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热带的壮游

总督的妻子怀着“最不可名状的愿望”想去看看塞林伽巴丹，那就足够了。因此，1800年3月初，马德拉斯总督克莱武勋爵爱德华的妻子亨丽埃塔·克莱武夫人，从马德拉斯出发前往蒂普的首府。她带上两个女儿亨丽埃塔和夏洛特同行，两人的年龄分别是14岁和13岁，随行的还有她们的意大利家庭女教师安娜·托内利，一个有绘画天赋的神经质女人。爱德华无法和她们一起出游，但女人们并不缺乏同伴：她们随行的有大象、阉牛、骆驼、四人大轿、护卫、马夫、洗衣工、厨师、克莱武夫人的蒙师、男仆、男仆的男仆，还有负责抬女孩们的钢琴的人，林林总总合计750人——“这在印度还不算特别多的，考虑到一切因素后，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夏洛特评论道，“因为在印度旅行和在欧洲可不一样。

夏洛特·克莱武记录了这次旅行的日志以19世纪中期手稿本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其中还复制了安娜·托内利的水彩画。这是一本动人的天真记录，也是非常罕见的日志——大概是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印度唯一的一本后来存入主要档案馆的儿童日记。夏洛特对于这次旅行的叙述与她致父亲的信件和她母亲与姐姐写的信件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对18世纪末印度的英国家庭生活一窥究竟。克莱武一家的旅行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因为她们花了整整七个月进行了总计1153.5英里的环游（夏洛特的计算），从马德拉斯出发朝西南方向抵达坦焦尔（Tanjore），再途经班加罗尔和迈索尔，然后沿海岸线北上回到马德拉斯——比她们在1798年从朴次茅斯到马德拉斯五个月的穿行时间，或是她们将在1801年乘船返回英国的六个月时间还要长。这次旅行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她们最终成行了。克莱武一家都是纯粹的旅游者——并且是女性旅游者——当时鲜有欧洲人在印度旅行只是为了观光的。在印度旅行或许与在欧洲不同。不过，克莱武一家优雅从容地穿过南印度，实际上就是一次热带的壮游：一次为了追求愉悦和自我提高的贵族式的漫步。

她们旅程的重点——可以说是她们的罗马——是塞林伽巴丹。她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批到访的欧洲旅游者，并且穿越了蒂普的影响仍无处不在的国土抵达那里。在韦洛尔，她们遇到了蒂普的成年儿子们（他们从1792年蒂普战败后便被公司羁押在此），并查看了公司为蒂普的女性亲属准备的宿舍。在班加罗尔，她们瞻仰了已故统治者“壮丽非凡”的宫殿。她们在8月抵达了旅程的中点塞林伽巴丹，还借住在达丽娅·道拉特·巴格宫的闺房里，阿瑟·韦尔斯利如今把这里当作他的府邸。她们在岛上短暂停留期间，遇见了蒂普其他的儿子和他的部分妻妾。战败者的家庭遇上胜利者的家庭想必是个凄美的情景，蒂普的妻妾们“给妈妈很多很多祈求信，其中一两封还是用英语写的，其中一封信的抬头写着‘克莱武勋爵夫人阁下’”。夏洛特非常喜欢乡下，“像什罗普郡一样……这里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最可爱的地方”。在迈索尔的乡下看到故乡的影子，爱德华·克莱武的女儿既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克莱武家的女士们却是头一批试图有组织地把它带走的人。像壮游一样，她们的旅行重在收藏。

所有四个女人都痴迷于收藏，尤其是石头和植物。在“安娜女士”的鼓励和指导下，女孩们无论去哪里都会拣选样本和标本：“我们忍不住要收集，我们的马身上装满了这些收集品。”年轻的亨丽埃塔如此说道。克莱武夫人是她女儿最好的榜样，因为与同时代的很多英国贵族妇女一样，她也是个自然历史标本的狂热收集者。这种广泛开展的“适合女人”的追求，在18世纪英国的收藏界和科学界看来，都显然是边缘化的，这绝非巧合。（“以牛顿的能力，显然不适合在散步时找些贝壳和花朵。”塞缪尔·约翰逊不以为然地说道。）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女人和外行的专属，以至于当著名的博物学家和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在1760年代开始他本人的植物学研究时（在母亲卧室里找到的一种草药启发了他），他能找到的最合适的老师就是为药剂师收集野生植物的本地妇女了。班克斯为提高自然科学在英国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波特兰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land）拥有仅次于班克斯的英国第二大自然标本收藏，而邱园也从植物学学生夏洛特王后的赞助中受益良多。

