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战争与物品

如果说1798年拿破仑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开启了欧洲人企图殖民埃及的新阶段，那么法军的撤退就标志着争相收藏埃及的开始。文化战争始于投降条约本身，始于乍看之下相当无害的一个节点：学者们建立的收藏将会如何？根据投降条约的第16条，法国学者可以“随身带走他们从法国带来的全部艺术和科学器械，但阿拉伯手稿、雕像，以及为法兰西共和国收藏的物品将被认为属于公共财产，并由联军的将军们处置”。学者研究的来之不易的所有成果——理应让法国人的征服不同于其他所有征服的全部学术成就——全都无声无息地落入胜利的英国人之手；用动物学家艾蒂安·弗鲁瓦·圣伊莱尔的话说，它们就要被“摇身一变成为报关代理的一群军人”没收了。

英国人这种窃取胜利果实（本质如此）的做法说出去要比攻陷塞林伽巴丹之后自由放任的掠夺得体多了。但对于法国学者来说，被抢劫的感受刻骨铭心。“我们都反感这个条款，”青年工程师爱德华·德维利耶·杜戴哈日回忆道，“并提请梅努将军注意，如果他有权处理有关政府和军队的一切，那么我们的收藏和手稿都是私人财产，除了我们之外，谁也没有权利处置它们。”收藏属于他们，并且只属于他们。他们把这些收藏几乎看作是一种知识产权。用弗鲁瓦·圣伊莱尔激动的言辞来说，那份产权是他们

不顾阿拉伯人的阻挠，不顾烈日直射，不顾黄沙蚀骨，不顾自己的军人常常取笑这种毫不妥协的热情，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光明正大“赢来的”（财产）。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或者说实际上，这些属于法国和全世界；但如果被人拿走，全世界和法国就都失去了这些，因为只有他们拥有钥匙。

詹姆斯·吉尔雷所作的一幅讽刺法国学者的漫画《两栖动物研究所的起义》

圣伊莱尔坚称，如果这些收藏要去英国，那么他也会陪同前往。

他们的抗议被置若罔闻。就暴躁易怒的梅努而言，如果学者们愿意跟着他们的箱子一起去英国，那就太好了。的确，他烦躁地建议说：“如果他们吃饱了撑的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绝不拦着。”因此，他一定是带着某种乖戾的幽默感，才让代表团直接向希利-哈钦森将军请愿的。带头的弗鲁瓦·圣伊莱尔以相当生动的方式施加压力：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一个个征服了这些宝藏，花了三年的时间到埃及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它们，从菲莱到罗塞塔；为了收藏其中的每一件，我们都要克服一个深铭于心的危险。……我们宁愿毁掉自己的财产，也不愿发生这种蓄意破坏的不公平抢劫：我们要把它扔进利比亚沙漠，或是扔进大海。……

但哈钦森也不为所动。他派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和后者的旅伴威廉·理查德·汉密尔顿（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埃尔金勋爵的私人秘书）去“调查有哪些国家财产……落入法国人之手”，并威胁学者们，如果不交出来，就把他们作为战犯逮捕。“不，不，我们不会屈服的！”圣伊莱尔满怀“爱国的义愤”高喊道，“我们会自己烧掉我们的财产。这就是你们想要得到的名声吗？那么好吧！历史会记住你们：你们也将在亚历山大港烧毁一座图书馆！”不过，对于两个严肃的收藏家和文物研究者克拉克和汉密尔顿来说，学者们的诉求最终还是奏效了。汉密尔顿劝说将军让受到威胁的学者们保留了55箱标本和科学论文。圣伊莱尔把自己的收藏带回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他通过研究自己制作和保存的标本，开始形成关于脊椎动物生理结构的理论，至今仍因此而闻名遐迩。

但最适合展览的大型文物战利品仍被送到了英国。学者及数学家让-巴蒂斯特·傅利叶后来为《埃及记述》撰写序言，开列了亚历山大港的法国财产清单，共有15项重要物品。超过一半的物品来自遥远的底比斯（Thebes）和上埃及，其中有两座小型的方尖碑和几尊兽头雕像的碎片。这份清单里还包括三口巨大的覆满象形文字的石棺，其中一口是在亚历山大港的阿塔林清真寺发现的，（包括克拉克在内的）某些人认为，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墓”。

