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两个埃及

1822年9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巴黎电闪雷鸣。32岁的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坐在自己三楼的书房里，凝视着象形文字碑文的花框，身旁放着他的笔记。他辛苦工作，想拼读出这些字母。音节从他眼前这些难懂的形象中浮现出来，随后是名字：拉美西斯，阿蒙的宠儿；图特摩斯。为了这一刻的顿悟，他已经苦心研究了数年。如今，在早上的电光石火中，商博良终于能够证明他发明的翻译“众神言语之圣书”的语音理论，因为罗塞塔石碑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称呼翻译成希腊语就是“圣书”。失传的埃及语言在逾千年来头一次又能解读了。他冲过大街去告诉哥哥，随后便瘫倒在地神志不清，五天说不出话来。

商博良取得重大突破的《象形文字体系概论……》（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中的象形文字表，他把自己的结论与英国对手托马斯·扬的猜测并列

人们后来认为，商博良的成就是命中注定的。据说这个天才小子九岁的时候就在一份《埃及信使报》上读到了发现罗塞塔石碑的消息。几年后，这个格勒诺布尔的早熟学生就在一位学者的膝头直接了解埃及了，那位学者就是为《埃及记述》撰写历史序言的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傅利叶，正是他用莎草纸和碑文让这个小伙子神魂颠倒的。如果说破译文字看来就是商博良的个人命运，也有很多人将其看作法国的国家命运，这是“法语文字的永恒荣誉”。1798年，法国人让埃及向西方开放；如今又是法国人让现代人看到了古埃及文化。正如商博良本人所说：“战无不胜的法国（la France guerrière）让现代埃及得到深入的了解。……也正是法国……搜集了镌刻在这些（古代）丰碑上的回忆，成为原始文明的见证者……”用另一位同时代人物发人深省的话来说：

对于法国来说，埃及考古学是一种版权，就像印度考古学是英国的版权一样：通过各自旅行家的千辛万苦、学者们的热情，以及各自政府的保护，这两个人类学问的重要分支在这两个王国归化（为公民）了。

鉴于法国在埃及完全没有扮演过什么正式的角色，将其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进行类比十分出人意料，但在文化和历史领域，仿佛埃及理所当然地属于法国，而法国也相应地对其负有责任。

象形文字的破译是埃及与西方之间——以及收藏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将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得到重新认定的两种重要方式之一，并预测了延续到19世纪后期及其后的趋势。破译为正式的埃及学和古埃及研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埃及学一词在187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但这一领域的基础在此之前便已奠定了。）商博良反复申明法国的知识产权，他的发现也为英法在埃及土地上展开文物和影响力的竞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对抗也受到了另一个转型事件的影响。希腊因谋求从奥斯曼帝国独立而爆发的战争对欧洲与埃及的关系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影响。英法两国暗地里支持希腊人，苏丹则要求属臣穆罕默德·阿里巩固土耳其的势力。事态发展进入了一个吊诡的局面，英法两国竟联手控制穆罕默德·阿里，以防其势力蔓延到埃及之外；同时，各自又力图连同帕夏一起，巩固本国在埃及的地位。象形文字的破译与希腊独立战争合力加深了古代埃及与现代埃及之间感性的鸿沟，对于古埃及，如今西方可以看清并以新的活力大肆搜集；而现代埃及则日益卷入欧洲政治和英法干涉内政的安排。这种分割对埃及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对埃及与自身古老历史的关系，以及英法对古代和现代埃及的控制，都有着长久的影响。

索尔特和德罗韦蒂均以各自国家之名采取行动，但他们的搜罗手法大同小异。然而从1820年代起，英法两国人对收藏的看法开始发生明显的差别。索尔特和贝尔佐尼作为个体企业家把埃及呈现给伦敦人；而另一方面，尽管复辟后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法国的埃及研究却继续得到国家的支持。的确，正是拿破仑的取代者、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八，支付了《埃及记述》庞大出版费用的大部分。大约在同一时间，大英博物馆心不甘情不愿地为亨利·索尔特的收藏支付了2000英镑，而比利时皇家图书馆和卢浮宫却共同出资三倍的价格（150000法郎，大致相当于6000英镑），买下了来自丹德拉神庙的黄道十二宫巨型石雕，那是两个法国人在1821年拆下来的。

