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公民蒂普

夏日天气升温很快，因此，1797年5月的一天，早上刚到六点钟，庆祝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一大群人聚集在印度南方迈索尔王国首都塞林伽巴丹的阅兵场上。迈索尔的统治者蒂普苏丹也在人群中，大概穿得像往常一样简单朴素，白色平纹细布袍子，头戴绿色的缠头巾。在蒂普的示意下，一连串的炮火声撕裂了清晨黯淡的天空：要塞的城墙上有500门火炮，500支火箭枪，还有逾1000支毛瑟枪齐射。就算这些数字（按照当时的计算）有所夸大，显然也没有几个印度国王有能力集结展示如此庞大的火力——蒂普苏丹也知道这一点。蒂普在迈索尔即位15年来，在其父海德尔·阿里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印度次大陆上技战术最先进的武装力量。这天清晨如此强悍的火力就证实了这一点；他希望这可以确保王国的安全和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还能损害死敌英国人的利益，就再好不过了。

施放烟火还有另一个目的。它们是在向蒂普梦寐以求的盟友法国人致敬。清晨的仪式是为了纪念帝国历史记载中的一个最离奇的跨文化共生体：塞林伽巴丹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遍及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土的数百个革命党雅各宾组织之一，1797年初由法国私掠船主弗朗索瓦·里波建立起来，并从生活工作在塞林伽巴丹的法国士兵、工匠和技师的庞大人口中吸收了大约60名会员。俱乐部致力于学习、宣传和庆祝共和价值观，还组织了在法国全国甚至在法国占领的埃及普遍庆祝的那种节日庆典。那一天，在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遥远的革命节庆中，塞林伽巴丹的雅各宾党人聚在一处，高举三色旗，聆听演讲，并向他们团结起来一起捍卫的原则致敬。

蒂普苏丹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并肯定他与法国的长期友谊。“看吧，我承认贵国的旗帜，”枪炮声沉寂下来后，蒂普如此说道，“那对我弥足珍贵。你们是我的盟友，我的国家会永远支持这种同盟，就像我的姊妹国法兰西共和国一样！”俱乐部成员随后种下一棵自由之树（一个五月柱一般的桩子，是很多革命节日的核心内容）并倾听他们的主席里波充满激情地宣讲崇高的共和价值观，不可信任的英国人的“野蛮和暴行”，以及反革命叛徒的背信弃义。“公民们！”他热情激荡地庄重说道，“请你们发誓，仇恨除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盟友、百战百胜的蒂普苏丹之外的一切国王，与一切暴君战斗到底，并热爱祖国和公民蒂普的国度！”“我发誓！”欧洲人和印度人充满热情地齐声应道，“我们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又一轮礼炮（这次是规模较小的84门炮开火）宣告正式庆典结束，自由之树周围的舞蹈一直持续到深夜。

同时期的一幅印度肖像画中的蒂普苏丹

在印度南方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法国雅各宾党人一本正经地庆祝大革命的这番场景，在某个层面上看来近乎荒谬。然而这幅古怪的东西方融合的小插图，却非同寻常地证实了整个帝国正在发生的丰富的文化交汇。除了在这个法国共和文化的偏远前哨所证明法国大革命的国际化程度——比如说它的价值观如何感染了在海外生活工作的法国男男女女——之外，塞林伽巴丹的雅各宾俱乐部还敦促人们重新审视一下什么法国在当时的印度毫无重要影响力这个普遍的臆说。 显而易见，就人员数量和领土权力而言，在1750年代英国富有成效的数次战役之后，法国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然而，和其他欧陆人一样，法国人也继续在这个次大陆上的各个宫廷里服务，并形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联系网络，如果拿破仑和法国的其他扩张主义者需要，便可随时取用。

那么“公民蒂普”这位显然是世上唯一一个雅各宾派国王呢？这个俱乐部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法国和迈索尔之间如今已近40年的不解之缘，更不用提蒂普对它的公开支持了。要说蒂普与其提携之人分享了什么政治信息，或是对他们的政治纲领有多少理解，我们实在难以了解。但毫无疑问，他与雅各宾党人的结盟加强了他本人在一个重要方面的野心。他们鼓励他寄望于法国继续支持迈索尔与英国长期的艰苦斗争。

法国重新介入次大陆的可能性有多真实？真实性当然毋庸置疑，拿破仑入侵埃及，在当时英国人的心中就引发了真正的恐惧。在某些印度人眼中也非常真实，足够蒂普这样的统治者继续转向其他的欧洲国家和个人，以获得军事或技术支持。这正是东印度公司在获得对阿瓦德等领土的非正式控制后，如此迅速地驱逐欧陆顾问的原因。在公司的势力范围之外，这种关系非常活跃。伯努瓦·德布瓦涅的雇主马哈杰·辛迪亚等马拉塔领袖利用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的帮助，征募了一支足以给英国人造成破坏影响的欧式大军。1790年代，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军队的指挥官就是一个亲印度的法国人雷蒙，他的军旗上既有革命军的徽章，也有伊斯兰教的新月。直到1830年代，锡克人为了维持他们在旁遮普的统治并扩张领土，还在依靠法国顾问的支持，并期待法国的援助。东印度公司或许无需害怕任何一个印度统治者，或就此而言的一小股法国军队，但两者合力却可能是致命的。正是在塞林伽巴丹——在公司最危险的印度敌人蒂普苏丹和从埃及来的法军建立联盟的阴霾笼罩之下——英国即将面临对它最有威胁的合力。