克莱武夫人离开印度时带走了大量的贝壳、岩石、植物、鸟类标本和活的动物，其中有很多都得自她的南印之旅。（事实证明，把它们从印度运去英国要比从船上搬运到她家里容易得多。因为财政部的官僚纠纷，她的箱子被扣在印度大楼。“鸟啊贝壳啊这些，”她恨恨地向爱德华报告，“都……为了估价而公开出售。去那里的犹太人往往会偷走其中最好的，真气人啊。”）“我全部的贝壳都很安全，我现在开始取出所有其他的财宝，这真让我高兴。”1802年，她在他们的什罗普郡庄园写信给爱德华说。她把印度的种子种在温室里，把坦焦尔公牛养在庄园的院子里，还把天堂鸟的标本安放在起居室里。“置身于自己的财宝中间”让她感到“像一位东方的公主一样伟大”。她有充分的理由扬扬得意：她个人的印度标本收藏比东印度公司本身的收藏还要早，或许规模也更大。

印度旅行的一幅小插图，出自夏洛特·克莱武的日记

然后就是那些动物了！克莱武一家从马德拉斯出发时只有一只可爱的鸟“科卡卡托”相伴。（他们把自己的狗蒂普留在故乡了。）但现在无论他们去哪里，人们都会强迫他们接受宠物作为礼物。女孩们很开心，但她们的母亲有时不愿接受。她让亨丽埃塔拒绝了一只小狗，“因为她说家里就像诺亚方舟一样”；而夏洛特期盼已久的猴子（她母亲觉得它们是“可恶的魔鬼们”）则被委托给一个仆人照管。但总的来说，克莱武夫人还是很愿意接受这些新伴侣进入家庭的。“我们的动物收藏增加了很多。”亨丽埃塔在10月向父亲报告说。那时她们已经收到了一头梅花鹿、两头羚羊、一只绿鹦鹉、一只云雀、两只吸蜜鹦鹉（“可怜的科卡卡托一生的困扰”），送给克莱武夫人的一只獴，还有给夏洛特的一只小瞪羚，这只小瞪羚驯良得可以随她一起坐轿子，睡在她的床边，还“像一条狗一样”跟着她到处去——直到她们回到马德拉斯后的一天早上，它四处闲逛，失足落下屋顶摔死了。“这是件让人难过的伤心事。”夏洛特写道。同样令她难过的是，她们离开印度时，她看到母亲婉拒了一头“还没断奶的美丽小象。……我们渴望能留下它，它那么年幼那么小，身上还穿着漂亮的衣服和长长的流苏，但有人认为它要喝很多水，带着它走很不合适”。

这群野生动物跟着它们的新主人四处闲荡，缓缓经过印度东南部葱郁的甘蔗田和岩坡的场景，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意象。夏洛特一定认为她们遇见的人都非常友好慷慨，或许的确如此。但就像当时印度的符号经济中的任何礼物一样，所有这些动物也都承载了其赠予者的希望和名誉。克莱武一家这种人脉深广的人收到的礼物源源不断，因为东印度公司职员被禁止接受个人礼物。因此，克莱武家的女人就被看作打通公司官员的中间人。两年后，年轻的贵族瓦伦西亚子爵不落俗套地选择在印度进行壮游时，那些把他（正确地）看作理查德·韦尔斯利的后门的人送来的礼物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决定一件也不接受。（他的决定被认为是“非常光荣的英国品质”；不过这也意味着公司承担了他应该回礼的礼仪性礼物的费用，这对他的预算来说非常重要。）送给克莱武家女眷的礼物，其惊人之处在于，它们揭示了这种礼仪文化中带有性别色彩的一面。瓦伦西亚与所有男性（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印度人），赠予和接受“卡拉特”、武器，有时还有珠宝。但克莱武一家收到的是动物而不是刀剑，特别是可爱的雌性动物。我们并不清楚她们的回礼是什么，但不太可能是大多数英国官员赠予印度统治者的精美欧洲手枪。

