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法国同盟

迈索尔与法国的致命浪漫始于蒂普苏丹出生前后的1750年，那是个充满暴力、阴谋和机遇的世界。莫卧儿帝国饱受阿富汗入侵的折磨，再也无力对其各大属国发号施令。海得拉巴和阿尔果德诸王国的一连串危机最终爆发，变成一场混战，交战方包括莫卧儿帝国各个派别、不同的地区统治者、马拉塔诸邦，当然还有英属和法属东印度公司，他们在自己位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代理店里觊觎着这些富饶的内陆领土。

1750年代的战争为罗伯特·克莱武之类野心勃勃的欧洲人带来了争取金钱、名望和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Bangalore）城附近的迈索尔王国，另一个野心勃勃、足智多谋的军官抓住了战争的机会来提升他个人的地位。海德尔·阿里当时是迈索尔的印度教瓦迪亚尔国王麾下的一个骑兵指挥官。迈索尔也被卷入了继位的复杂战争，海德尔·阿里正是在这个有利位置上得以在战场上观察法国军队。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法国军官后来写道，“使他坚信法国人有能力开拓最艰难的事业”。海德尔悉心研究欧洲的军事手段。他探索了本地治里的防御工事，观看了法军的演习和训练，为自己的手下购买欧洲的燧发枪，并招募法国炮手。1752年，他安排自己的军队紧挨着同盟的法国部队，从而在实战中直接学习法国的战术，“以便从他们那里学习兵法。实际上，”这位军官继续说道，

他非常细心，特别留意法国军营里发生的一切，并在自己的军队和军营里重演了几次。这种重复成为法国军官和士兵的某种消遣，他很注意用自己的礼貌和良好的礼仪取悦他们。

塞林伽巴丹的风景

海德尔显然还学会了“完全理解法语所有的赌咒发誓”；据说，他与欧洲人的交往也让他学会了欣赏红酒和火腿的品位，只不过他对在头发上敷粉的欧洲时尚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厌恶。

法国人并没有把海德尔成功招募“最活跃、最聪明的法国士兵为他服役”当作有趣的消遣。但1761年东印度公司攻占并摧毁了本地治里后——大约是在克劳德·马丁和其他很多人叛变为英国人服务的同时——法国军械师、木匠、炮兵专家，以及建筑师纷纷转而任由海德尔调遣。1760年代初期，海德尔废黜了在位的拉者，自己掌握了迈索尔的控制权。他建都于塞林伽巴丹这个高韦里河（Kaveri River）河心的岩石小岛，距离迈索尔城不远，是个防御要塞的绝佳地点。法国工程师用城墙、防守阵地、棱堡和排炮在塞林伽巴丹周围层层设防。萨伏依人雇佣兵拉勒等欧洲军官训练了海德尔的印度指挥官，并领导一支至少有400人的欧洲（大部分是法国人）军队，驻扎在城北数英里远的“法国山”上。海德尔散布谣言，说这些“残忍的人吃人肉”，以此来恐吓他的印度敌人。

欧洲顾问、技师和军官出现在迈索尔只是整个次大陆到处重复的模式的一个实例而已，并且在穆斯林世界愈演愈烈。特别是像安托万·波利尔这样的非英裔欧洲人发现，他们为本地王公服务的回报更高，而在东印度公司军队，他们的选择总有些受限。很多印度王公也乐于利用这些欧洲人的技能，而不怎么想与欧洲势力建立正式的联盟。

然而，迈索尔与法国关系特殊。首先，它非常持久：由于蒂普苏丹不断贯彻和加深，这种联系维持了将近40年，直至1799年塞林伽巴丹陷落。另外，它还非常成功。海德尔和蒂普采用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的技术之后，可以说变成了英国在南印度扩张道路上最显眼的军事障碍。在英国人看来，印度各邦的欧洲顾问所构成的危险不言而喻。法国顾问与印度统治者分享了欧洲的方法，使得公司军队相对于其印度对手本来就极其微小的技战术优势更加无足轻重。甚至“增加那一点点法国士兵” ，一位英国军官后来评论道，“都会非常实质性地增加蒂普的军力”。他和同僚们大概有理由知道这一切：公司也正是以同样的原则来管理其印度土兵军队的。

