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同党

亨利·索尔特在1816年3月抵达亚历山大港。对历经磨难的米塞特上校来说，他的到来是一种真正的解脱。上校在不宜居住的气候里长期工作，“健康受到了很大损耗，以至于四肢都无法动弹”。即将卸任的领事近乎完全瘫痪，只能缩在轮椅上忍受着可怕的痛苦。与此同时，新任领事索尔特精力旺盛地南下开罗，在6月初首次正式会晤了穆罕默德·阿里。索尔特上一次见帕夏是在1806年局势动荡的日子里，当时内战肆虐埃及，英法两国都怀疑对方正在计划入侵。如今两人再次相见，世界已经变了。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起初因为强大的马穆鲁克派系（比如阿勒菲贝伊所领导的）发起的挑战而情势危急，如今已是埃及的最高统治者。1811年，他一举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做法既决绝果断又相当卑鄙：他貌似出于善意，要求所有的马穆鲁克领袖——与他争权的对手们，有时又是公开的敌人——来开罗要塞参加他一个儿子的婚礼。这座要塞与大多数宏大堡垒一样位于安全的山顶，只有少数几个可以轻易封锁的入口，当然出口也一样。婚礼结束后，贝伊和卡谢夫（即省级行政官员）们开始迂回走出要塞，帕夏却封锁了出口，把他们困在院子里。重重包围的军队将他们杀得一个不剩。（德罗韦蒂和其他人一样，对这种背信弃义大感震惊；但曾经面对过强大的耶尼切里军团反对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却对穆罕默德·阿里面对内乱的这种勇敢而果断的做法表示了祝贺。）

穆罕默德·阿里以这种方式消灭了埃及境内的对手后，开始向外扩张影响力。他的第一次海外冒险是在奥斯曼治下阿拉伯半岛的汉志（Hijaz）省。1803年，“清教徒式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瓦哈卜的信徒们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他们赶走奥斯曼当局，建立自己的政权，并打出“原教旨主义”宗教解释的旗号。（一个世纪后，瓦哈比派在此地复活，并成为今日沙特阿拉伯的国教教义。）苏丹命令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作为其附庸国，镇压叛乱的瓦哈比派并为哈里发帝国收复圣城。穆罕默德·阿里起初迟疑不前，但随后认定这是扩大势力的机会。入侵汉志是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儿子们第一次在中东各地征战。尽管起初表面上是代表苏丹作战的，实际上，穆罕默德·阿里却力求建立帝国内的帝国，而让奥斯曼负责大部分的开销。1831年，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大举入侵叙利亚，并继而进军穿过安纳托利亚（Anatolia），几乎打到君士坦丁堡的郊外。从1822年起，穆罕默德·阿里便占领了苏丹，并曾短暂地企图组建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土兵军队类似的苏丹黑人民兵军队。他还希望在红海开启自己与印度的贸易，并在与索尔特领事首次正式会晤时提起了这个话题。

1816年索尔特回到埃及时，穆罕默德·阿里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国内项目，计划在埃及实现类似于欧洲的“现代化”。他积极致力于开发埃及的农业潜力、工业生产，并发展教育、医疗和军事制度。主要的措施包括建造连接地中海和尼罗河的马赫穆迪亚运河（Mahmudiyya Canal）；开设大量学校、医院，以及发行第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以及（1820年）在埃及引进并广泛种植了长纤维的朱梅尔棉，到1823年，该作物便年产逾1600万磅。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帕夏急需各类欧洲顾问，特别是法国人。（但他绝对更偏好意大利的医生。）就像索尔特在1816年报告的那样，“每天都有新的欧洲冒险家拥进这个国度”。与上一代的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一样，穆罕默德·阿里治下的埃及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寻找工作和新生活的欧洲人。

在这三个方面——赢得最高权力和埃及的自治，为建立埃及帝国而在中东征战，埃及及其军队的“现代化”——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创新和能力的领袖之一。索尔特在1816年与帕夏再次会面后不久，便傲慢地判断他是个“聪明人，并且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他品格非凡，如果不是被他周围的偏见所阻碍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埃及的样貌会大为改观”。在某个层面上来说，这个评价属于东方通经典的屈尊俯就；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表明索尔特和很多欧洲人一样欣赏穆罕默德·阿里，承认他是个极其不落俗套的统治者，几乎不像是个东方人。帕夏绝非欧洲政府或其代表期待庇护的那种卑微小国的平庸之辈。他（至少在此时）是个需要结交和尊重的人物。此外，作为在相当缺乏适应性的奥斯曼帝国之内崛起扩张的一个近乎自治的国家，埃及让相关的欧洲外交官越来越担心起来，觉得它的力量有可能会打破帝国的稳定。欧洲外交官们既要支持埃及及其西化的统治者，又要以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为目标，他们始终必须在这两者间确保平衡。1840年，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采取行动维护奥斯曼帝国，剥夺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大部分占领地，并削减了他的军队规模时，他不幸沦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但当时他是欧洲——特别是英法两国——关照的受益者，两国都热衷于支持他的现代化计划，并渴望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世界里赢得他这个盟友。

