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海外玩家

在夏多布里昂造访埃及并与德罗韦蒂在鸟笼之间愉快闲聊的同一年，另一位欧洲贵族在休闲之旅中途经埃及。瓦伦西亚子爵乔治·安斯利——最近获封的爱尔兰贵族蒙特诺伊斯伯爵（Earl of Mountnorris）的长子，即将结束他在印度和红海为期三年的愉快旅行。瓦伦西亚早已略过这些阶段了，因为他是18世纪初就曾探访并描写过这些地区的少数几个旅行家之一。他非常满足地在印度花了一年时间游遍整个次大陆，还受到他大为欣赏的理查德·韦尔斯利的资助，以及阿萨夫·乌德-达乌拉的继任者萨达特·阿里汗等几位印度统治者的关心。如今，瓦伦西亚在埃及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热情欢迎。欧内斯特·米塞特领事自豪地在一份急件中报告说：“没有哪位欧洲人，也没有哪个军队指挥官在这个国家受到过像那位贵族那样引人注目的关照或恭维。我提到这种情况的唯一动机，”他补充道，“是想……证明，我一直竭力让埃及总督摆脱对法国的兴趣，看来总算有了一定的效果。”

作为绘图员和助手陪同瓦伦西亚的是一个叫亨利·索尔特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索尔特和德罗韦蒂是否在1806年见过面，但他们后来有大量的机会来弥补任何可能错失的机会。那时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索尔特将会作为英国的领事回到埃及，开始他的政治和收藏事业，并在这两个方面同时成为德罗韦蒂的对手。

这两位竞争对手看起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人。德罗韦蒂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调皮气质，弹性十足的黑色卷发，蜷曲的小胡子，下巴中间有一道沟，鼻孔开阔，目露凶光。他的右手终身残疾——据说是在马伦戈（Marengo）的战场上遭受的刀伤所致。索尔特的形象更优雅一些。他身材高瘦，神态倦怠（他自幼多病，经常健康不佳），有个漂亮的椭圆形脸蛋，嘴唇丰满，眼睛又大又圆。外表并不完全是骗人的。但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特征：两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热切希望重塑自我的边缘人物，也都把收藏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方式。对于亨利·索尔特来说，收藏文物是在英国社会出风头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德罗韦蒂来说，这是在他从未见过的法国赢得金钱、权力和影响的手段。

亨利·索尔特

德罗韦蒂的职业生涯是拿破仑式能人统治的典范，而索尔特从外省中产阶级背景一路升迁到驻埃及总领事职位则说明了19世纪初，一个人在关系和保护人的有力支持下能走多远。1780年，索尔特出生在利奇菲尔德（Lichfield）的一个成功的医生家庭，是八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索尔特医生为家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1817年他去世时，给亨利留下了5000英镑。对于最小的儿子来说，这可是一笔非常丰厚的遗产。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亨利·索尔特不是一位绅士，他并不富裕，也没有念过大学，最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自谋生路。

年轻的亨利被迫自寻生计，他决定当艺术家，幻想自己或许能成为上流社会的肖像画家。（索尔特的父亲支持儿子的选择，他认为儿子或许能成为制图师，后来证明他的看法更加现实一些。）1797年，索尔特去了伦敦，先是跟随约瑟夫·法灵顿，后来又跟肖像画家约翰·霍普纳学画。他的表现最多也只能说是平庸。他的朋友、传记作家和画家同行约翰·詹姆斯·霍尔斯（John James Halls）对他的坦率评价是，索尔特既非天才，品行也不端正（“他总是言行失检”），又不够勤奋：“就像野蛮的印度人一样，他任意消磨时光，直到危急时刻或听到野心的呼唤，他才会从昏睡中醒来。……”然而，他野心勃勃。这个年轻人在伦敦凝视着他渴望加入其中的那个富裕、奢华、时尚和气派的世界。“好友们不难发现……对声名的渴望和根深蒂固的野心是他的主要行为动机。”霍尔斯回忆道：

为了满足对卓越的热切追求，他绝不放过任何有可能保证最后成功的机会，也不惜采取任何不体面的手段来获得关注。……在危急时刻，他总会对我说，如果在他生命结束前没能被奉在先贤祠的话，那就太痛苦了。

