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个人与政治

1803年5月，英法在《亚眠合约》的短暂和平之后重返战场的同一个月，两个年轻的法国人在亚历山大港登岸，就职驻埃及的正副领事。两人中年长的马蒂厄·德莱塞普（Mathieu de Lesseps）也不到30岁；作为领事，他将以开罗作为总部，并试图在这个仍然因为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国家扩大法国的政治利益。德莱塞普的大名后来与埃及长久地联系在一起，这多亏了他的儿子费迪南，后者追随其父亲在埃及从事外交，并在开建苏伊士运河时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但那天新来的比较年轻的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将会实现他自己不朽的功勋。德罗韦蒂在埃及持续待了将近30年，在那里逐渐成为法国的代表，并因为密友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青睐，为法国确保了一席之地。他还通过来自尼罗河谷的文物所组成的第一个重要的收藏，保证了法国在古埃及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正如他的名字所示，德罗韦蒂并不是生而为法国人。1776年，他出生在都灵北部的一个皮埃蒙特村庄，（和伯努瓦·德布瓦涅一样）是萨伏依王朝的臣民，而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18岁时，他在都灵大学取得学位，并准备随其父兄进入法律界。但德罗韦蒂、皮埃蒙特，以及整个欧洲的未来都将发生剧烈的变化。1796年初，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横扫而下，迅速征服了皮埃蒙特并夺走了萨伏依国王摇摇欲坠的王位。德罗韦蒂加入法国的军队。他在来年被任命为军官，并很快又被任命为参谋。1799年法国吞并皮埃蒙特时，德罗韦蒂及其同胞一夜间成为法国公民。两星期后，对法国的“坚定的爱国精神的证明”为德罗韦蒂在法国临时政府赢得了一个小职务。他作为一个能干而称职的管理者，在官僚系统中稳步升迁，1802年，他被提拔进外交部。他在接受了这个工作后，才得知自己的目的地是埃及。

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

后来某些人认为德罗韦蒂起初是以“东方军”军官的身份去埃及的。事实并非如此，但他的身份的确是拿破仑的手下。他成年后的生涯都花在为皮埃蒙特的法国政府服务上了。他的家族是亲法的，而他是个法国公民并为此自豪。我们有时很难体验到当时整整一代年轻人崇拜拿破仑的那种巨大热情。德罗韦蒂像司汤达小说《帕尔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里的主人公一样，大概是被那位既是革命理想主义者又是个守纪高效的领袖的青年军人吸引了。德罗韦蒂的平稳升迁，就代表了拿破仑倡导的“事业的大门为才能而开”，代表了一个不受世袭特权的束缚、只等能人来运作的充满机会的世界。

德罗韦蒂和德莱塞普到来的时刻是个多事之秋。就在两个月前，最后一批英军撤离了，只留下了一位军官欧内斯特·米塞特（Ernest Missett）上校作为英国的现场负责人。撤离结束后，或许在英法两国的官员看来，法国入侵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但战争和占领的岁月让埃及的政府混乱不堪，更不要说经济和社会情况了。马穆鲁克的敌对派系为了权力彼此纷争，而奥斯曼帝国则寻求维护苏丹任命的帕夏（总督）的权威。一支奥斯曼的万人大军驻守在埃及，把饱受战争蹂躏之国的资源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奥斯曼的军队由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他是个阿拉伯裔的军官，于1801年率领着盎格鲁—奥斯曼远征联军首次到达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后来喜欢说他出生于1769年，与拿破仑和威灵顿公爵同年。这是个诗意的描述，但穆罕默德·阿里幻想自己与同时代的两位伟大的欧洲指挥官有共同之处却并非毫无根据。他非常聪明而有天分，同时也满怀雄心壮志，很快便扩大了埃及的权力真空，并玩弄手段自行填补了这个空间。在短短两年内，他就升任了奥斯曼驻埃及军队的司令，还在分裂的马穆鲁克阵营里缔结了重要的联盟。穆罕默德·阿里通过一系列合作、对抗、背叛——甚至还曾被怀疑下毒——成功地消灭了他在争夺权力道路上的主要对手。1805年，奥斯曼苏丹一道敕令，他被任命为埃及的帕夏。

德罗韦蒂从他在亚历山大港的高位上观察着这些事件的展开，并将其写成富有洞见的报告，送交巴黎的外交部。他坚信穆罕默德·阿里是唯一一个能在埃及维持权威之人；并不顾巴黎有关不要插手当地政治的指示，努力地尽可能巩固新任总督的地位。在德罗韦蒂看来，埃及的未来和法国的利益显然都取决于穆罕默德·阿里。但米塞特领事和英国人的看法正好相反。

