乐队，并教导本地的学生”，到接待44名埃及青年在巴黎学习，这是中东派往欧洲的第一批此类交换学生。巴黎与开罗之间礼尚往来，比如巴黎送给穆罕默德·阿里的一辆马车和戈布兰壁毯，以及开罗送给法国的文物和挖掘许可等。在索尔特看来，“帕夏殿下与法国宫廷之间的这种称得上是联盟的关系把两国拉得越来越近，法国政府的计划也不断获得成功”。

索尔特在1826年写下这份急件时，那些“法国政府的计划”中包括鼓励穆罕默德·阿里宣布独立于奥斯曼帝国。法国欢迎埃及取得自治权，将其看作潜在的盟友以及英国和俄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制衡力量。但法国和英国各自与穆罕默德·阿里的关系也开始超越两国之间长期以来在埃及的对立。在希腊迅速展开的各种事件，也对这些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自从1453年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希腊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18世纪末，在盛行于欧洲的激进潮流的部分支持下，希腊开始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运动。1821年初，革命在希腊本土全面爆发，目标在于从苏丹手中赢得独立。欧洲各国不愿介入。毕竟这是一起殖民地的叛乱，而英国虽然曾支持南美反抗其旧日的帝国对手西班牙的殖民地起义，但维持奥斯曼帝国似乎对于维护欧洲和平至关重要。但从俄国到英国，再到美国，公众都强烈同情希腊人。亲希腊人士冲向那里志愿提供支持——最著名的就是拜伦勋爵，1824年，他在迈索隆吉死于热病。1827年，希腊人向英国寻求专业的协助，他们聘用了一个英国将军来指挥希腊军队，并雇来了勇猛的海军上将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勋爵，后者以前曾帮助智利、秘鲁和巴西赢得了各自的独立。与此同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请求他最强大的下属的帮助。穆罕默德·阿里已为苏丹打败了汉志的瓦哈比派，并在1818年得到了回报：苏丹任命穆罕默德·阿里聪明好战的长子易卜拉欣为该省的帕夏。作为在希腊参战的回报，穆罕默德·阿里希望能得到苏丹赏赐的更多领土和头衔，无论是希腊，还是最让他垂涎的奖品：叙利亚。

在经验丰富的易卜拉欣的指挥下，埃及军队攻入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轻而易举地维护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地位。1825年，易卜拉欣利用其父新组建的一支逾50艘军舰的海军，发动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侵略。他一路展开了血腥屠杀。在迈索隆吉的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为期一年的围攻在1826年终于变成一场大屠杀，易卜拉欣的手下残杀了大约4000名四下逃散的希腊人。这起事件在西欧激发了一片愤怒。欧仁·德拉克洛瓦曾在1824年巴黎沙龙上用他描绘土耳其人在希腊的另一次暴行的油画《希俄斯岛的屠杀》（The Massacre at Chios）让观者震惊不已，他随即就在其画作《迈索隆吉废墟上的希腊》（Greece on the Ruins of Missolonghi）中讽喻了这一场景，这幅画“为了希腊人的利益”而在巴黎展出。（三年后，德拉克洛瓦将会在赞美1830年法国革命的《自由引导人民》中，把全身女性形象“希腊”画成裸胸的自由象征。）在迈索隆吉面前，欧洲列强纷纷却步，不再向希腊人公开提供援助，而选择与奥斯曼人维持一种微妙的现状。如今，易卜拉欣的暴行迫使他们迈过边界，正式与希腊结盟。

索尔特给白厅写信，警告法国支持埃及独立的1826年见证了穆罕默德·阿里有绝佳的机会树立自己的威望。他的陆军占领了希腊，而海军——与法国顾问在布拉格区的船坞建造，并自夸有五艘法国造的战舰——则分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的海上。这一年还见证了英法两国陷入困境。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争相帮助穆罕默德·阿里发展和维护自己的势力，如今也各自公开帮助希腊的独立事业——因而也就公然与埃及的陆军和海军为敌。此外，如果希腊和埃及两国都获得了独立，奥斯曼帝国的整体稳定就会大打折扣。身陷西方各利益方的交叉火力之中，穆罕默德·阿里将会发现正是他的实力加速了他的垮台。因为当身在埃及的索尔特和德罗韦蒂还在为促进各自国家的利益而相互争斗时，在埃及境外，法国和英国已经在联手粉碎帕夏的势力了。

东西方的碰撞发生在伯罗奔尼撒东岸的纳瓦里诺（Navarino）湾。穆罕默德·阿里扬扬得意地对其子易卜拉欣说，1827年9月初集结在那里的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绝非你此前见过的那种舰队。它现在是一支现代化的杰出舰队，是穆斯林世界前所未见的”。帕夏知道与亲希腊的欧洲联盟对峙在所难免，但他充满自信地认为自己只会损失几条战舰而已。欧洲联盟海军在湾口盘桓，希望能威吓埃及人撤军。