索尔特毫不怀疑自己注定会出人头地。关键在于如何实现。

1799年6月的一天，一次偶然的邂逅给索尔特带来了巨大的转机。他在参观瑞士裔画家亨利·富泽利的画展时，碰巧遇到一个舅舅，后者是陪同雇主之子瓦伦西亚勋爵一起来的。索尔特立即与这位比他大十岁的子爵培养友谊。在得知瓦伦西亚计划去东方做一番长期考察后，索尔特恳求带他同去，他可以作为艺术家和负责一切事宜的随员。令人吃惊的是，子爵居然同意了。索尔特突然间“看到通往名望的道路在他面前徐徐开启”，这次远航将会改变他人生的轨迹。1803年1月，瓦伦西亚一行人到达加尔各答，接下来的三年里在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的红海沿岸蜿蜒而下，最终到达埃及。瓦伦西亚全程都记录日志，而索尔特则努力用画笔把远行记录下来。1806年回到英国后，瓦伦西亚以《印度、锡兰、红海、阿比西尼亚和埃及等地航游记》（Voyages and Travels in India, Ceylon, the Red Sea, Abyssinia and Egypt...，1809）为名，出版了洋洋洒洒的三卷本故事体笔记，并配以独立发行的索尔特所画的24幅整页彩色插图画册。索尔特的画作算不上才华横溢，却尽职尽责并大受欢迎，为他赢得了相当的知名度。

在欧洲人很少去海外旅行的时代，瓦伦西亚沿印度洋的漫长旅程至少可以说极不寻常。那就像是一次“壮游”，欧陆因战事而被封锁，因此被东方取而代之。但把瓦伦西亚看作大英帝国的首批游客之一或许更加准确。（他已游历过欧陆，至少在1793年去过一次。）首先，他的环游证明了把如此不同的地点连在一起的帝国地理。瓦伦西亚也想象自己的旅行是一次帝国之旅。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绅士探险家和非官方的外交官，贡献出自己的财富和闲暇时间来为国家服务。他的个人计划是刺激英国人在阿拉伯和阿比西尼亚的贸易。为此目的，他绘制了红海沿岸的地图；尽管这些图表从未完成，然而厄立特里亚沿岸马萨瓦（Massawa）附近的安斯利湾（Annesley Bay），却成为向子爵的虚荣心致以持久的敬意。他还希望与埃塞俄比亚的地区统治者们建立公开关系，其中最强大的统治者，提格雷（Tigray）的拉斯，邀请瓦伦西亚去那里访问。考虑到自己“太重要了，不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瓦伦西亚派“相对不太重要”的索尔特去阿比西尼亚。这是索尔特的第一个外交使命，帮助他开启了未来的职业生涯。

瓦伦西亚的游记被广泛引用，称它表现了19世纪初出现的爱国主义和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大英帝国的态度。瓦伦西亚痴迷于种族纯洁性和社会等级制度，坚信白人优于非白人，基督徒优于异教徒，英国人优于其他一切人等，并像《航游记》一书所体现出来的那样，显然是个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帝国主义的“白人的负担”派的先驱者。他的大部分观点都显示在他对克劳德·马丁的人格毁损，他在1803年走访勒克瑙时便开始动笔，同时攻击了法国、暴发户、文化融合，以及放荡的性习惯。瓦伦西亚的这些态度仿效了他的偶像理查德·韦尔斯利，很像1820年代印度的“英国主义者”帝国行政官员的手段，后者力图将西方文明强加于娑提（sati）等“野蛮的”印度做法之上，娑提这种印度风俗是指寡妇会在丈夫葬礼的火葬柴堆上自焚殉夫。

但在道德说教的子爵看来，事情远比外表上见到的更加复杂。1796年，在索尔特遇见他之前不久，瓦伦西亚对妻子安妮提出了“通奸”的诉讼，他们成婚已有六年了。这种诉讼难免丢脸，这一桩尤其令人不悦。瓦伦西亚声称他的妻子曾与他的酒友，一个名叫约翰·贝伦登·高勒（John Bellenden Gawler）的著名浪子关系暧昧。安妮声称她丈夫的行为更加荒唐。她的律师们辩护说，高贵的子爵“极其厌恶”自己的妻子，却与男仆乔治“亲密无间”。“他们经常在一起互相戏耍玩弄”，瓦伦西亚夫人作证说，她“看到上述子爵掐住上述乔治，并用最下流的爱抚对待上述乔治”。与此同时，因为瓦伦西亚“曾反复声明希望有继承人……并说只要有子嗣，他才不在乎是谁的”，他邀请高勒来为他代劳。总之，根据这份辩护词，爵爷是个同性恋，夫人出卖贞操，而继承人却是个私生子。

