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隐蔽下的扩张

每年都有逾500万双脚踏上它宽阔的石阶，逡巡于凹槽柱间，穿过它厚重的大门。大英博物馆前面有咄咄逼人的三角楣饰，雕的是身穿罗马长袍的要人，进去后是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铺满石材的明亮大中庭，头上是玻璃和钢铁的穹顶。大英博物馆半是帕特农神庙，半是通往古典世界的万神殿。但向左转穿过人群，就会进入一个大不相同的古代王国。在这里，沿着博物馆的西翼站着一支巨人的军队。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头颅是从一块抛光的红色花岗岩切凿而来的，大约有九英尺高，他头戴上下埃及的双冠，三千多年来一直扬扬得意地凝视前方。他的前臂和紧握的拳头放在一旁，单是这条手臂就有成人一样大。阿蒙霍特普身后赫然便是他的后世也更伟大的继任者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他大概是最有名的埃及法老了。雕像是用一块重逾七吨的双色石块雕成的，体积过于庞大，以至于试图移动它的第一批现代收藏家——拿破仑的学者们——只能在它的胸口留下一个钻开的大洞。埃及雕塑走廊两侧站着一样惊人却又古怪得平常的其他物件：蚀刻着象形文字的文书和官员雕像；曾经装殓过染色制型纸匣里的木乃伊的整块花岗岩石棺；公羊、狮子、狒狒，还有用抛光的石头做的巨大的圣甲虫金龟子。一个壁龛里安放着世上最有名的埃及文物之一：罗塞塔石碑——一块雕刻着希腊文、世俗体和埃及象形文字的黑色花岗岩石板，这块石碑成为1822年破译未知的埃及字符的关键。对于很多访客来说，大英博物馆就是一座埃及博物馆，他们对这些不可思议的、神秘莫测的、保存相当完好的来自遥远过去的遗物铭感不忘。

每年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参观巴黎卢浮宫的600万人会更直接地与埃及相遇。卢浮宫庄严从容的文艺复兴馆坐落在中世纪城堡的基座上，拿破仑及其后的法国统治者纷纷扩建。卢浮宫首先是一座宫殿，其次才是博物馆，是对文化和王权的颂扬。但就连穿过鹅卵石道路，直奔卢浮宫最有名的展品《蒙娜丽莎》而去的那些游客，也免不了在拐弯犄角处瞥一眼埃及。如今的游客不是通过宫殿的那些大门，而是从最新扩建的入口走进博物馆的：贝聿铭完成于1989年、备受争议的金字塔。这座金字塔也是玻璃和钢铁混合结构的，将埃及实实在在地放在了卢浮宫正面中心的位置上。这个参考了埃及风格的建筑位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纪念碑正东大约一英里处，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妥帖之举。（卢浮宫三个侧翼中有一个以维旺·德农命名，他从埃及回来后，主理博物馆长达12年。）卢浮宫有三层的展览场地，所展出的埃及文物是世上最全面的收藏之一。人们可以看到杏眼的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on）的面庞，他脸上颧骨倾斜，还有心形的丰厚嘴唇，一眼就能认出来；还可以与立在地上的一排石棺盖比一比高矮。沿着卡雷庭院一侧嘎吱作响的镶木地板走过一连串的华丽画廊，一路可以看到彩色的石灰岩浮雕，写满微小的象形文字的莎草纸，黄金珐琅珠宝，还有代替死者躺在坟墓里的巫沙布提俑（ushabti）。这是个馆中馆：其中的四个房间在1827年留作埃及博物馆之用，装饰着定制设计的壁画，庆祝法国与埃及两国之间的联系。

埃及是如何移形换影，被搬到伦敦和巴黎的画廊的，又为何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与这些物品一样古老。从古代开始，埃及的文物就被帝国统治者们视若珍宝了。奥古斯都以降的罗马皇帝至少把十几座方尖碑运过地中海，竖立在自己的首都。16世纪后期，野心勃勃的教宗西斯都五世（Sixtus V）就曾把一座方尖碑立在圣伯多禄大殿（St.Peter’s）前面；古罗马废墟上发现的方尖碑很快就再次出现在教宗的罗马：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上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四河喷泉（Fountain of the Four Rivers）中央，在弥涅耳瓦广场（Piazza della Minerva）一头暗笑的大象身后，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San Giovanni in Laterano）的前庭上。4世纪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里立起一座来自卡纳克神庙（Karnak）的粉红色花岗岩方尖碑；如今它的顶部仍在那里，被蓝色清真寺细如铅笔般的宣礼塔的阴影所笼罩。