但易卜拉欣绝不让步。1827年10月15日，指挥亲希腊联盟的法国海军上将向在敌方埃及人的军队中服役的全体法国人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他建议他们现在就离开埃及海军，否则法国人将会被迫向同胞开火。五天后，盟军舰队驶入海湾，在停泊后的近距离，两支海军交火长达四个小时。傍晚，多亏盟军的火力优势，埃及和奥斯曼一方损失了60条战舰和6000人的性命：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损失至少是尼罗河河口海战的两倍。就这样，穆罕默德·阿里的希望被曾经帮助振兴这支海军的欧洲国家暂时打碎了。最后，索尔特和德罗韦蒂两人都未腾出手来处理英埃和法埃关系的危机：索尔特在战败的新闻到达埃及的前一天下葬，而德罗韦蒂当时正在法国休病假。

希腊战争迫使法国缩减了对穆罕默德·阿里争取独立的援助，至少目前如此。但帕夏并未被自己的战败所动摇，他很快就开始重建海军，这次还是仰仗法国的支援（这进一步证明了欧洲列强在耍两面派）。纳瓦里诺海战后不久——据说穆罕默德·阿里在回顾那场战争时谴责更多的是英国而不是他的法国盟友，他认为后者是为压力所迫——德罗韦蒂促使他的朋友，也就是法国的盟友，执行了新的扩张计划。他提议法国设法控制最靠近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不能直接入侵并占领这一地区，而应当“利用并协助总督征服那个国家；总督阁下此前已经战胜了另外两个挡住他去路的摄政区（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了”！如此便可以让法国尽享殖民占领的好处，而无须付出代价；而穆罕默德·阿里则可以为埃及帝国进一步开疆拓土。这是个大胆的建议，但德罗韦蒂确信这绝不是不可能的。“尽管在我们英国人看来，这个计划极其庞大，甚至荒诞不经，”索尔特的继任者约翰·巴克（John Barker）报告说，“但当法国总领事详述执行细节时，一切障碍都消失了。（德罗韦蒂为何选择把他的计划与其英国对手分享，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也许德罗韦蒂知道，拿破仑在几十年前就曾考虑过入侵阿尔及利亚，那份草案计划当时仍然保存在巴黎各政府部门的档案中。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拿破仑时期的老兵看来，就法兰西帝国在东方的扩张而言，埃及显然至少跟拿破仑本人30年前认为的同样重要。

最终，埃及在法国1830年春入侵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法军断断续续地经过将近20年的战争，才建立起威权并打败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Abd el-Kader）所领导的抵抗运动；但阿尔及利亚很快便完全接受了法国的统治，先是作为一个殖民地，后来成为法国的一个羽翼丰满的省份。阿尔及利亚之于现代法兰西帝国，有点儿像印度之于英国：是与法国联系最紧密的东方殖民地，是法国首先赢得也是最后失去的领土。占领阿尔及利亚后，法国再次开始追求在海外的领土扩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法国再次成为一个横贯大陆的帝国，领土从摩洛哥到马达加斯加，从塞内加尔到西贡，幅员堪与英国媲美；它也成为在中东地区领先的欧洲帝国力量。

然而，尽管1830年后成形的法兰西帝国在很多方面与旧制度的殖民事业有所不同，最明显的原因是“文明使命”的原则日趋详尽，但正如德罗韦蒂的计划所表明的那样，新帝国也有着历史悠久的先例。转向北非是法国插手该地区（特别是埃及）的漫长历史上的立足点。可以说，如果法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在埃及站稳了脚跟，也就不会转而征服阿尔及利亚了。入侵阿尔及利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拿破仑入侵埃及：两次侵略都不是全新的计划，而是某种过往计划的延续。这生动地证明了法兰西帝国有着多么强烈和持久的东方野心，这种野心甚至跨越了表面上数十年的静默期，可以一直追溯到“七年战争”时期。

1829年6月，德罗韦蒂离开埃及时，他关于法埃征服力量的那个“庞大甚至荒诞不经”的计划尚未实现。但在他离开一个月后，法国的新领事让-弗朗索瓦·米莫（Jean-Fran?ois Mimaut）描述了“一个引发深刻思考的……奇异场景”，可以证明法国与埃及之间历久弥新的纽带。那是个晴朗的夏日，作为“法兰西国王领事”的米莫“在亚历山大港古代遗迹的断垣残壁上，坐在总督和他儿子的中间”。他们身后就是亚历山大港少数依然矗立的古代纪念物之一，庞培柱。面前是如今消失了的法罗斯岛灯塔（Tower of Pharos）的原址，那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如今，穆罕默德·阿里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新的宫殿。他们聚在那里“观看从（希腊的）摩里亚归来的军队游行”。米莫看着士兵从面前走过，满心欢喜，他显然百感交集，“在四面白旗（法国波旁王朝的旗帜）下列队行进，耳边充斥着‘亨利四世（Henri IV）万岁’的呼喊声”。

德罗韦蒂出发前往欧洲之时，面对英国在奥斯曼帝国和整个亚洲世界的老大地位，法国和埃及之间却长期维系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尽管英国和法国或许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比如希腊的独立——上同心协力，在埃及，他们的政治和文化对抗却愈演愈烈。法国彻底把埃及变成殖民地在政治上或许不大可能（实际上也无须如此），但它仍然渴望能夺取古埃及。这正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个人准备去做的事情，这是从学者们到那里以来在埃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法国收藏文物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