标本和动物特别证明了克莱武夫人收藏的两个独特的种类，并证实了这一时期更普遍意义上的收藏文化。她收集植物和矿物标本时所凭借的，恰恰就是同一阶层的“壮游”男子收集希腊花瓶或大师油画作品时所使用的直觉。收集自然历史藏品是淑女的成就之一，而克莱武夫人培养女儿们用和她一样的方式来从事搜集。同时，作为要人之妻（“克莱武勋爵夫人阁下”），克莱武夫人接受礼品几乎是外交义务。她和随从们形成了一种使团——为半皇家的印度总督打头阵，后者在维多利亚时代会乘坐装饰着金流苏的象轿，笨重地穿行于印度的各个土邦。（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埃米莉·伊登和她哥哥、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1830年代后期的北部印度之旅。）理查德·韦尔斯利打算建立地方总督辖下的贵族帝国政府，她们出色的行程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一大步。

克莱武夫人收藏的第三类最突出：她的印度工艺品收藏。尽管她喜欢动物，但她也收集武器，特别是与蒂普苏丹有关的武器。蒂普对克莱武夫人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她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社交地位沉迷其中。“至于备受关注的蒂普苏丹这个人物，”她在马德拉斯写道，“我如今听说了大量有关他的事情。”她甚至“为了娱乐英国的民众和我自己”，开始记录蒂普的逸事。克莱武夫人对蒂普遗物的热情收集使得她不仅是第一位同时也是最著名的塞林伽巴丹物品收藏家，而且还是当时收集印度工艺品的少数英国女性之一。克莱武丰富的蒂普藏品证明了各个文化中贵族品味的相似性。

武器是出自塞林伽巴丹的流传最广泛的收藏品，克莱武一家拥有蒂普的三把长刀和一支火枪。（这些武器几乎落入他人之手，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给萨克雷家的孩子们［这位小说家的外甥们］寄去一箱玩具”时，“与装着克莱武勋爵的武器盔甲的箱子弄混了，后者打开箱子后发现里面全是玩具时大感惊奇”。）所有的藏品上都有优雅的雕花，铭刻着阿拉伯书法，并覆有虎纹。部分的吸引力显然来自审美；但还有一部分来自逸闻趣事，据说其中的一把长刀曾被死去的国王本人使用过。类似的关于个人魅力的联想可以解释看起来更不可能出现在克莱武收藏中的苏丹的卷趾拖鞋、“为蒂普定制的（旅行）床”，以及一顶精心制作的印花棉布大帐篷，据猜测，他打仗时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顶帐篷里。和众多的塞林伽巴丹物品一样，某些藏品与蒂普的实际联系无从考证。但有这种想法就已足够。拥有国王的财产就像是与历史擦肩而过。

而这正是克莱武一家因为起过作用而为之自豪的历史。与众多的帝国收藏品一样，这些藏品映照出了它的收藏者。爱德华·克莱武和蒂普苏丹两人（和他们的同辈人韦尔斯利与拿破仑一样）都是新兴贵族和文物行家，两人都是第二代统治者以及白手起家的父辈的继承人。克莱武一家收藏的最有价值的蒂普宫廷工艺品是后者宝座上的一个翡翠虎头装饰，这件物品象征着统治者王者风范的个人魅力。拥有了它就让克莱武一家跻身于拥有王座碎片的精英收藏家群体之中，国王乔治三世也在此列。但克莱武收藏中最打动人心的藏品倒也没有那么浮华：路易十六赠予蒂普的餐具中的一套塞夫尔咖啡杯。这套精美的瓷器在漫漫旅途中幸存下来：从法国经波斯湾抵达印度，又从印度绕过开普敦来到英国。它们横越的历史距离更长久。从法国大革命前夕点燃的窑炉，经过塞林伽巴丹的狂暴劫掠，这些杯子经历了它们的给予者和拥有者都未曾体验过的劫难而幸存下来。如今，这些杯子平静地退隐于威尔士边境上的波伊斯城堡，颇为精彩地证明了物品能够跨越文化、地理和时间的鸿沟，始终被掌握在精英消费者的手中。

蒂普苏丹的塞夫尔陶瓷茶杯，如今保存于波伊斯城堡的克莱武收藏品中

克莱武一家如何获得那些藏品的细节不得而知。尽管某些藏品是克莱武夫人在旅途中得到的，更多的或许是朋友们在塞林伽巴丹的奖品出售时为她和她丈夫买下来的。至于她对蒂普“最不可名状的”痴迷的深层原因，如今我们也不比她自己当时清楚多少。但数十年后另一位贵族女性——锡福斯伯爵（Earl of Seaforth）的长女玛利亚·胡德夫人，她的丈夫被任命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在塞林伽巴丹的旅行，却让我们得以一窥克莱武夫人的收藏习惯，或许能让我们得出结论。