埃及文物在现代世界的流散更是远至四海。单是方尖碑，如今它们耸立在协和广场曾经安放断头台的位置上，在伦敦的泰晤士河河堤上，纽约的中央公园也有。19世纪从埃及运走的文物过多，以至于这被称作“收割众神”或更耸人听闻的“强奸埃及”。就像曾经的罗马一样，英国和法国在埃及的收藏与帝国脱不了干系。但罗马人是作为埃及的主宰而收藏文物的，而英法两国则以收藏取代了帝国统治。法国入侵之后的几十年里，文物变成了真实权力的替代品，而英法两国的收藏家则为了各自国家的荣光，也为了他们自己，争相获取它们。

又延续了12年的英法战争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和平结果大大改变了帝国背景下的埃及文物之争。1801年9月2日，坚守被围的亚历山大港的“东方军”雅克·“阿卜杜拉”·梅努将军与英国和奥斯曼的指挥官们签署了投降条约。旅行家和剑桥地质学家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在法军投降后不久便骑马进城，他描述了一幅可怕的场景：

在外城城门与内城要塞间的砂砾和废墟的荒凉景象里，一队可怜的土耳其人正竭力爬向他们的军营。他们当天上午被放出地牢。这些可怜人的腿肿胀到真正可怕的地步，上面满是巨大的溃疡；他们的眼睛也因为发炎而异常狰狞。

在闹饥荒的城里，克拉克发现，“一个父亲被他的孩子们围在中间，得知英国人还没进城的消息后哭了起来。他们全靠发黑的腐烂大米维生，这种东西非常不适合作为食物。……”对于亚历山大港的人来说，英国人的到来就意味着食物和水——差不多相当于重返和平。对于法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投降不啻为一种解脱。埃及还有逾一万名法国军人以及700个平民——其中包括被困在那里的学者们——都得到了回家的许可。按照协定的条款，英军也从此撤军，埃及回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完全控制之下。

1801年的停战协定成为正在进行之中的谈判的一部分，谈判很快便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和平。1802年3月，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签署了《亚眠和约》，正式结束了将近十年的冲突。条款对法国有利，允许它保留——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收复——其在海外的大部分殖民地，并在意大利、荷兰以及瑞士参与执政。马耳他被交还给圣约翰骑士团，埃及被交还给奥斯曼苏丹。尽管合约迁就了法国，但英国人却为和平而欢欣鼓舞。激进的辉格党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等人抓紧这个机会，第一次走访了拿破仑的法国。艺术家们争先恐后地跨过英吉利海峡，去观赏因为战争而无缘一见的欧陆大师作品，并对拿破仑得意扬扬地安放在卢浮宫的所有意大利艺术作品赞赏不已。画家约瑟夫·法灵顿（Joseph Farington）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和朋友及艺术家同行亨利·富泽利（Henry Fuseli）、本杰明·韦斯特、约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罗伯特·斯默克（Robert Smirke）、约翰·霍普纳（Johann Hoppner），以及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在巴黎的六个星期里观赏艺术的美妙经历；还从雷卡米耶夫人声名远扬的沙龙，到拿破仑本人的餐桌，到处品味了巴黎人的社交（和美食）。

很多人希望《亚眠和约》会让欧洲（以及整个世界）重归宁静。例如，在伯努瓦·德布瓦涅这个背井离乡留在英国的欧陆人看来，和平对他个人而言就是个悲壮的机会：总算可以回家了。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平静只是昙花一现。1802年成为终身“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并且从此刻起，他就像个君主那样自称“拿破仑”了）行使权力，吞并了皮埃蒙特（Piedmont），把英国的贸易排除在欧陆之外，并密谋在中东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和战争，对大英帝国的利益形成了特别的威胁。鉴于法国的这些花招，英国拒绝按照合约的规定，从马耳他撤军。（作为重要的地中海基地，马耳他直到1964年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双方实际上都在故意挑衅。1803年5月，英法两国又回到了战场上，战争一直（只有拿破仑在厄尔巴岛［Elba］时曾短暂停歇过一段时间）持续到1815年6月的滑铁卢一役。