但尽管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极力推进，法国的文物收藏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1819年，德罗韦蒂把他的庞大收藏用船运回欧洲，并提出希望法国政府收购。然而，他400000法郎的要价——比索尔特卖掉文物所收取的金额高八倍——让当局踟蹰不前。1821年，德罗韦蒂转而将其收藏卖与撒丁岛的国王（他统治着德罗韦蒂的故乡皮埃蒙特），换来了现金付款、一笔年金、价值450000法郎的土地，甚至还有额外增补的一套骑士装饰。1824年，也就是商博良出版他关于象形文字的权威著作的那一年，伦敦和都灵的埃及文物收藏都比巴黎的强。考虑到“成群的外国人被法国探险队的声望吸引到巴黎”，以及法国人在埃及研究上的突出表现，《埃及记述》的编辑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Edmé-Fran?ois Jomard）抱怨说，事态的发展非常令人尴尬。

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他的保守派弟弟查理十世（Charles X）继位。查理登基引起了广泛的紧张、厌恶和愤恨。但对于埃及爱好者来说，新国王却是个出色的赞助人。1826年，他被人说服，在卢浮宫里开设了一家重要的埃及美术馆：查理十世博物馆。商博良被任命为馆长，并拥有采购文物的国家基金。埃及美术馆沿着卢浮宫的卡雷庭院延伸开去，此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那里装饰着一圈壁画（部分仍然完好），庆祝古埃及与法国波旁王朝的联合。臭名昭著的保守派查理十世居然会接受他十分痛恨的革命派和波拿巴派前任宣传普及的象征，进一步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埃及已经成为法国国家身份的一部分。欢迎埃及进入王室收藏就像是一种政治大赦，也是对拿破仑遗产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接纳。

法国人对埃及收藏的新一波兴趣加剧了与英国人在尼罗河谷的竞争，商博良后来对其中的很多方面都有过亲身体验。卢浮宫首批埃及收藏的来源不是旁人，正是亨利·索尔特，更是令人意外。索尔特的第一批收藏蒙受了重大损失，又陷入困境，左右为难。遗产花尽，也不能确定是否能指望得上政府的年金，他比以往更加依赖文物所得的收入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想离开埃及。他在那里心情沮丧，感觉如同流放，被他心爱的伦敦社会拒之门外。“像这样远离一切科学、文学、艺术、知识、精致或品位，停滞不前，”他哀怨地致信蒙特诺伊斯说，“这种惩罚足以让人发疯。与此同时，他被困在那里的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的野心。只有在埃及，他才会拥有总领事的身份、地位和特权，承担得起优雅的生活方式，并带着绅士的财富回到英国。与克劳德·马丁为了维持他绅士鉴赏家的生活而必须留在勒克瑙一样，亨利·索尔特也被禁锢住了，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在这片让他成为有钱人的东方土地上。

待在埃及倒也并不总是如此可怕。令人痛苦的价目表事件刚过去几个月，索尔特就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我敢说，得知我即将与一位年轻而非常和蔼的女士结婚的消息，你一定会吃惊不小。”1819年9月，他对一位朋友滔滔不绝地说道。这位“女士”是个年仅16岁的女孩，一个名叫彭萨的托斯卡纳商人之女，她父亲把她带来埃及，显然期望她能嫁给一个奥地利熟人。关于索尔特太太的情况所知甚少，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得而知——这真是讽刺，因为记录里倒是保留着一个奴隶女孩马赫布的名字，索尔特与马赫布还在不到一年前生了一个儿子。

38岁的索尔特年纪比他的新娘大了不止一倍。而且还病入膏肓。“轻微的腹泻在婚礼当天”迅速恶化，把他带到了死亡边缘。从那时起，他就遭受“肠道频频松弛便血的病根”康复与复发不断循环的痛苦，实际上他最终是死在了前列腺病上。但他却在妻子身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这些不幸的病症对我年轻的妻子来说实在是难以对付，阁下也可想而知，但感谢上帝，这只能让我确定我以前对她性格的良好印象是正确的。我可以自豪地说，她确实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好女孩，让我非常高兴。或许这对配偶看起来难以置信，但熟悉索尔特的人却说“从来没见过更幸福的婚姻，也没见过更一往情深的夫妻”。1821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并以索尔特的好友和赞助人蒙特诺伊斯勋爵的名字，给她取名乔治娜·亨丽埃塔·安斯利。1824年4月，索尔特太太再次临盆（第二个女儿朱莉娅由于早产而在出生两星期后夭折了），索尔特对于另一个女婴的到来非常高兴。