1812年，胡德夫人在此地旅行了七个星期，她的丈夫没有随行，但她却携带了素描装备和一双敏锐的眼睛。她的到访——和克莱武家的女士们一样是娱乐性质的——表明了塞林伽巴丹是如何走进浪漫游客的想象的，就像多年后的滑铁卢战场一样。7月23日，随着傍晚渐趋凉爽，她“抵达前，从五英里外的一座小山上第一次见到这座名城，虽然我长途跋涉就是为了来到这里，真正看到这个如此有名的地方时，却禁不住满心惊喜”。她在达丽娅·道拉特·巴格宫盘桓了几日，“在已故帝王空寂无人的宫殿里走来走去”，因为这种“人世间的沧桑变迁的可怕实例”而心事重重。“一个伟大王公的这些如此愉悦和壮丽的场所，如今落入一家贸易公司之手，这家公司位于远在天边的岛上，印度土著对岛的存在难以理解，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和他的父亲便曾威胁要毁灭那座岛屿。”

胡德夫人大致是追随克莱武一家的足迹亦步亦趋的，她也知道这一点。正是在访问蒂普苏丹的陵墓时，她最直接地感受到了前辈的影子：

陵墓的穆夫提或曰大祭司告诉我们，一位英国的大夫人（Burra Bibi）曾经非常想要一本他们的《古兰经》，而他当时不能照办。她似乎非常尊敬这位老穆夫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记不起她的名字了。我觉得这一定是波伊斯夫人，并提到了克莱武这个姓氏，他立即报以最美妙的颂词。波伊斯夫人似乎是唯一一位让这些地区的人感受到先天优越感的旅行家。

“先天优越感”：这是个奇怪的措辞，也是个发人深省的说法。（胡德夫人明白什么是先天的优越感：1815年父亲过世后，她就是麦肯齐家族的女族长了，并被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形容为“每一滴血都包含着女族长的灵魂”。）的确，当时已是波伊斯伯爵夫人的克莱武夫人是个贵族女性——或许单凭这个便已让有些人感受到她的“优越”了。但她绝非普通的女贵族。她是克莱武家的人，并为此深感自豪。

对于那些地区的印度人和欧洲人来说，克莱武家族成员意义非凡。夏洛特·克莱武（她出生时，祖父罗伯特早已过世了）快乐地写到了在大约50年前“担任过祖父勤杂兵之人的拜访” ，她继续写道：“他见到我们高兴极了，提到了‘大人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把手帕咬在嘴里’这个他们家全都熟悉的习惯，来证明他对克莱武勋爵有多了解。”塞林伽巴丹陷落当日的一个月后，爱德华和亨丽埃塔·克莱武在马德拉斯主持了一天的胜利庆祝活动。庆典从早上四点在圣乔治堡升起被俘获的蒂普旗帜开始，继之以直至深夜的胜利舞会。“那是我平生最快乐和劳累的日子之一。”克莱武夫人写信给她哥哥说。她由衷地汇报说，高潮是在晚宴上，“莫宁顿勋爵（理查德·韦尔斯利）说了一些让我非常开心的话。他说这个国家似乎没有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与克莱武家族无关的”。

总之，亨丽埃塔之所以成为塞林伽巴丹物品的收藏家，正是因为她是克莱武家族的成员。她在自己所在阶层所受的教育和远见影响之下，以一位女贵族的身份收藏岩石和植物。作为总督的妻子，她也发挥了社交和半政治的作用，参与了与她的地位相伴的赠礼礼节。但亨丽埃塔是克莱武家族的一员，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收集与塞林伽巴丹及蒂普苏丹有关的物品时，她对印度有着更为具体的所有权意识。这些工艺品属于与她的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地方、一段历史，以及一个社会阶层。它们是她和她丈夫都热衷于加强的纽带。

而爱德华正是作为一个收藏家和贵族，才最像是克莱武家族的成员。爱德华继续了始于罗伯特的社会地位上升，最终光荣并有条不紊地完成了阶级跨跃。1774年，他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庄园和头衔。1784年，他娶了亨丽埃塔，岳父波伊斯伯爵是因为庄园相邻和政治利益联盟而与罗伯特·克莱武成为密友的。通过爱德华和亨丽埃塔的通信来判断，他们婚姻幸福，并因收藏、园艺和家居装修的共同爱好而历久弥新。1794年，主要出于对罗伯特·克莱武的成就和财富迟来的认可，爱德华被授予了他父亲垂涎已久的英格兰贵族头衔。而在1804年，亨丽埃塔唯一的哥哥去世三年后，爱德华自己也成为了波伊斯伯爵。