然而，最珍贵的物品无疑是“发现于罗塞塔，刻着三列希腊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黑色花岗岩石板”：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当时，埃及象形文字还无人能懂：近古以来，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解读它们。因为罗塞塔石碑将无法解读的埃及文字与清晰可读的希腊文对等文字一起展示出来，人们普遍认为它可能是解读象形文字密码的钥匙。就连梅努将军也了解它的价值，并声称罗塞塔石碑是他的个人财产，以免它落入英国人之手。“我要求你们交出阿拉伯手稿、雕像、各种收藏和文物，不过是遵循你给欧洲留下的好榜样，”希利-哈钦森反驳道，“你是在与观景殿的阿波罗、拉奥孔，以及你们从罗马带回去的其他几件精美物品为敌吗？”克拉克和汉密尔顿在掩藏处找到并没收了罗塞塔石碑，并将其迅速带回伦敦，“以免法军一气之下将其毁掉”。就这样，这块石碑去了大英博物馆，至今仍在那里，大概是英国战胜法国的最著名的象征。

1801年法国让渡的文物清单。第八件就是罗塞塔石碑

在英法两国，没收学者们的文物为此后数十年戏剧性的埃及收藏史奠定了舞台。1798～1801年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人对古埃及的态度，也让他们对古埃及的认识大为改观。在那之前，欧洲人对古埃及的了解主要局限于古典作家笔下的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例如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那个时代。对于古典时期之前的法老时代的埃及，除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圣经·旧约》等少数几部关键文献所谈到的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欧洲人对于埃及地形的了解也同样偏颇。亚历山大大帝的首都亚历山大港位于面对欧洲的地中海沿岸，而法老们的伟大纪念碑却躺在遥远南方的中埃及和上埃及的尼罗河谷。1798年之前，只有寥寥数位胆大的欧洲人曾去开罗以南探险，描述并画下了这些地点，像热情的圣公会主教理查德·波科克和丹麦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诺登（Frederick Norden），两人均在1737年到过埃及。另一位曾经一睹法老时期的埃及建筑物的是著名的游记作家、苏格兰地主詹姆斯·布鲁斯，1768年，他在赶往阿比西尼亚的途中匆匆路过此地。但在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前造访过那里的最有名的游记作家们——法国思想家康斯坦丁·沃尔内和艾蒂安·萨瓦里——都没有去过上埃及。关于法老时期的埃及的现有资料也不十分可靠：诺登是第一个正确地说出斯芬克斯没有鼻子的人。

1743年，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错画的斯芬克斯像，鼻子完好无损

欧洲人对于法老时期的埃及普遍缺乏认识，这在收藏中也显而易见。一个体面的近代百宝格里一般都会有埃及的小物件，如护身符、圣甲虫、木制和铜制的雕像等。得益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种普遍看法，木乃伊成了特别流行的一种收藏品，据说它具有非凡的药效——但需服用。（欧洲药剂师的“木乃伊”提取物的生意很好，盗墓人和文物贩子令人毛骨悚然地用被处决犯人的尸体来伪造木乃伊。）但在1798年以前的欧洲，那些不朽的石像、雕板、石棺、绘画，以及与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的陪葬品——如今的博物馆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关于埃及的一切——几乎无人知晓。

因此，维旺·德农在1802年出版他关于埃及战役的插图版记述《上下埃及游记》（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时，该书对全欧洲的读者都如同天启。这本书头一次配有上埃及那些惊人神庙的相当准确的详细图像，并配以热情而动人的描述。此书一炮打响，旋即被翻译成英语和德语，被认为引发了“埃及热”，欧洲人对埃及的一切如痴如醉，钟表、烛台、墨水瓶、壁纸，以及家具腿等各式东西的设计都受到了这种影响。德农个人鼓励塞夫尔瓷器工厂生产了一种精美的“埃及”风格成套餐具，最终献给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为他的皇后约瑟芬订购了另一套餐具，算是他们离婚的分手礼；但前皇后（她本人也是个埃及物品的狂热爱好者）发现最终的产品“过于朴素”而退货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这套餐具又由路易十八送给了威灵顿公爵，也算恰如其分。这种对于古埃及的普遍热情明显提升了当时的现代埃及在英法两国的形象。同时也加深了古埃及与现代埃及之间的分裂，前者日益被拥戴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后者则被欧洲列强认为是可以进行政治和帝国干涉之地。