情况属实吗？法庭否决了，并判给瓦伦西亚2000英镑的损害赔偿金。但此事委实惊人。离婚判决过去整整15年后，诗人拜伦勋爵——他本人也实在不是个行为规范的榜样——颇为尴尬地发现“由于人人都和他（瓦伦西亚）说话，难免有人会提及此事”。显然这个丑闻给了子爵很大的刺激，让他去东方避避风头。这或许也解释了简明扼要的《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为何没有他的词条（但其中有索尔特）。挖掘瓦伦西亚不光彩的过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他的“帝国”态度：鉴于他此前声名狼藉，他有强烈的个人理由高声公开坚持他的道义公正，并谴责缺乏道德之人。

我们不清楚亨利·索尔特对他赞助人的过去了解多少，但他显然知道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关系。索尔特满怀着野心和梦想与瓦伦西亚一同旅行归来。他开始在伦敦的知名人士圈子里发展赞助网络，其中包括颇有影响力的皇家学会主席、非洲协会（建于1788年，专门资助非洲探险）主席、大英博物馆理事，以及英国科学与自然收藏界的万能神经中枢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多亏瓦伦西亚对外交部的敦促以及非洲协会的财政支持，1809年，索尔特接受委托回到了阿比西尼亚，再次力图实现瓦伦西亚荒诞不经的红海贸易计划。这会是又一次没有结果的使命，但对索尔特却很合适。（当时的英国人主要是通过詹姆斯·布鲁斯的作品来了解阿比西尼亚的，布鲁斯是一个名誉扫地的苏格兰旅行家，虽然有些诽谤对他可能并不公平。）索尔特利用数次旅行的异域魅力，当选非洲协会和皇家学会的会员，并出版了一本小书介绍他的冒险经历。

这些成功为索尔特在他渴望加入的社交圈子里赢得了认可。但上流社会代价高昂：他不得不从父亲那里借钱才能收支平衡，他还需要一份有偿的工作。因此，索尔特在1815年4月初听说米塞特辞去了埃及总领事的职务后，抓住了这个机遇。这正是吸引他的那种职位：给了他官衔、声望、重要地位，以及最关键的，体面的收入。他立刻发动熟人为他游说这个岗位。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致信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热情推荐“我的朋友索尔特先生……他曾在阿比西尼亚之旅为自己赢得很多声望，也积极投身公共服务”。三个星期之后，这个位子就是他的了——还有1700英镑的年薪（尽管这笔钱还得用于支付领事馆的运营开销，索尔特后来估算高达1950英镑），并很有可能获得一笔终生养老金。

从艺术世界的边缘，到伦敦精英层的边缘，再到外交界的边缘，亨利·索尔特的早期生涯让我们得以一窥下层视角中的摄政时期上流社会。显然，他并不缺乏天资或个人魅力，但无论从哪一点来看，索尔特都是个职业的玩家，几乎没有资格从事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他成功赢得埃及领事的职务，得益于当时英国非正式的赞助人网络的影响和力量。它也凸显出英国领事人员一贯的临时性质，与海峡对岸官僚体制的正规结构截然不同。

埃及不再像1798年以前乔治·鲍德温时期那样，处于英国政策的边缘地带。比如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认为埃及领事的职位是“埃及自从法国入侵以来，成为欧洲政治高度关注的国家，因此这个职位具有……很高的公共重要性”。这个直到最近还让英国人难以理解的地中海东部的鲜为人知的角落，这个英国或多或少乐于见到其贸易被法国和地中海其他国家所控制的国家，如今被认为对英国的贸易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

自1798年以来，埃及另一个方面的声望也在英国迅速飙升。如今在大英博物馆的汤利美术馆昂然展示的埃及文物，在大众的眼中赢得了一席之地。索尔特动身前往埃及前不久，与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会晤了一次。班克斯以其大英博物馆理事的身份鼓励索尔特为博物馆搜罗文物。（但他们讨论的具体细节未能记录下来，这个失误在索尔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困扰着他。）索尔特在接受外交指令后旋即收到外交部转来的古文物学会的请求，要他寻找“据传落在圣朱利安堡废墟上的罗塞塔石碑的其余碎片”。索尔特被告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工作的费用……均由一个开明的国度给予最愉快的支持，这个国家急于领先对手，履行对文学和科学的最大利益”。