尽管如今距离英法在埃及签署停战协定已有五年了，英法在支配地位上的竞争却远未结束。实际上，旅行家瓦伦西亚子爵报告说，他在1806年春从印度返回途中造访埃及时，“两国间的对立在亚历山大港全面肆虐”。法国公开鼓励穆罕默德·阿里，而英国则支持其长期对手、马穆鲁克军阀阿勒菲贝伊。阿勒菲甚至在1803年与最后一批占领军一同前往英国，并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试图获得支持。（“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会说意大利语。”画家约瑟夫·法灵顿在日记里写道。）米塞特不无道理地相信，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拿破仑便会再次入侵埃及；如今穆罕默德·阿里担任帕夏，“完全在法国的影响之下”，这几乎就像是对法国发出了请柬。米塞特认为，防止法国又一次入侵的唯一方法便是英国介入其中，并以阿勒菲贝伊取代穆罕默德·阿里。（后来因为阿勒菲在1807年1月过世了，也可以用他的支持者来取而代之。）“除去这些优势之外，”米塞特补充道，“因为我在这个不幸省份竭力恢复安宁，英国之名越来越受欢迎，只会让人们未来更加看好国王陛下的政府对埃及的影响。”

米塞特得到了他希望的任务。1807年3月，由苏格兰将军亚历山大·麦肯齐·弗雷泽（Alexander Mackenzie Fraser）率领的一支6600人的中型军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展开了英国军事和帝国史上的一个很少有人叙述的片段。城市立即投降；当天晚上，德罗韦蒂戏剧性地逃出亚历山大港。“因此我们没费什么麻烦就控制了亚历山大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军官帕特里克·麦克劳德（Patrick MacLeod）中校如此吹嘘道，“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人们很想冲锋，与土耳其人敌对的马穆鲁克会加入我们，我们的势力很快就会统治整个国家。”看上去就像是埃及很快便会突然满足英国人的一切愿望一样。

但一个月后，麦克劳德就死了。弗雷泽将军试图向罗塞塔推进，但两次都被埃及人血淋淋地击退了。1807年4月21日，军队被发生“在哈米德（El Hamed）的灾难性事件”“完全切断”：麦克劳德及350名英国士兵全部阵亡，还有逾四百人被当作俘虏押往开罗。不是别人，正是德罗韦蒂向他的朋友帕夏建议“奖赏他（帕夏）捉来活口的士兵两倍于此前对（割下）头颅的赏赐，这样更人道，也更慎重”，显然救下了这些英国囚犯的性命。德罗韦蒂自掏腰包，帮助赎下“被卖作奴隶”的英国士兵。总之，英国远征军就是一场灾难。10月，英国从亚历山大港撤军，带着米塞特悄悄驶向西西里，他被革职流放，在那里过了四年。

这场计划拙劣的入侵在帝国史书上几乎总是被略过不提：原因很明显，大英帝国的史家并不希望强调这种难堪，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有的是胜利场面来赞颂。然而这样的插曲（另一次是两年后发生的英国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未遂）证明了大英帝国的野心志在全球，及其始终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失败也有严重的后果。英法两国在埃及的代理人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体会到1807年战役的影响。

随着穆罕默德·阿里从1807年事件的胜利中脱颖而出，法国——特别是德罗韦蒂——和他一起节节胜利。在穆罕默德·阿里对抗英国入侵结果难以预料的初期，德罗韦蒂的建议、情报和支持居功厥伟；可以说，如果没有德罗韦蒂的帮助，帕夏或许就败了。据说，“帕夏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效劳。帕夏就他希望引入该地区的管理形式征询德罗韦蒂的意见，正是因为有了他（德罗韦蒂）的建议，帕夏才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这种私交有时会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但它们会对政治和国际事务产生深远而不可预测的影响。帕夏和外交官之间——也就是埃及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牢固、持久。这是英国及其代表从来未能复制的关系。

德罗韦蒂初到埃及时，对此地还十分陌生，也是个国际外交上的新手。四年之后，他如今已是帕夏的密友，老练的政治操纵者，并且从1806年德莱塞普因健康原因被调到里窝那（Livorno）后，他还是法国在埃及的唯一代表。德罗韦蒂也开始以两种方式在埃及扎下了个人的根基，这对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入籍之国的事务都将产生影响：他娶妻生子，也产生了对文物的热情。

德罗韦蒂来埃及后，几个月内就为一个名叫罗西纳·雷伊·巴尔塔隆（Rosine Rey Balthalon）的法国已婚女人所倾倒。罗西纳是在埃及长大的（很可能也是在此地出生的），她父亲最晚从1775年起就是开罗法国社区的面包师。德罗韦蒂在亚历山大港安顿下来时，罗西纳已与一个名叫约瑟夫·巴尔塔隆（Joseph Balthalon）的马赛商人结婚十年有余，脾气暴躁的丈夫经常虐待她。这场爱情戏始于1804年初，罗西纳告诉丈夫说她怀孕了，这个通知似乎来的很不是时候。巴尔塔隆暴跳如雷，说德罗韦蒂才是孩子的父亲，并暴打妻子致其流产。罗西纳收拾细软逃进了领事的官邸——也就是德罗韦蒂的家——寻求保护。关于这个丑闻的报告很快便涌进了巴黎的外交部。巴尔塔隆写了若干封恐吓信，指控德罗韦蒂“诱奸我的妻子……开始迫害我”并“剥夺了我绝大部分的财产”。德罗韦蒂坚称自己向罗西纳提供的是她理应得到的安全，而马蒂厄·德莱塞普则竭诚为他作了担保。与此同时，领事馆的两名怨气冲天的译员却肆意污蔑德罗韦蒂和德莱塞普。这是一个丑闻，而它或许能够解释德罗韦蒂为何在德莱塞普走后，从来无法从副领事正式升任领事。