对法国人来说，1801年失去文物就意味着要面对战败这个令人不安（在当时也相当陌生）的现实，更不用说失去埃及本身了。回到巴黎后，学者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被抢救回来的55箱笔记和论文，力图挽回他们的损失。从1802年2月起，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埃及研究成果汇编成大型文库，旨在覆盖从文物到动物学的每一个领域，囊括古代、现代和自然世界的一切。结果就是23卷本的《埃及记述》，在1809～1828年陆续面世。单以耗费的金钱、人力、纸张和油墨来算，它都可称作19世纪最宏大的出版物了。直至今天，还有人赞美《记述》和学者们的苦心经营证明了法国式入侵的积极意义。为该出版项目提供资助的拿破仑及其继任者当然积极支持智识上的胜利能够补偿军事失败这种看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记述》是一项彻头彻尾的政治的、帝国的东方主义项目。

《埃及记述》的卷首插图

然而，《埃及记述》的主导观念与其说是笼统地将东方置于西方的从属地位，不如说是为了颂扬法国，特别是拿破仑，这一点在让-巴蒂斯特·傅利叶言过其实的史学研究序言中尤其明显。此外，《记述》实际上几乎与现代的“东方”埃及没什么关系：与专门讲述古埃及的高达九卷的文字和图像相比，关注现代埃及的只有四卷，剩下的十卷都是讨论自然历史的。这部汇编特别注重在法国与古埃及之间建立联系。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这部出版物的卷首插图更能说明问题了。很容易辨认，这幅画的前景里放着学者们被没收的全部文物，包括罗塞塔石碑。整幅图被框在一个充满了爱国象征的厚重画框里：写着“东方军”胜利名称的徽章，一个顶着皇冠的字母N，以及画着星星和蜜蜂的涡卷花饰，那是拿破仑的私人纹章。这幅插图反映的不仅是东方主义，而且是波拿巴主义，法国的民族和帝国野心合为一体。整体而言，《记述》是补偿损失的一次重要尝试——是一种替代的收藏，也是一次智识上的收藏。

拿破仑和学者们忙着把他们的战败转化成政治宣传的胜利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埃及物品的到来也有着同样影响深远的后果。与塞林伽巴丹的战利品把东印度公司的博物馆变成了帝国力量的陈列柜一样，埃及的战利品也有助于把大英博物馆变成一个真正平民的、国家的，实际上是帝国的机构。1802年，一箱箱的文物抵达伦敦时，大英博物馆还很像它1753年初次面世时的样子，不过是个珍品陈列室。该博物馆始自外科医生和博物学家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的大量私人收藏。（斯隆甚至也算是个帝国收藏家，他曾在牙买加待了一年，收集各种植物标本。）斯隆在遗嘱里把他庞大的陈列室——当时有大约七万件“珍品”——捐赠给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大英博物馆并非皇家机构，而是个国家机构。然而，博物馆被安置在实际上属于贵族宅邸的蒙塔古公府里，只对某些获得司书主管批准的访客开放，事实上更像是一座豪华大宅，而不是如今的公共博物馆。

1801年的战利品在两个主要的方面改变了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与18世纪的很多收藏家一样，汉斯·斯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得到过几件埃及的物品，但都是小物件——青铜制品、陶俑，以及护身符——大多出自希腊-罗马时期。大英博物馆还有四具木乃伊，展示在其他自然史的标本旁，符合收纳百宝格的惯例做法。法国战利品的到来标志着埃及重要雕像在英国的第一次露面。它们不仅在规模上与欧洲的其他大多数埃及文物全然不同——也要古老得多——而且与欧洲观众熟悉（并喜欢）的希腊-罗马物品也大相迥异。它们对当时的访客与未来的收藏家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冲击。

这批战利品标志着大英博物馆的整个收藏的一个新方向。除了库克船长航海时期从太平洋收藏的工艺品外，博物馆在1801年之前的全部馆藏都来自私人。埃及古物实际上是第一批到达大英博物馆的公共藏品，它们是由国家获取的，也向整个国家展览。十年后，这种博物馆作为“国家”收藏宝库的全新意义在臭名昭著的“埃尔金石雕”（Elgin Marbles）案中大出风头。埃尔金伯爵在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期间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费明（firman，敕令），批准他拿走雅典帕特农神庙的长幅石雕。（当时希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1811年，埃尔金联系英国政府，希望出售这些雕刻。埃尔金用上一代人绝不可能说出的语言表示，他以大使的官方身份收集的藏品是代表英国而进行的，因而理应属于大英博物馆。这在当时是个充满争议的观点和收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对“国家”收藏的局限和定义发起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埃及战利品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首批国家收藏，在当时激烈的“埃尔金石雕”辩论中帮助确定了条款。