就像过去一样，英法重新为敌，对英国和大英帝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也深刻影响了另一个现代帝国的形成：在与英国重新开战的前夕，拿破仑决定放弃法国对密西西比的主权要求，并把路易斯安那领地卖给了美国。）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英国在陆战中惨败，结盟无效，领导层也不团结，朝令夕改。如今，英国的目标（特别是在1804～1806年威廉·皮特的最后一任政府期间）显然是一举剿灭拿破仑的帝国。鉴于法国在欧陆压倒性的军力，海外的胜利（并且依旧是英国海军力量至高无上的海上的胜利）对于英国人至关重要。在加勒比地区，1790年代的大规模攻势以死伤惨烈而告终，英国现在采取的是零星战役，希望能获取大量法国与荷兰殖民地，并导致海地独立。1808年，随着西班牙半岛战争的开始，英法的较量延伸到了拉丁美洲。尽管英国未能在南美洲赢得新的殖民地（没有实现它的企图），却有助于确保新一代后殖民时期的美洲国家的独立，并最终把它们整合进它的非正式帝国之中。帝国的战争范围最明显的正是在东方。印度的理查德·韦尔斯利在马拉塔战争中追求他的帝国愿景；继任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延续了主攻扩张的原则，并接连战胜了法属毛里求斯及荷属爪哇。这些年也见证了大英帝国的政策在地中海东部的初次成形。实际上，微小的马耳他（及其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成为破坏《亚眠和约》的和平的战争借口（casus belli）这一事实表明，该地区对于英国（以及法国）的国际安全来说有多重要。

滑铁卢一役之后的几十年见证了大英帝国霸权的巅峰时期。没有哪股力量可以在全球军事、经济，或政治及外交方面与英国相抗衡。然而尽管英国表面上占据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但中东——特别是埃及——却仍是纷争之地，在某些方面限制了欧洲的扩张。从阿尔及利亚延展到保加利亚再到波斯边境的奥斯曼帝国内忧外困，似乎时时都有崩溃的危险。但它的存在对欧洲的力量平衡至关重要，这种力量的平衡是滑铁卢战役后在维也纳谈判桌上苦心达成的。大家担心的是，一旦苏丹帝国的某个部分落入外国之手，欧洲就会再次爆发危险的战争，各国都要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帝国分一杯羹。这个所谓的“近东问题”——如何保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并维护欧洲的和平——是贯穿19世纪欧洲的主要外交问题。

埃及在这些外交考量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一方面，1798～1801年的系列事件促进了大英帝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开启了热火朝天的英法竞争的另一个战场。另一方面，两国都认识到，彻底征服埃及（哪怕这在军事上是可能的）会颠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并有可能释放出危险的连锁反应。埃及在理论上应该回到战前的状态（status quo ante bellum），几乎就像英法的入侵从未发生过那样。但现实情况看来并非如此。埃及并没有做一个听话的奥斯曼属国，而是在五年之内落入了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里的新帕夏之手，他在1805年到他去世的1849年期间，把这个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的帝国野心的自治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英法两国并没有从该地区撤兵，而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彼此争夺对埃及的战略、贸易和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埃及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之前，一直正式独立于欧洲的控制之外；它直到1914年才以受保护国的身份加入大英帝国。

就英法干预的性质而言，埃及名义上的自治有两个重要的结果。它意味着英法两国之间的竞赛从未结束。拿破仑或许失败了，但法国并未放弃它对这个地区的渴望，也没有放弃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实际上，尽管大英帝国之星在东方冉冉升起，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欧洲力量的却是法国，其正式的统治始于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埃及的独立还意味着英法对抗被掩盖了起来。英法两国不再有能力征服埃及——至少无法公开征服，转而争夺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影响。他们开始争夺文化优势。这场新的战争将会为声望和影响力而发动，文物就是它们的战场。在其前线有三位边缘人士和收藏家：入籍英国的詹巴蒂斯塔·贝尔佐尼，以及英法两国的领事亨利·索尔特和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英法两国在中东唯一公开的战争结束了，在这表面的和平之下，帝国竞争和欲望的一个全新的竞技场即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