自从1806年索尔特首次到访埃及以来，英法两国在那里的相对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尽管法国的影响力一度明显占优（特别是在1807年英国战败后），但索尔特如今惊喜地报告说：“法国的影响处于低潮，而英国人骄傲地处于主导地位。诚然，在索尔特写报告时，他的话或许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适用。滑铁卢战役六个星期后，拿破仑被流放到东印度公司在圣赫勒拿岛的殖民地。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了，国王路易十八（被砍头的路易十六的弟弟）被安排登基。国际上，对于泛欧乃至囊括全世界的法兰西帝国的恐惧在短短几年前还那般明显，如今却烟消云散。当然，迫在眉睫的法国入侵埃及也一样灰飞烟灭了。德罗韦蒂和法国人社区也把革命时期的三色旗换成了如今成为国家象征的波旁白旗，尽职尽责地标示了波旁复辟。但（据米塞特上校说）他们在内心深处“曾经深情地希望看到这个国家被交由法国统治，但某个事件毁掉了这些希望，（他们）对此深感遗憾”。

拿破仑的落败对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个人产生了特别的影响。与每一次政权更迭一样，波旁王朝复辟也牵涉到行政人员的重大变更。在包括领事人员在内的整个政府里，波拿巴派都被清洗一空，代之以同情（至少是愿意容忍）新国王之人。德罗韦蒂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拿破仑的官僚体制下度过的，他被立即解雇并勒令到巴黎去。他咬牙接受了自己被免职的事实，并承诺：“我要在最后这段日子里尽职尽责，以此来证明自己无罪……并以我为法国服务时始终如一的热情和忠诚来自勉。……”他坚守岗位，直到接替者——职业外交官鲁塞尔（Roussel）和泰德纳（Thédenat）——赴职后，才按照指示交接了领事馆的管理。但德罗韦蒂拒绝受命离开埃及，亨利·索尔特很快就明白这将造成怎样的后果。

法国新领事们住在亚历山大港，索尔特自夸道：“这让在开罗的我成了本领域无可争议的大师。就赢得英国对帕夏的影响而言或许的确如此，这是索尔特受命的第一部分。（穆罕默德·阿里就在开罗，索尔特可以随时求见他。）但至于他的第二部分使命，即搜罗文物，索尔特很快就发现天平完全倒向了另一侧。他几乎在甫一上任时便开始寻找文物了，但可选择的严重不足。原来是因为“前任法国领事德罗韦蒂先生在上埃及买进了全部的文物，完成了他在几年前便已筹划好了的收藏”。谈到文物，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才是该领域无可争议的大师。

自从1811年和布坦一起对上埃及进行了首次重要访问之后，德罗韦蒂每年都去尼罗河旅行，还雇用欧洲代理人代表他去挖掘。他是第一个在那里不断挖掘的人，尽管在埃及的挖掘仍然远远算不上“科学”的工作，但那里的发现本身却十分惊人。德罗韦蒂的发现被带去开罗，1816年索尔特到来之时，他的藏品数量已经十分庞大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自己为何开始挖掘和收藏，但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动机。他显然知道埃及文物在1798年之后的世界里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并且作为一个波拿巴党人，大概对此还特别欣赏。文物可以为他赢得声望，还可能获得升迁。此外，代表法国搜罗文物或许可以让他——一个皮埃蒙特人，因而属于法国的外人——展示自己对法国的忠诚。第二个动机显然是有利可图。《埃及记述》或德农的《游记》这样的书，大英博物馆里的埃及文物，以及装饰艺术一类的埃及图案都在整个欧洲掀起了对埃及文物的兴趣（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不过严肃的美国收藏在1840年代才真正开始）。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越来越渴望获得这种文物，这意味着搜罗文物是个极佳的现金来源。