但让法国与迈索尔之间的纽带尤为重要的，是它有赖于为数不多的变节顾问。这个纽带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多国联盟。在遥远的法国，政府部长们致力于培养与迈索尔的联系，他们把联盟看作法国在南印度收复领土和权力的最佳机会。1769年，法国在“七年战争”遭遇大败后不久，舒瓦瑟尔公爵就派遣一小群军官去海德尔的宫廷，与这位崭露头角的反英头目发展更加紧密的联系。（同年，舒瓦瑟尔还向路易十五提议入侵埃及。）整整30年后，塔列朗和拿破仑仍然在热烈地讨论与迈索尔达成正式联盟的前景。两国关系的遗产也是如此。在动身前往埃及的一个月前，拿破仑为了与迈索尔联络，召来曾在蒂普苏丹手下服役的一个法国顾问加入他的远征军。尽管强迫欧洲雇佣兵效忠可能是一桩危险的生意，某些雇佣兵无疑将他们为迈索尔服务看作一种爱国的行为。在迈索尔服役“激起了我向法国证明我不可侵犯的忠诚的欲望” ，海德尔的雇佣兵指挥官拉勒写道，“而绝不是让我放弃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因为拉勒其实（和伯努瓦·德布瓦涅一样）是萨伏依人而并非正式的法国人，这样的声明就尤其令人深思。

没有哪一个事件像1780年9月的伯利鲁尔战役那样，迫使英国人痛苦地面对法国—迈索尔联盟的力量。这场战役是东印度公司与迈索尔的第二次战争的初期冲突之一，它本身也是始于1778年的英法战争的一个分支。海德尔·阿里自称是法国财产在马拉巴尔的守护神，1780年7月，他在蒂普和拉勒将军的陪伴下进军英国人保护的阿尔果德省。在佛都甘吉布勒姆数英里之外的伯利鲁尔，迈索尔人包围了由贝利上校指挥的东印度公司军队的一支分遣队。公司军人一边抵抗蒂普的攻击，一边焦急地等待赫克托·芒罗将军的援兵。当“身穿猩红色（军装）……奏着英国掷弹兵进行曲的”生力军在他们后方出现时，贝利的手下发出了喜悦的欢呼，但却惊恐地发现那些印度土兵根本不是芒罗的手下，而是海德尔·阿里的人。 贝利的军队四面受围，退守成一个方阵，抵御迈索尔骑兵的冲锋。拉勒随后发起了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他命令火炮朝着英国人的两轮弹药车开炮，炸毁了三辆弹药车，戏剧性地粉碎了英国人的希望。

赫克托·芒罗爵士未能抵达现场是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他称伯利鲁尔一役是“英国人在印度遭遇过的最沉重的打击”。 大约有3000名公司军人阵亡，贝利和200名欧洲人，其中有50个军官，都被镣铐加身地带到塞林伽巴丹。俘虏们的苦难成为英国描写迈索尔的一个情感主题，1799年，一个名叫戴维·贝尔德（David Baird）的伯利鲁尔战俘率兵向塞林伽巴丹冲锋，开启了个人的复仇之战。

“你的胜利全靠我们的灾难（即失误），而不是打败了我们。”贝利充满苏格兰人的自豪，对海德尔·阿里自夸道。但不那么乐观的评论家对此看法不同：英国之所以能继续赢得战争并保持其在印度的地位，完全仰仗对手的混乱。“如果法国人及时向敌人增援，”一个分析者总结道，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这一点，并且如果马拉塔各邦以及印度斯坦的其他土著不再安静地旁观……而是加入联军一致行动，英国人无疑必会失去半岛上几乎所有的定居点。如果海德尔在打败贝利后乘胜追击，考虑到剩余的军队四分五裂，士气低落，它完全有可能随着圣乔治堡（Fort St.George）这个几乎毫无防御的猎物一同落入敌手。

