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战利品

1808年在伦敦展览的一件物品时至今日仍是大英帝国最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展品之一。这件展品是一套真实尺寸的木制模型，躺卧在地的欧洲士兵——想必是英国人，因为上衣是红色的——正被一只老虎撕咬，大概是印度虎，因为这件展品就来自印度。老虎的胁腹内部是一个机关，当时的展品说明解释说，它的“声音”“旨在模拟遇难之人的喊叫，混以老虎可怕的咆哮声”。机关发动后，“欧洲遇难者的手时而会举起来，头也会痉挛后仰，以表现他无助的极端痛苦和悲惨处境”。这件奇异的展品被称作“蒂普之虎”，是英国士兵在蒂普苏丹王宫的音乐室里找到的。其意象极其诱人。年底之前，这只老虎被运来英国，以飨伦敦的广大观众。（它实际上是第一件记录在案的特地运往英国以供展示的印度物品。）公司在印度大楼最新开放的“东方库”里展览了老虎，这只野兽很快就作为导游指南中的一个伦敦观光景点而得到了关注。大量访客前来观看，开动它聒噪的机关，吵得隔壁图书馆的读者们抱怨不已。有一个对这只老虎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就是青年诗人约翰·济慈，他后来在诗里描述了专制的东方统治者的玩物“人—虎—机关”。

“蒂普之虎”。此物出处不明，但机关是欧洲制造的

毋庸置疑，“蒂普之虎”是作为一件帝国宣传工具而展示的。“这件纪念品表现了蒂普苏丹特有的傲慢而野蛮的残酷。”随它一起来到英国的小册子对这只虎如此描述，一举加深了英国人对迈索尔的穆斯林恶人的全部既有印象。（据说）蒂普“经常看着这件象征真主创造的国家打败英属萨尔萨卡的玩物”，“自娱自乐”。这个物品是蒂普的“象征品”，因为他认为老虎就象征着他本人。蒂普自夸“宁愿像虎一样活两天，也不愿像羊一样活200年”，他有个著名的绰号就是“迈索尔之虎”。他的周遭都是虎形装饰图案，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的王座上环绕着黄金和水晶的虎，他的花押像一张虎脸，而从他士兵的军装到他陵墓石膏内饰的一切物品上都装饰着抽象的虎形条纹。如今，这只老虎被搬进了印度大楼，却成为英国成功的“象征品”：恶虎已屠，欧洲人获胜。1808年，也就是“蒂普之虎”展出的同一年，公司分发给老兵的塞林伽巴丹勋章直接呼应并反转了老虎的形象，大概绝非偶然。勋章上有一只健壮的英国狮子在撕咬匍匐于地的老虎。其上飘动着一条横幅，用阿拉伯字母写着“上帝之狮”（ASAD ALLAH AL-GHALIB）：征服者是狮子而不是老虎。

今天，“蒂普之虎”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里吸引了大量游客，它所代表的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且令人反感的帝国式傲慢。对于那些想对帝国的偏见和掠夺指手画脚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头号目标。当然，在某种程度上，那样的反应也合乎情理：偏见和掠夺正是其掠夺者希望表现的态度。所以，这只老虎——第一件以这种方式展示的印度战利品——强调了塞林伽巴丹战役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代表了帝国扩张的转折点：它吸引了民众的广泛注意，一方面提供了有关东方人野蛮成性的说辞，另一方面又宣传了与公司和英国军队紧密相连的爱国情怀。

但和所有的政治宣传一样，“蒂普之虎”也有几分欺诈。公司通过老虎来强调蒂普的施虐癖、偏执狂，以及他十足的“他者”性质，还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蒂普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不只是在军事技术或对技术的热爱上。这只老虎差不多是英国的塞林伽巴丹物品中唯一一件明确揭露了蒂普苏丹的“野蛮”一面的。而塞林伽巴丹的绝大多数物品则与之相反，证明了蒂普其人的贵族品位和修养。此外，这只老虎在印度大楼，也就是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地盘上展出，而没有像某些军官起初提议的那样，在伦敦塔的皇家专用区域展出。这只虎的宣传价值中有不小的部分在于它推动了公司的力量，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英国的实力。它改善了公司武装征服的形象，这一形象，正如崇拜韦尔斯利的瓦伦西亚子爵所说，是“一位王公的思想，而不是那些贩卖平纹细布和蓝靛的零售商的想法”塑造的。