德罗韦蒂担任领事期间，收藏只会消耗他的部分精力。如今他失业了，那就变成了他存在的理由。十几年来，他和罗西纳以及他们的儿子都生活在埃及。他有时会说要收拾起藏品搬回法国，却总是回心转意。德罗韦蒂显然不信任波旁王朝的法国，那个解雇了他的国家。但“他从不怀疑自己与帕夏的友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亲密无间。德罗韦蒂还很欣赏穆罕默德·阿里最亲近的顾问博戈·贝（Boghos Bey Yousefian）的坚定支持，后者显然认为德罗韦蒂起初把他介绍给帕夏，对他有知遇之恩。“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埃及了，”德罗韦蒂的继任者鲁塞尔（总的来说，他对德罗韦蒂这个在埃及显然最有影响力的“法国人”相当顾忌）评论道，“他简直就是这个国家的活字典……”

1816年底，索尔特去参观德罗韦蒂在开罗的收藏。他发现那些收藏“包罗各种新奇的物品，其中一些价值连城”。“全部藏品都有意出售……（并且）我猜总价不会低于三四千英镑。（根据零售商品的通货膨胀率，该金额相当于如今的大约200000英镑。）尽管价格昂贵，但这批收藏却对索尔特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急于实现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愿望，并为英国采购文物，因而“试图劝说（德罗韦蒂）向大英博物馆开价”。（虽然他“不清楚”博物馆“是否有足够的钱买下它们”。）如果德罗韦蒂的文物能去伦敦，它们就会让大英博物馆的埃及藏品成为迄今欧洲最庞大的收藏。当然，这属于最高级别的投机钻营（arrivisme）了：1801年之前，英国在埃及及其文物上几乎没花什么心思，如今却想一举得到法国代理人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就像此前没收学者们的文物一样）。但这对于德罗韦蒂和索尔特个人来说也会是个尽善尽美的安排：索尔特完成了他的社交和文化使命，而德罗韦蒂也收到了钱。

德罗韦蒂和助手们

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两个人以及他们各自服务的两个敌对国家之间似乎情投意合。但那正是问题所在。这不仅事关金钱，也关乎个人与国家的声誉。德罗韦蒂无意让他的文物像以前的罗塞塔石碑那样，落入大英博物馆之手。据曾在1817年访问过埃及的卢浮宫负责人福尔班伯爵（Comte de Forbin）说，德罗韦蒂“最热切的愿望……就是（用他的藏品来）布置巴黎的博物馆”。正是“因为这个愿望，他才不断拒绝出售那些藏品，不理睬向他提出的那些极高的报价”。德罗韦蒂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索尔特请求他把收藏卖给英国的提议。如果英国想要埃及的文物，那么索尔特就该自己去挖掘。

因此，在索尔特抵达埃及后的短短数月之内，两人之间延续十年的竞赛舞台便已准备就绪了。在某个层面上来说，索尔特和德罗韦蒂两人不和似乎是个很奇怪的事。毕竟，正像鲁塞尔领事所说，德罗韦蒂的“文物品味似乎与索尔特先生十分一致……后者也有同样的爱好，被伦敦的文物收藏家赋予全权，要他不惜任何代价收购埃及的古文物”。但他以明显的惊讶口吻说，两人并未因文物而结缘，“德罗韦蒂先生想打击他。结果便是相互敌视与仇恨”。德罗韦蒂如何负担得起“与索尔特先生之间为了文物而进行的耗资巨大的战斗”，对于鲁塞尔来说是一个谜。

然而，一定正是两人的一致爱好，才让他们的争斗如此激烈。和很多帝国收藏家一样，索尔特和德罗韦蒂都是急于求成的边缘人物。他们对新出现的国家利益的执着追求，演变成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里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德罗韦蒂并非生而为法国人；由于波旁王朝复辟，他如今又是个政治上的外人了。如果他想重返政府工作，就不得不竭力巴结新政权，更不用说获得更多的荣耀和更高的地位了。至于索尔特，自从他少时第一次到伦敦开始，就一路奋力挣扎，从普通的外省中产阶级往上爬，渴望加入贵族和行家的迷人世界。担任领事的职务后，他达到了到那时为止的最高点，并为利用新的职位继续爬到顶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算欧陆已进入和平时期，埃及却聚集了另一种英法战争的各种元素：英法之间在一个崭露头角的东方国家建立非正式帝国的竞争，以及两个边缘人物为了地位、认可和金钱的较量。

事态愈发紧张。1816年夏，新的代理人卷入了国家与个人野心的旋涡。他名叫詹巴蒂斯塔·贝尔佐尼，是另一个想要再造自我的边缘人物。贝尔佐尼将把挖掘和运出埃及文物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还会把英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变成厚颜无耻的公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