总之，如果迈索尔加强尤其是与法国的联盟，那么结果可能对英国人更糟。

这场战役同样让塞林伽巴丹士气高涨，蒂普苏丹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在那里庆祝了他的胜利。他命人把这场战役画在他的夏宫达丽娅·道拉特·巴格宫（Daria Daulat Bagh）的墙上。这座宽檐的宫殿坐落在城墙外大约一英里的一处柏树林荫环绕的凉爽围场里，是蒂普追求个人宁静的避难所。在这里的这所“幸福花园”中，有一处用深红色和金色油彩描绘的战争纪念。伯利鲁尔战役的壁画盖满了宫殿西侧的外墙，骄傲地呈现了磅礴的场面。行进于整面墙上的迈索尔军队由手执长枪的骑兵和马背上的弓兵、顶盔贯甲的重骑兵、头顶鲜艳头巾的步兵的壮丽队伍，以及在蓝幽幽的重炮后面的欧洲炮手组成。面对这种巨大冲击的英国军队只有两排无力叉开的白腿和僵直的红色脊背。很多英国士兵被长枪搠翻在地，垂死挣扎，或是被蒂普挥舞着军刀的手下斩首。拉勒在右上角的制高点用望远镜俯瞰着战况，他已下令炸毁了一辆英国的两轮弹药车，正让他的炮兵直接瞄准公司军的队伍。

这是一幅热烈、暴力、壮观的场景，并且毫无疑问是胜利的场面。画面右侧英军方阵中央的一小块空地上，贝利上校躲在一顶轿子里。他负伤了，藏在木头的阴暗狭小空间里几乎不见身影，焦虑地啃着手指。轿子四面封闭，他实际上已经是个俘虏了。而在画面的右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开阔的空地上整装待发的迈索尔指挥官。蒂普和海德尔骑着盛装大象徘徊于战场之上，庄严地冲向战场，他们手持玫瑰凑近细闻，坚定不移，毫不留情。无论意图和目的如何，他们都已经获胜了。

印度艺术家在塞林伽巴丹达丽娅·道拉特·巴格宫的墙壁上所画的伯利鲁尔战役（局部）

难怪英国人看到这幅壁画时表示非常厌恶（尽管1799年阿瑟·韦尔斯利以一种病态的迷恋修复了它，1854年达尔豪斯勋爵又命人重画了这幅壁画）。“这是他们品味幼稚的证明……”一位英国军官厉声说道，“无论是想象力还是画工都不怎么样，跟蹩脚的猴子一样的男人在卡那提克随意涂抹的那种最普通的佛塔没什么两样。在活泼欢快的少女夏洛特·克莱武（罗伯特·克莱武的孙女）看来，这幅壁画“非常滑稽……当地人毫无距离或透视感”，她和母亲及姐姐在塞林伽巴丹陷落刚刚一年后住进了这座宫殿的后宫。

但苏格兰贵族胡德夫人在1812年悠闲的素描之旅中曾在塞林伽巴丹短暂停留，“忍不住评论本土艺术家在法英两国士兵的面容上所表现的民族性格的明显差别”。 在如今的观者看来，这两群不同的红衣白裤军队之间的对比或许并不明显，但与胡德夫人同时代的人会立即明白她的意思：髭须——卷曲、柔和、印度气派的髭须——每一个法国士兵都是这样，像他们的迈索尔盟友一样，与一丝不苟地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英国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印度评论者也许会在法国人身上注意到一个不同的特征：帽子。在一个以头巾为王的国度，这是欧洲人的专属物。这就是在原本会让人注意到差异的场面里的一种融合。通过故意显摆印度人的络腮胡子和欧洲人的顶戴，迈索尔的法国人既两者皆非，又同时都是。