尽管这只老虎或许强化了蒂普苏丹残忍的形象，但理查德·韦尔斯利选择送回英国的其他战利品，其主要的作用却是提升了公司作为统治者的形象，并拉近了公司与王室之间的距离。其中可以说最动人的一件战利品，就是蒂普苏丹光彩夺目的黄金宝座。夺取被击败之敌的宝座别具象征意义（例如，波斯统治者纳迪尔沙阿就曾证明了这一点，1739年，他夺走了莫卧儿帝国著名的“孔雀宝座”。英王爱德华一世也曾如此，1296年，他从苏格兰抢走了斯昆石，并将其安放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加冕椅下）。韦尔斯利旋即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蒂普的宝座献给英王乔治三世，它可是件“如此壮观的战利品，彰显了英国在印度的武力之光”。可惜，当韦尔斯利得知它的存在时，奖品事务官已将其上的装饰物拍卖了，还把包覆的黄金剥下来分发给部下作为奖品。因此，公司的处境多少有些难堪，不得不尽量从自己的军官手里一片片买回这些碎片。但尽管代价不赀，韦尔斯利的愿望还是占了上风：管理委员会和国王每人都收到了一只黄金的虎头；宝座上瑰丽的胡玛鸟华盖献给了国王，后来被威廉四世用作国宴上的中央装饰；而在加尔各答的新总督府里，韦尔斯利把自己的椅子放在“绯红色和金色的地毯上，这块地毯曾是蒂普苏丹宝座装饰品的一部分”。

克莱武家族的家庭女教师安娜·托内利（Anna Tonelli）想象中宝座上的蒂普苏丹

总之，只从沙文主义文化信息的角度来看待“蒂普之虎”，或是导致它被收藏的一系列事件，就等于接受了实际上精心编造，并多少带些欺骗性的表面文章。亚洲的“他者性”只是一整套说辞中的一部分，这套说辞既丑化了蒂普的形象，也着重提升公司的形象。理查德·韦尔斯利运用这些物品的方式确立了一个先例，公司在未来也如法炮制；到19世纪中期，“迈索尔之虎”的著名遗物中又加进了被打败的锡克教统治者“旁遮普之狮”兰吉特·辛格的黄金宝座和其他财物。如果收藏事关再造，那么在迈索尔收集的物品则让东印度公司炫耀了它全新的统治风貌。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它的样貌庄严而带有罗马的气息：骄傲、尚武、崇高，以及最重要的，大获全胜。（韦尔斯利在再造自我方面不太成功。这位被某个友人开玩笑地称作“塞林伽巴丹的皇帝”的人曾经希望得到的奖赏是获封英格兰贵族并在上议院获得一个席位。他得知自己获封了令人垂涎的侯爵头衔，却发现这个头衔仍是爱尔兰的！“镀两层金的土豆啊。”他冷笑道，然后因荨麻疹身体不适而卧床十日。）就像攻占塞林伽巴丹标志着公司进入帝国征服者的时代一样，那些战利品也大胆地宣示了公司的帝国收藏家身份。从现在起，公司就是印度之王了——至少它开始以这样的形象示人和自况了。

塞林伽巴丹物品在军人和平民之间的流通极其广泛，那些战利品的官方公开展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正是在陷落之后那个混乱的抢劫之夜，数百名普通士兵才得以收集他们自己的塞林伽巴丹私人藏品。无处不在的掠夺让负责城市纪律的阿瑟·韦尔斯利非常紧张。他担心所有这些物品如果落入不法之徒的手中可能非常危险。“奖品事务官们，”1799年8月，他致信兄长理查德说，

得到了一大批属于已故苏丹并由他穿过的衣物，如果不加以阻止，他们就会在公共拍卖会上出售这些，而不满的本地摩尔人则会将它们作为遗物购入。这不但丢脸，还可能引发令人不快的后果；因此，我建议政府买下整批衣物，或是交给王公，或是按照你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处理它们。

阿瑟·韦尔斯利的担心绝非毫无道理。七年后，在蒂普家族在英国人的监护下居住的韦洛尔，公司的印度土兵哗变了，他们用蒂普之名作为战斗口号，还用在塞林伽巴丹缴获的蒂普的一面旗帜当作军旗。按照蒂普本人遵守的苏菲派传统，与某位受尊敬的人有关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作为他的福祉或个人魅力的宝库而受到尊崇。这时印度的某些穆斯林仍然认为，蒂普的个人财物充满了一种极其伟大的精神力量，尤其是他的衣物。

但阿瑟·韦尔斯利不必担心过久，因为他的英国同胞们无须鼓励便自行获取了蒂普充满个人魅力的物品。由于害怕迈索尔人突然动念搜寻遗物，在这种古怪的映射下，英国人自己贪婪地收集了与蒂普有关的一切。头一个患上“蒂普狂”的不是旁人，正是印度总督本人，他请求自己的兄弟“试着给我找一找蒂普的小印或戒指，并为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找一些刀剑和漂亮的火枪：蒂普用过的任何刀剑都好”。