但随后他的家庭就猝然解体了，像它的组成一样突然。五天后，腺鼠疫肆虐亚历山大港，索尔特的少女新娘死于产褥热。他们的婴儿也在几个星期后夭折了。索尔特因为悲伤而哭红了双眼。甚至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都能听到他的长号：“上帝想用最大的灾难给我带来折磨。他决定把小乔治娜和她的意大利外祖母送回托斯卡纳去，她们在那里至少可以摆脱沉重笼罩在领事馆家之上的埃及瘟疫。1824年7月，乔治娜和年迈的彭萨太太从亚历山大港启程，索尔特再也没见过女儿一面。

她们走后，他埋头于领事馆的工作，企图从中找到慰藉。他一门心思地写长诗《埃及，一首描述诗》。词句极其笨拙，南方卢克索的一个名叫罗伯特·海伊（Robert Hay）的年轻绅士旅行家给朋友们大声朗读“索尔特先生所作的关于尼罗河及其诸多奇迹的好诗片段”，引来阵阵大笑。但索尔特的每一行诗句都是他一本正经地写下的，“作者遭受了巨大的折磨，此举全然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还倾尽全力破译象形文字，并就该主题撰写了一篇长文，却得知商博良此前已在很多问题上领先于他了。

悲剧开始后一年，索尔特的第二批收藏也待价而沽了。这批收藏和他的小女儿一样，都在里窝那由他妻子的姐夫、银行家彼得罗·圣托尼（Pietro Santoni）监管。那些文物“会让（大英）博物馆的收藏成为世上最佳的埃及藏品”。索尔特如此说道，并且很高兴以它们为自己换得600英镑的年金。然而这一次他没有耐心讨价还价了：“它如果可以去英国的话，那将会是我的荣幸；但不要再与大英博物馆交涉了，索恩家族才是合适的对象。索尔特在这里引用了德罗韦蒂著作的一页内容：他首先会把自己的收藏献给自己的国家，但如果他们的行动不够迅速的话，他很乐意把收藏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无论那人是谁。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听说索尔特的收藏在里窝那出售时，碰巧就在附近都灵新成立的埃及博物馆（Museo Egizio）研究德罗韦蒂的收藏呢。他亲自奔赴里窝那一探究竟，并对看到的一切十分欣喜：“这批收藏绝对比德罗韦蒂的强……”他报告说，“金银雕像和物品的数量相当庞大；很多青铜物品的高度超过两英尺并饰以金银线，怎样赞美都不过分，欧洲此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东西。”商博良为了讲明自己的看法，继续写道：“法国失去了德罗韦蒂的收藏，但收购索尔特先生的收藏，借之安慰自己的时机来了。要价……金额如此之小，以至于我不得不反复询价了好几次；只需花上最多150000法郎便可拥有大致相当于撒丁岛国王付了450000法郎才获得的东西。参观过索尔特的收藏后，商博良在三个月之内便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批准，开始和圣托尼议价；1826年2月，法国以250000法郎买下了索尔特的收藏（当时约合10000英镑，如今则轻松超过50万英镑）。“获得了其他任何博物馆都无与伦比的如此美丽的收藏，我与陛下共享欢乐……”彼得罗·圣托尼致信国王的管家时写道，“物主是我的好友……（他）得知收藏（将要）安置在适合它的地方后，非常高兴能得偿所愿。

亨利·索尔特最终正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他的退休金，这笔钱不是来自他服务十年的英国政府，而是来自他始终与之为敌的法国人。但他就连安然返回英国的愿望也将无法实现。希腊的紧张局势正在紧要关头——英国干预的压力与日俱增，看来要跟在那里打仗的埃及军队对抗了，索尔特为了坚守岗位，不得不推迟动身的时间。“我对埃及彻底厌倦了，”他在1827年5月悲叹道，“我有大量的速写和笔记，足以让我消遣余生了，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我想自己来日无多了。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他“旧病复发”。索尔特在10月“仍非常虚弱”：“在种种考虑之下，这最终让我决定到明年4月就不再拖延了。……我已为政府做了足够的自我牺牲。”在同一封信里，他告诉彼得罗·圣托尼，自己在当天寄出了第三批文物收藏，“这是一批精选的收藏，其中有趣的物品很多”。

三个星期后，亨利·索尔特去世了。气候、疾病、压力，以及悲痛：看来说到底还是埃及杀死了他。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饱受精神错乱的强烈发作以及超自然幻觉的折磨。“哦！医生，这是弗兰肯斯坦！”他在有意识的最后时刻如此惊叫道。他就这样告别了埃及和他的人生，死时还被另一个人关于发现和重塑的致命实验的幻象苦苦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