约瑟夫·巴尔塔隆显然是一个魔鬼，但德罗韦蒂也非无辜的受害者。巴尔塔隆夫妇在1804年末正式分居，德罗韦蒂和罗西纳也开始公开同居。1807年，弗雷泽将军称她为“德罗韦蒂夫人”，但实际上巴尔塔隆直到1817年才同意离婚，到1818年4月12日——他们的风流韵事开始了大约15年后——贝尔纳迪诺和罗西纳才在亚历山大港领事馆喜结连理。此事发生得如此之晚，也意味着如果德罗韦蒂想在1818年前回欧洲去，他就不得不抛家离子，或是带着情妇和私生子（出生于1812年的乔治）一起回去。外交史很少把外交官的私人生活考虑进去，但这个阴暗的家族故事一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罗韦蒂献身工作并立志留在埃及。罗西纳是个有钱的女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拥有亚历山大港领事馆的租约，后来，德罗韦蒂一家也有幸以高昂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法国政府。

浪漫主义作家、旅行家和贵族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曾在1806年底之前与德罗韦蒂一起待过一段日子，他为这一时期的德罗韦蒂，这个被派驻海外，过着跨国侨居生活的人，写过一篇很美的人物概述。夏多布里昂非常仰慕这位军人-外交官，两人总是在德罗韦蒂家屋顶上他养的鹌鹑和松鸡笼子之间大谈特谈“我们的祖国”（notre patrie）法兰西。夏多布里昂说，“我们全部谈话内容的结论”就是德罗韦蒂梦想寻求“作一些小规模的让步”，好在法国退休，他显然认为那是他的祖国。夏多布里昂还提到了这位副领事的另一个兴趣，大概是最近刚刚发展起来的：德罗韦蒂开始收藏文物了。夏多布里昂见过那些小件物品的收藏，德罗韦蒂最有可能是从埃及农夫那里买来的，那些人会在当地搜罗工艺品卖给欧洲人。法国入侵后，这种毫无条理的文物交易越来越引人注目：例如，1806年的早些时候，瓦伦西亚子爵就曾经从吉萨和三角洲地区的“贝都因阿拉伯人”手里买过很多文物。

德罗韦蒂已经在政治与个人两个方面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埃及，很快就通过他对文物的热情与埃及形成了最紧密的联合。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真正发现古埃及是在1811年的秋天。他的顿悟是由樊尚·布坦（Vincent Boutin）上校到访所引发的，后者是拿破仑派来的间谍，负责侦察法国是否有可能再次入侵。布坦和德罗韦蒂以“为科孚岛获得小麦供应”和满足考古好奇心的双重借口，前往上埃及旅行。这对布坦来说可不是单纯的观光之旅——他秘密记录了马穆鲁克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军事实力——但对于德罗韦蒂这位老于此道的本地外交官而言，就是一次单纯的观光而已。两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沿着尼罗河一路向南，一直走到阿斯旺（Aswan）；如今在卢克索神庙（Luxor Temple）的墙上仍能见到布坦豪爽的签名，那是他们行程的一份冻结下来的记录。我们只能想象这次旅行一定给了德罗韦蒂极大的启发。他在埃及住了八年，收藏文物也至少有五年了。但上埃及法老时期的惊人遗址却属于与亚历山大港和开罗截然不同的世界。丹德拉和菲莱的壮丽神庙，卡纳克神庙散乱的废墟，古底比斯的陵墓：这是一个他从未见过，或许也从未梦见过的埃及。而这也是他永生难忘的景象。

在上埃及的陵墓和神庙之间，德罗韦蒂似乎感受到了诱惑过他的学者前辈们的同样荣耀的异象：拥有了这一切就等于宣告了对历史、文明，对帝国过去和现在的主权。这里仍在拿破仑的统治之下，埃及文物所拥有的声望在法国浩瀚无边。它们也蕴含着个人的回报——职业发展有望更进一步，社会红利，或许还有金钱的回报——对于这个白手起家、全靠自我推销的皮埃蒙特人来说，这一切充满了显而易见的吸引力。出于任何一个或所有这些原因，上埃及之旅都让德罗韦蒂大受启发，从此认真收藏，不再像此前那样到处乱买，而是为自己挖掘埃及的宝藏。

夏多布里昂是第一个提到德罗韦蒂的收藏的人，但他绝不是最后一个。德罗韦蒂新发现的热情在十年之内便为欧洲各大博物馆提供了大量的文物收藏。这将给他带来巨大的财产和名望，也将带来英国同行亨利·索尔特的敌意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