罗伯特·克莱武是个白手起家的人，为获取贵族身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爱德华虽然并非生来就是贵族，却最终被培养成为贵族的一员。他在伊顿公学接受绅士教育，并以1773～1777年在瑞士的四年学习和一次“壮游”完成了绅士的训练。艺术欣赏和收藏当然是这种贵族教养的核心内容。1788年，爱德华和他的家人去意大利旅行后寄回家的装箱清单可以让人对他们的艺术品位有一些了解。两箱子画作包括在罗马由爱尔兰画家休·道格拉斯·汉密尔顿（Hugh Douglas Hamilton）和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所画的家庭肖像画，以及按照当时的标准最有价值的大量油画：“滕佩斯蒂亚的四幅风景画。阿尔贝托·杜雷尔所画的一幅降下十字架的耶稣像。萨尔瓦托·罗萨的两幅风景画。曼佩尔的一幅风景画。汉密尔顿的阿波罗梳洗头发的素描。席德因（Schidein）的一幅神圣家庭的画像。吉莫·博尔戈尼奥内的两幅战争画，以及罗萨·迪蒂沃利的一幅画。”克莱武一家还购买了提香（Titian）、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罗萨的画，以及佛罗伦萨的布兰卡契小堂的壁画；皮拉内西的《罗马风景》（Vedute di Roma）；“克莱武夫人的五箱子素描”；还有三个古董花瓶，以及“一个标着I.P.字样的小箱子，里面安放着克莱武夫人的伊特鲁里亚花瓶”——这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送给她的礼物。

这个清单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在任何一位从大陆回国的乔治王时代绅士的行李里找到。这些艺术作品都是上乘之作而非晦涩难懂，是教养之作却没有学究气质，富有个性但绝非不通情理。更确切地说，它们正是补全了爱德华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的东西：罗伯特在外部顾问的大力帮助下，在晚年接连不断的收购活动中购买和收藏了大量绘画大师作品和欧洲工艺品。作为罗伯特曾经如此渴望的贵族，爱德华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帝国的建设者，爱德华却丝毫不像他的父亲。爱德华·克莱武几乎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或印度事务的经验，却在1798年被任命为马德拉斯总督，这大半是他姓氏的力量。从那时直到1803年，他一直是理查德·韦尔斯利的直接下属，在那里度过了东印度公司统治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时期之一。但他职业生涯的主要特点就是无足轻重。东印度公司或许不再是他父亲所熟悉的那个冒险家的狩猎场了。然而，就算是在理查德·韦尔斯利——如此致力于建立秩序和提倡贵族特权——的公司，爱德华·克莱武似乎也明显格格不入。阿瑟·韦尔斯利对于这个“温和、谦虚……相当矜持的”新总督显然无动于衷，这位新总督“糟透了，明显理解力不佳。他肯定不适应如今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像他表现的那么迟钝，还是这里的人认为他就是如此”。残酷的真相是，至少是在国务事项上，他实际上就是这样。理查德·韦尔斯利马上亲自南下去马德拉斯，在整个迈索尔战争期间都留在那里。“如果不是我到了那里，亲手接管了军队的全盘指挥的话，”他说，“迈索尔大概没有一个人或一门炮。克莱武夫人显然比她的丈夫机敏得多，她对韦尔斯利的到来愤愤不平，说“最高领导人前来接替我们，这全然是件尴尬之事”。但爱德华却如释重负。

爱德华在印度就像在英国一样，闲暇时间都在玩那些绅士的消遣。理查德·韦尔斯利的观察十分正确，他作为政治家明显“不够格”，“因为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公职之外的私人生活这个封闭的频道上”。韦尔斯利忙于拓展东印度公司的帝国时，克莱武任职总督期间主要关心三件事：装修总督府和花园，收集植物和工艺品，以及尽快回英国去。（他的妻女在1801年春回国了，而他极度想念她们。他写信给亨丽埃塔说：“你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太珍视东方的奢华享受，但这些奢华却可以因为与妻子家人团聚而得到充分的补偿。”）如果有人问他作为总督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他的答案之一必定会是总督府大会议厅的翻新工程，他告诉妻子说，那里的石灰膏装饰“风格高雅，你一定会喜欢的”。另一个答案会是成功嫁接了一棵杧果树，他后来把这棵树运去邱园了。“如果它们能成功”在英国茁壮成长，他告诉亨丽埃塔说，“而你又不介意被叫作我的杧果夫人的话，我也许会为此造一间（温）室”。