英国人的迷恋始于蒂普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放在宫殿外，直到5月5日傍晚才下葬。与贝尔德一起发现尸体的本杰明·西德纳姆（Benjamin Sydenham）中尉详细记录了尸体的情况，像是一份清单：右耳上方有一道刀伤，左颊嵌进了一颗子弹，躯干和四肢有三处砍伤。中等个头，深色皮肤，整体“肥胖、短颈、高肩，但腕踝纤细精巧。双眼大而微凸，两眉短小拱起，连鬓胡非常少”。蒂普身穿“上好的白亚麻布衣”和绯红色的宽腰带，都是简单得体的日常服装，“头巾丢了，身上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让他在死后还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脸上现出一种不可言喻的优雅：“他的容貌表明他绝非常人，而他的表情则有一种傲慢与决绝的复杂情感。一整天里都有英国人前来看这位王公的尸体。奖品事务官戴维·普赖斯也在其中。普赖斯用一条好腿站着仔细观察这位死去的苏丹时，他身边的军官探身过来“问我是否可以把小刀借给他，我照做了”。随后，这个军官的动作快似闪电。“我还没回过神儿，”普赖斯说，“他就割下了苏丹的一侧髭须，说这是他答应为他的朋友、我们军团的克鲁索医生这样做的。

胡须是蒂普尸体上最后一件，也是最私人的战利品，但它绝非唯一的一件。据说，蒂普实际上死于抵抗掠夺的自卫：他是被一个企图抢走他珠宝装饰的剑带的士兵一枪毙命的。从如今收藏的据说是来自蒂普尸体上的所有物件来推断，这位国王裹着头巾，身穿棉外套，顶着头盔，腰缠饰带，踉踉跄跄地进入战斗；身上到处挂着手枪、火枪、匕首和军刀；还令人费解地揣着各种小件饰品和玩意儿——从折叠的木制望远镜到欧洲产的金怀表。毋庸多言，这些说法大都毫无事实根据。它们显然是编造出来的。与蒂普有直接的联系，为这些物品注入了一种特殊的纪念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堪比英俊王子查理的几绺头发，或是乔治·华盛顿睡过的床。

尽管无法统计攻占塞林伽巴丹之后人们搜罗了多少物品——就像无法准确估算5月4日到5日这一夜发生过多少起抢劫一样——但有一点很明确，此前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1799年5月和6月，奖品事务官们举办了一系列拍卖，散发了大量物品来为支付奖金筹资。“在塞林伽巴丹‘绿帐篷’”发生的所有交易都没有任何记录，但留存至今的收据表明，几十位军官购买了诸如银质蒌叶盒、丝质地毯，或是饰品武器等“收藏品”。军人的这种自觉的收藏本身就不同寻常。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平民对塞林伽巴丹物品的渴望程度，其中很多人与印度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塞林伽巴丹的碎片很快就通过英国精英的沙龙分散开去。审美家、作家和怪人威廉·贝克福德（他还拥有安托万·波利尔的一些画册）把蒂普的翡翠水烟筒加进他哥特风格的梦幻宫殿丰特山修道院那些奢华而凌乱的收藏之中。著名的建筑师和文物鉴赏家约翰·索恩爵士在他林肯律师学院宅邸的客厅里摆放了蒂普的象牙桌椅，如今仍可在那里看到它们。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得意地把蒂普的一把军刀收入他阿伯茨福德庄园蔚为可观的军械库中。还有一位收藏家巧妙地把来自蒂普宝座基座上的一只金虎爪放进鼻烟盒里。而第十代林赛伯爵则享受了独一无二的特权，他在蒂普的一个塞夫尔带盖陶瓷汤盆里受洗，那是路易十六送给蒂普的礼物。

从这些物品中表现的蒂普是个怎样的人？与“蒂普之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物品在展出时是丰富多彩的王公财产，表现的是财富、教养和等级。就连蒂普的武器也因为工艺复杂、制作精美、材料宝贵而受到收藏家的仰慕（至今仍是如此）。塞林伽巴丹物品迅速融入了英国客厅，也表明消费者的品味可以跨越表面看来巨大的文化差异。与蒂普狂热相似的另一事件发生在1860年，在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作为对一些英国特使被杀而采取“郑重的报复行动”，英国高级专员下令劫掠中国皇帝的夏宫并将其付之一炬。抢劫规模浩大，那些物品在英国（以及同样参与行动的法国）的散布也十分惊人。在这两次事件中，大英帝国的敌人都尤其因为亚洲式的残暴而被妖魔化了，皇帝的财产也被欧洲平民热切收藏，既因其美学的吸引力，也因其新奇的价值。王公的物品让英国和亚洲的消费文化跨越了天南地北的距离。