海德尔·阿里死于这场战争结束前的1782年。据法国史家米肖（Joseph-Fran?ois Michaud）说，他“在弥留之际”告诉蒂普，“可以让欧洲国家彼此敌对来征服他们；而综观印度斯坦，却只有摇摇欲坠的土邦，优柔寡断的君主，以及不知该如何像他一样仇恨英国人的王公，他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法国”。 蒂普凭着忠诚和决心与法国结成了联盟。1787年，他决定直接派遣使节前往凡尔赛宫。（两年前，他曾冒险涉足海外外交，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奥斯曼苏丹以其哈里发的身份正式承认他是迈索尔的国王。）这是18世纪印度的统治者派去欧洲的第一个使团，也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证明蒂普苏丹的野心远远不只在军队中招募法国雇佣兵。他希望路易十六同意攻守同盟，并在塞林伽巴丹永久驻扎一支法国的万人军队，遵守迈索尔的法律并由蒂普个人指挥，以此来加强两国的同盟。 蒂普还请求法国国王给他派来各类职业人士和工匠，在塞林伽巴丹工作：园丁、吹玻璃工、织布工、钟表匠、瓷器匠，以及在当时很引人注意的“东方语言的印刷工”。蒂普的另一项非常有前瞻性的提议是，派他的一个儿子去法国接受教育。

1787年7月，三位大使及其随员从本地治里乘坐一艘挂着蒂普旗帜的法国船出海了。整整一年之后，他们抵达巴黎，1788年8月10日，国王在凡尔赛宫的海格立斯厅（Salon d’Hercule）接见了他们。路易十六收下了他们送来的黄金、钻石和珍珠等礼物，并倾听了一篇长篇演讲，历数英国在印度的不义行为。但法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那场危机最终推翻了君主制。劝说国王延长他的承诺，花上一大笔钱，并发动另一次与英国的全球战争，至少可以说没多大希望。路易的大臣们礼貌地推诿了蒂普所有的实质性要求。大使们是来请求继续军事援助的，但在旧制度最后的拮据日子里，“法国政府能给他们的只有表演和节日”。

不过表演倒的确是神气十足。单从表现力上来说，使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使们多彩的突出表现一定大大加深了法国人对印度的兴趣，想要保持与迈索尔的联盟。夹道的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来访者一路走访了马赛、格勒诺布尔（Grenoble）和里昂；当他们走进圣克卢的公园时，侍者不得不在团团转的女士们的真丝长裙中间为他们清理出一条道来。巴黎热爱这些大使：“他们是所有谈话的主题，所有的人都盯着他们，而蒂普·萨希卜这个名字一时间在无忧无虑的民众间家喻户晓，亚洲服饰的创意给他们带来的震惊远远多于他们对自己在印度的财产的重视。”“他们的皮肤是古铜色的，但（他们）却有着最出色的容貌。”艺术家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Elisabeth Vigée-Lebrun）滔滔不绝地说道。她为其中的一位大使穆罕默德·达尔韦什汗画了一幅威严的肖像，那是一个身穿长袍的严厉人物，紧紧握住弯刀的刀首圆头。另一个同行者的形象被做成了陶像。所有三位大使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商品上，从塞夫尔（Sèvres）的咖啡杯到女士的扇子，甚至上衣纽扣。或许最不同寻常的还是他们出现在当时哲士的小册子里，他们在书中作为代言人参与了关于专制统治和君主制的讨论，在革命前的巴黎各个沙龙里，到处都是对那些讨论的呼应。

而大使们也热爱巴黎。实际上，人们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最终说服他们在1788年10月离开那里。他们在首都逗留的三个月里，蒂普给他们的津贴超支了五万里弗尔；算上（乘法国船）航行的费用，招待蒂普使团的开销花了法国王室逾80万里弗尔（当时大致相当于同样金额的英镑）。然而，迈索尔人回到塞林伽巴丹时，却只给蒂普带回了路易十六为他准备的98名工匠，一些法国的种子，以及一大套塞夫尔瓷器。这套瓷器价值逾三万里弗尔，是特别为蒂普设计的，没有动物图案（因而不致冒犯他伊斯兰教的感情），包括脸盆、水烟筒、痰盂，以及国王和王后的几座半身像。蒂普勃然大怒。瓷器无法取代军队。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颇有风度地致信路易十六，感谢他送来的工匠和瓷器。“尽管共同的破坏者英国一直蠢蠢欲动，” 他说，“但皇帝陛下和我们之间良好的谅解和友谊的基础源远流长，牢不可破……”