这种跨文化联盟的重要性和后果绝不只是军事上的。“公民”蒂普在很多方面都像皈依穆斯林的拿破仑一样，是个不可信的人物。但两人都不仅仅是在演戏。两位领袖都敏锐地意识到，为了争取并维持大众的支持，就必须沟通文化，融合利益群体。蒂普是个新近登上王位的穆斯林（他父亲海德尔·阿里是从印度教统治者手中得到迈索尔的控制权的），力图让自己融入当地印度的王权传统，并努力培养与西方的亲密关系，雅各宾俱乐部就引人注目地证明了这一点。拿破仑在埃及时追求并仰仗于各种形式的同化，正如几年后他当上了法国皇帝之后将君主制与革命影响合而为一，做法大相仿佛。对于两位领袖来说，跨越东西方的界线对于他们在政治、个人以及帝国日程（至少对拿破仑来说如此）上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总之，世界主义是扩张和生存的基本功。难怪这种跨文化联盟会让英国人踌躇不前。毕竟，英国的海外势力也要依赖同样的成果。

到1790年代，迈索尔一地在英国的帝国野心和焦虑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海德尔·阿里和蒂普苏丹与英国人打了四场仗（1767～1769年，1780～1784年，1790～1792年，以及1799年），都属于东印度公司与任何印度势力之间所展开的最激烈的战斗——这进一步表明印度远未“英国化”。迈索尔统治者的成功在英国启迪了一种激烈昂扬的文学，将他们描写为帝国统治的典型对手，大致相当于拿破仑之于英国后方民众。（然而特别是在1790年代之前，英国人也仰慕他们中的一些人，那些东印度公司的批评者尤其如此。） 在小册子、戏剧、漫画、老兵的激动回忆，以及——或许也是其中最扣人心弦的——海德尔和蒂普的英国战犯那些丢人现眼的叙述中，迈索尔的统治者被描述成典型的穆斯林“他者”：暴君，篡位者，野蛮人。据说，蒂普“无情的、怯懦的、前所未有的残酷想法……全都宣泄在……对欧洲人根深蒂固的反感和仇恨中”。一位英国军官说他是个“宗教偏执狂”，甚至“敦促邻国将结盟对抗穆罕默德信仰的敌人，即所有的基督徒，作为必尽的义务”。 但对蒂普和海德尔最糟糕的指控或许是由那些被他们俘虏的欧洲男女提出的，1780～1799年间，被俘的超过了1000人，这是迈索尔军力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象征。很多英国男子声称他们被迫行了割礼；还有人说自己被迫羞耻地穿上女人的衣服，为蒂普充当舞男。

鉴于英美西方与穆斯林东方之间近年来的战争，这个帝国制造反面人物的历史案例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英国人对迈索尔的痴迷——这显然是痴迷——明显来自当时对帝国的各种普遍焦虑，具体而言就是对伊斯兰教和文化交锋的焦虑。然而，海德尔和蒂普显得如此危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与自己不同的外国人，还因为他们是自己可怕的翻版。他们发展火箭枪等技术创新，使得他们的军队与东印度公司军队同样“现代”。他们采用欧洲的军事战术、武器、制服，以及最关键的人员。他们以一套军事财政制度来为其战争机器提供资金，就像推动着英国扩张的制度一样。最令人恐惧的是，他们与法国缔结了深厚而持久的联盟。

迈索尔与法国的长期联系遭到了帝国历史学家不公正的边缘化——这种不公正的部分原因是，正是因为与西方、与法国的这种亲密关系，才使得海德尔和蒂普成为如此有力的邪恶人物；也正是因为这种法印联盟，才使得英国在印度的帝国政策转向了公然的领土征服。贬低法兰西—迈索尔纽带的力量，也忽视了印度挑战英国扩张的实力，从而使英国的成功看上去远比实际情况要必然和简单得多。对迈索尔的征服是一场恶斗，说到底也正是法国人导致了蒂普的灭亡。179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后，在与法国不共戴天的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的命令下，英国军队远征迈索尔，为这场始于尼罗河两岸的战争开启了第二条前线。

1799年5月攻占塞林伽巴丹至今仍是大英帝国史上场面最宏大的战役之一。它还标志了东印度公司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克莱武出兵普拉西等早期战役，或是公司自己与迈索尔的早期战争，都至少在表面上是报复性或防御性的。东印度公司在与蒂普苏丹的最终一战中实施了积极扩张的军事国家的新立场。尽管这预示着帝国前线转向了军国主义，在塞林伽巴丹的胜利也标志着公司自身在后方民众眼中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英国本土，陷落之城的战利品（和第一批在英国公开展示的印度物品一起）被用来推广公司作为统治者的新形象。

塞林伽巴丹之后，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宣传盛气凌人而无孔不入，让人们很容易以为英国人凭借捏造的指控发起了这次进攻。但在华而不实的修辞之下，迈索尔与法国之间却的确有着深厚、非凡，并且相当真实的接触史。它们的关系让我们得以一窥印度的究竟，如果依着那些主要人物的想法，英国或许根本别想维持它的帝国，也绝对无法靠其自身的力量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