但转变鲜有一夜之间完成的——至少大型机构做不到。1802年夏，埃及文物到达伦敦时，博物馆无处存放它们。“它们被放在大英博物馆的露天空地上，并被认为是有趣但无足轻重的埃及艺术纪念品，对国家而言是彰显其英勇的光荣奖杯，但现代人无法对它们黑暗神秘的传说一探究竟，激发起解读者的绝望而不是希望。”因此，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悲叹着指出，如果像亚历山大大帝（所谓的）石棺这样的文物改而“被运到法国的大都会”，“巴黎的市中心就会立起一座宏伟的神庙，以完成波拿巴对腓力二世之子的效仿，曾经装殓过那位英雄尸体的坟冢将会留着存放其模仿者的尸骨。”抛开讽刺不谈，克拉克的话完全正确：埃及文物在法国的确比在英国更受欢迎。在英国，单是它们的异域美学特质便足以让它们不入主流鉴赏家的法眼。就连克拉克为埃及雕像辩护也着眼于它们的历史和纪念意义，而不是艺术表现力。对于习惯把希腊和罗马的雕塑看作艺术典范的历代观众来说，这些东西即便令人印象深刻，也最多不过是奇怪的罕见之物而已。埃及文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处在英国古董界的边缘。

然而，正是为了给这些文物提供空间，大英博物馆才在1803年破天荒地专门建造了厢房，并以将收藏捐给博物馆的著名古文物家查尔斯·汤利之名，将其命名为汤利美术馆。直到此时之前，大英博物馆一直是一位绅士的市内府邸；如今它变成了真正的博物馆，一座与其收藏相呼应的建筑。1808年6月，汤利美术馆向公众开放，埃及的物品占据了它的中央大厅。在印度大楼展出“蒂普之虎”的同一年，汤利美术馆最重要的内容同样是战利品，也同样是来自与法国在东方的战争，访客们显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汤利美术馆里的埃及文物，约1819年。注意那两位“东方”访客

如此说来，1801年的投降条约构成了古代和现代埃及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框架，这种关系将在整个19世纪发展成熟。对于法国而言，1801年失去这些物品就像失去埃及本身一样，并没有终结法国在这一地区的野心。法国再次表达出它的抱负。在《埃及记述》中，法国咄咄逼人地向埃及发出了民族主义主张，这种主张立足于古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征服这块现代土地所经历的失败。希腊和罗马早已被熟悉、研究、模仿、批评、收藏过了。在埃及，《记述》一书像是在说，法国向西方展示了另一部分它的遗产，另一种值得研究和收藏的古代文明。埃及的符号以其共济会的意象和方尖碑与金字塔的喜庆组合，也有助于把拿破仑的帝国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法国声称古埃及属于他们，也确定了古代与现代、古典与东方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至今仍然活跃，也仍然令人担忧。

在英国，赢得这些奖品就像赢得了在埃及的非正式影响力，扩展了帝国的公众形象，也有助于这种形象的重塑。与1798年法国的入侵将埃及置于大英帝国的版图上大相仿佛，1801年的战利品也将埃及固定在英国的文物世界里，对于文物鉴赏家和广大观众来说皆是如此。这些文物给英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埃及：一个法老、巨石和象形文字的埃及，远比希腊或罗马更加古老。与它们相伴而来的，还有百宝格风格的老式大英博物馆日渐动摇，慢慢地重新界定，成为一家公众机构，比从前更能包容各种文物和访客。博物馆功能的这种转变伴随着帝国比以往更加多元和包容的重新定义，也塑造了英国的特征。

但埃及本身又如何呢？当然，1801年的效果在那里是最明显的。不管英法两国的希望如何，三年的战争与法国的占领都让该地区无法回到从前的老路上去了。随着埃及的新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并把埃及变成实质上自治和扩张主义的国家，埃及在奥斯曼帝国和世界上的地位也都发生了变化。而法国和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也将发生变化，它们各自的代表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和亨利·索尔特不久就将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