索尔特很快就准备动身了。1815年7月，他前往伯明翰（在那里向一位“T小姐”求爱，但以失败告终），并花了外交部150英镑为埃及官员购买外交礼物：“两对土耳其手枪”，各种宝石，“4161号银质咖啡罐”，还有一个镀银的面包篮子。他随后去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与瓦伦西亚勋爵道别，后者是特地从爱尔兰赶来给他送行的。“一想到我们可能要分别多长时间，以及此生或许再也不会相见，”瓦伦西亚悲哀地写道，“我们结交多年，我无法想象你临走前会不来看我。……”会晤也让索尔特有机会得知瓦伦西亚所有“关于文物等等你希望我在埃及为你购买之物品的愿望”。“如果有任何阿比西尼亚物品，你现在不想要了，”瓦伦西亚补充道，“我会考虑将它们作为珍贵的物品补充进我的家族博物馆。”那座博物馆在他阿利庄园（Arley Hall）的家里。

就这样，1815年8月，亨利·索尔特带着双重任务从布赖顿（Brighton）出航了。作为领事，他要在埃及谋求英国的政治利益，对抗法国从未间断的任何阴谋。他还受委托搜罗文物，既要丰富大英博物馆的国家收藏，也要代表他自己的赞助人，那些训练有素、懂得欣赏这些文物的富裕贵族。这个官方与私人之间、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灰色地带，在他以前曾被埃尔金勋爵所占据；并且和埃尔金一样，索尔特也会与这种模棱两可发生冲突。他也会发现，与他身为领事的政治角色相比，他的文化使命会让他陷入与德罗韦蒂和法国人更残酷的冲突中。

但此时他还沉湎于自己的新职位。索尔特途经法国前往埃及，正好赶上目睹1801年英法投降条约第16条以某种方式重演：再次没收法国所掠夺的财物，这次的规模更大。滑铁卢战役刚过去三个月，英国人在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的土地上扬扬得意、明目张胆地出尽风头。索尔特心满意足地想到，作为一个英国人，作为一个要人，并且身处法国，这是个多么美好的时刻啊！部分归功于他的新职位，他才得以与海军上将悉尼·史密斯爵士等显贵并肩同行，甚至还曾短暂地与威灵顿公爵本人会面。但他在巴黎的短暂逗留中最值得记忆的一刻，或许是参观卢浮宫。

索尔特在艺术界的很多师友都在1802年拥向巴黎，去欣赏拿破仑抢来的欧陆艺术作品。如今，根据英国及其盟友给法国规定的和平条款，全部战利品都要归还原国。索尔特在一封给瓦伦西亚的信中幸灾乐祸地写道：

没有什么能像从卢浮宫把油画和雕像拿走更让法国人悲痛欲绝的了。这种极为合理和明智的举措让部分邪恶的民众勃然大怒，因为它立刻就在世人面前贬低了他们的自尊，还会成为他们落败的永久证明。

观景殿的阿波罗、拉奥孔、美第奇的维纳斯、佛兰德人的油画、来自普鲁士和维也纳的成百上千件艺术作品、圣马可之马——“从放置它们的那座拙劣的凯旋门上把它们拿下来，真是一种仁慈”——都归还给了原来的主人。这实际上就是收藏帝国的反向做法：卢浮宫收藏的解体强化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正如纳粹掠夺的艺术品在二战后纷纷被送回本国一样。“我离开巴黎时，破坏的工作行将结束”，索尔特总结道，但“法国（以及英国）幸运的是，正如我相当恶意地对一位法国画家所说的那样，他们依然拥有大卫的宏伟作品来抚慰他们的损失”。

作为曾经的艺术家，索尔特当然对这些作品的命运特别感兴趣。但他不可能猜到，腾空卢浮宫与他自己的人生会有多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为了填补这些空虚的美术馆，法国才会再次转向埃及，转向如同国家复兴一般带来荣誉与喝彩的文物收藏。数周之内，亨利·索尔特就会就哪个国家拥有更好的收藏，以及由谁来提供，与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交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