尽管某些英国人认为蒂普苏丹是个“野蛮人”，但和他的英国同辈人贝克福德、索恩和司各特一样，此人也是个文物鉴赏家。他整齐标注并收纳在王宫一翼的收藏是他的桃源乡。据说，“他大部分的闲暇时光都在观赏这个五花八门、灿烂夺目的宝藏”。蒂普与他的同辈人阿萨夫·乌德-达乌拉遵循同样的皇家收藏传统，那种文化认为藏品是权力的宝库和象征。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曾利用收藏加强他在面对若干挑战时的权威：他受到莫卧儿帝国和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挤压，以波斯什叶派的少数派身份统治阿瓦德，还是统治时间相对较短的王朝的一员。蒂普苏丹至少有同样充分的理由捍卫自己的正统性。英国人常常给海德尔·阿里和蒂普扣上“篡位者”的帽子——这当然不公平，因为“正统”的印度教瓦迪亚尔王朝建立的时间也不长。不过，海德尔和蒂普倒都是新即位的统治者——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信奉印度教的地区的外人和穆斯林，并且四面受敌。

因为蒂普苏丹并非生而富贵，他就不得不自力更生。他把印度—波斯与本地的印度传统综合起来，并创造出诸如独特的迈索尔历法（这是他与法国革命朋友的另一个共同之处）等全新的象征和制度，以各种创新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权力。但正如其收藏所表明的那样，他继续依靠莫卧儿王公的权力风格并取得了出色的效果。在看到他的收藏后，就连英国人都惊叹于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这个了不起的收藏里有权力可以控制的，或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一切：配有镜子的望远镜以及各种规格和度数的光学眼镜，无穷无尽的图画；而瓷器和玻璃器皿则足以塞满一本大型的商业杂志。他作为收藏家，可以同时既展现其对各个偏门领域的精通，又表明自己与本地传统的紧密联系，还能宣传他的现代性。

如果说蒂普的收藏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人宣传的他的好战野蛮人形象有所出入的话，那么攻占塞林伽巴丹的人在发现他的图书室时就更加震惊了。那里有两千多册数种文字的书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蒂普读过这些书。“毕竟，”一位军官承认，“这个可怕而凶猛的存在，这头凶残的老虎据说是个有些学识的人。”所有的手稿都妥善保存，很多都有着“旧时修道院里罗马天主教祷告书那种风格的非常华丽的装饰和插图”。它们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古兰经》和先知的语录（圣训），到莫卧儿古代史；从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和宇宙学，到医学、烹饪和礼仪。这是个让莫卧儿王公为之自豪的图书室，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东方通们渴望运回英国，在那里成为“迄今为止介绍到欧洲的最奇特、最有价值的东方知识与历史收藏”的图书室。奖品事务官戴维·普赖斯本人就是个波斯手稿的收藏家和学生，他的同事和手稿收藏同好塞缪尔·奥格（Samuel Ogg）受命评估蒂普图书室的价值，并为公司选择一些书目。当他们开始工作，从存放图书的箱子里拿出卷册时，注意到蒂普的一个儿子正在看着他们。年轻的王子“被人偷听到用小到刚刚能听见的耳语对他的侍从说——‘只是想看看这群猪猡怎样玷污我父亲的图书。’”结果只有大约300册图书被送往伦敦，在那里成为大英图书馆东方手稿收藏的核心藏书。蒂普其余的大约3500册华丽手稿都散佚了。

蒂普苏丹回忆录中的一页，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在页边批注道：“是他本人所书”

正如王子的话所暗示的那样，跨文化收藏并不一定等同于跨文化和解。但塞林伽巴丹物品在英国的种类和流通表明，东西方彼此相遇曾经有多真实，其形式又是怎样的多样。塞林伽巴丹的战利品给公司的领土收集者形象提供了直观的证据，同样，那些抢来的物品也让成百上千个英国人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原本只存在于头脑中的印度帝国。要理解这一切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不妨仔细考察一下或许是最贪婪的塞林伽巴丹收藏家——亨丽埃塔·克莱武及其丈夫、罗伯特·克莱武的长子爱德华的生活细节。他们的故事是印度克莱武家族故事的延续，为帝国如何在这一转型期间触及个人生活开启了一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