当然，爱德华仍在继续收藏。罗伯特·克莱武的印度收藏主要是他的印度职业生涯的纪念品。但爱德华和亨丽埃塔却积极搜寻印度的工艺品。我们很难找出实证来证明人们对当时欧洲收藏中的印度艺术有什么审美欣赏。但克莱武一家的品味却可以在他们在马德拉斯获得（也许是委托购买）的20尊印度神铜像上得到证明，那些神像大多是毗湿奴的造像。克莱武一家从印度带走的很多东西都相当传统，诸如编织繁复的织品、象牙盒子之类，但欧洲人收藏印度的塑像在当时仍然极其罕见。少数几个收藏这类物品的人（如波利尔、黑斯廷斯、查尔斯·威尔金斯，以及威廉·琼斯爵士）都毫无例外地对印度教有着某种学术或古文物研究的兴趣；印度塑像的第一个重要的私人收藏将会在稍晚些时候由一位鲜为人知的跨界者、少将“印度人”查尔斯·斯图尔特建立起来。与之相反，克莱武一家可能是并非东方通的英国人收藏印度雕塑的第一个记录在案的例子。他们像贵族和“壮游者”一样，发自内心地欣赏在南印度看见的建筑和雕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向神灵奉献了一件珠宝和一块金线织锦而觉得我是个异教徒。”爱德华在参观完甘吉布勒姆的大神庙后，和妻子开玩笑说。）

夏洛特·克莱武的旅行日志则是她父亲对印度艺术感兴趣的更加私密的证明。1800年10月，克莱武家的女性到达马德拉斯附近，她们的旅程行将结束。自从她们起程后，爱德华有将近七个月没有见过她们了，他出发去马德拉斯南面沿海的马哈巴利普拉姆（Mahabalipuram）与她们团聚。那是个平和美丽的所在，是跋罗婆的国王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建造的，以其在自然状态的岩石上雕凿的浮雕和神庙，还有矗立在海浪汹涌的岸边的海岸神庙（Shore Temple）而闻名。全家人看到此景都很高兴。夏洛特写道：“爸爸看到那些雕刻图案非常开心，他希望能买下一个雕着神气活现的两只猴子的雕刻，但本地人舍不得与它们分离。”克莱武没有成功（与他同时代的埃尔金勋爵不同，后者的代理人正打算动手切下帕特农神庙的长幅石雕呢），文物保护者应该对此感激涕零。

爱德华收拾自己的印度物品——象牙雕刻、一套黄金蒌叶器具、各式武器，以及精细的织品——时，他的思绪是否飘向了父亲留给他的那口印度宝箱？父子各自收集的物品显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和罗伯特不一样的是，爱德华·克莱武的社会地位稳固：他是个在印度的英国贵族，而不是在英国的“印度”纳勃卜。罗伯特急于把他在印度的大部分过去掩盖在贵族的公共形象背后，他把印度收藏作为个人纪念品保存起来，远离大众的视线。但对于爱德华来说，与印度的联系毫无可耻之处——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在塞林伽巴丹之后，在普拉西战役的整整一代人之后，参与迅速发展的英属印度历史的缔造是值得赞美和广而告之的事情。例如，克莱武勋爵和夫人就把蒂普的帐篷用作举办游园会的大帐。

爱德华这位被人遗忘的克莱武家族成员并没有什么对他钦佩不已的传记、发表的论文，或是大理石的纪念碑。但他却是罗伯特希望他成为的克莱武：一个成功的贵族。此外，他的贵族形象中也为印度帝国、为他家族在帝国建设中的特殊贡献留有一席之地。罗伯特·克莱武力图成为“克莱尔蒙特的克莱武”并抹去与印度的联系，而爱德华——这位他父亲从来没能当上的英格兰伯爵——却委托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为其父写了一部不朽的传记，促成了对“印度克莱武”的神化。（此书就是麦考利在其《论克莱武》一文中所评论的那部著作，麦考利的文章也有助于回顾罗伯特·克莱武的一生。）爱德华还力图保证克莱武、印度和贵族地位的结合能长盛不衰。爱德华的儿子继续继承了赫伯特家族的大本营波伊斯城堡，如今那里是展示印度藏品的“克莱武博物馆”——罗伯特、爱德华和亨丽埃塔的遗产在那里集结。它跨越了性别和世代，把不列颠印度帝国在定义上的变迁，以及印度在定义那个帝国的形象中所起的作用都囊括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