路易的不愿承诺之后紧跟着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意味着蒂普不得不在没有法国援助的情况下打响第三次迈索尔战争（1790～1792）。在他与东印度公司的所有战争中，蒂普头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康沃利斯勋爵率领英军攻占了塞林伽巴丹岛的东侧部分，并向蒂普提出了惩罚性的条约，迫使他放弃了半数领土，交纳了一大笔赔款，还把两个小儿子送去当人质，算是弥补了勋爵早年间在约克敦战败的难堪。

此刻，蒂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国的援助。就像拿破仑对埃及民众的呼吁在战败后更上一层，紧迫性也随之增加，蒂普在1792年战败后也对法国持续示好。他与本地治里和毛里求斯的法国官员定期通信，并对巴黎的制度更迭了然于胸。（他手写的一张便条显示他得知了“法国瑟达尔［Sirdar，或称长官］的名字。选出的五位瑟达尔在法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就是督政府——“议会500名瑟达尔的正式任命，组成了法国的评议机构，并服从于上述五位瑟达尔所组成的元老院。”）他“给这五位法国长官及其夫人们”送去了枪炮、珠宝和“卡拉特”（印度宫廷之间作为仪式礼物相互交换的礼袍）。

整个1790年代，蒂普一直梦想着迈索尔能有一万名法国人，梦想着他们一起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的那一天。1797年的一个夜晚，他还真的梦到了这种情况。“有人告诉我，说一个有地位的法国人来了。”他把这些记录在他的梦境书里：

我请他坐下并问候了他的健康。基督徒随后说：“我带来了一万名法兰克人为真主赐予的统治效劳，我让他们都在岸边离船登岸了。他们都是体格健美结实的年轻人。”我随即对他说：“很好。这里为战争所做的准备也都一切就绪，伊斯兰教的大量追随者都热切地等待着参加圣战。

然后他就醒来了。

但蒂普醒来所面对的现实与他的梦境并非全然不同。1797年冬，确曾有一个说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法国人抵达塞林伽巴丹。他就是雅各宾党人弗朗索瓦·里波，他的船在门格洛尔（Mangalore）附近的海岸失事，被海浪冲上了岸边。里波说他是一名海军军官，是毛里求斯法国殖民地的代表，并告诉蒂普，说一万名法国士兵正在那里等着跟随他来迈索尔。这当然正是蒂普希望听到的消息。尽管某些大臣不相信这个法国“无赖”，但蒂普却在1797年秋派两名大使随里波前往毛里求斯。和往常一样，他的主要诉求是人（包括一个“能替我处理法国通信的人，公民里波自己表达不清，他不是个文书”）。这座岛屿的法国总督马拉蒂克（Malartic）热情地接待了迈索尔人，但像十年前的路易十六一样，马拉蒂克能给蒂普的也不过是植物和种子而已。总督能做的最多是张贴告示，请志愿者去塞林伽巴丹服役。只有不到100人报名，马拉蒂克又增加了15名军官，在陆军准将沙皮伊（Chappuis）的指挥下出发了。“这一支海陆混杂的克利奥尔人和欧洲人的援军”于1798年6月到达——又一次让蒂普失望了。

但更多的消息——鼓舞人心的消息——很快就要来了，因为在1798年9月，蒂普得知法国入侵了埃及。现在，那一万个法国人就只隔着一片海！此外，他还听说他们计划跨海过来与他会合。同样让蒂普感到高兴的是，东印度公司显然因为事态的发展而陷入了窘迫。新任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致信蒂普，“傲慢而详细地叙述了”（沙皮伊的原话）尼罗河河口海战，并警告他离法国人远一点儿。蒂普虚情假意地回信说英国人的胜利“给他带来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喜悦”，但随后立即开始筹划他与拿破仑的会面。陆军准将沙皮伊帮助他准备派人前往埃及。

与英国的另一次对峙显然就在眼前，蒂普苏丹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它的来临。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他有理由希望能逆转1792年的失败并取得实质性的进一步收益。几十年来精心维护的与法国的联盟看来很快就有结果了。蒂普预见到战争即将来临。“里波那条破船的桅杆断裂将会导致一个帝国的覆灭。”据说他曾如此期待。但这话相当隐晦，因为他并不知道，注定灭亡的帝国不是别国，正是他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