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绅士与资本家



公元前13世纪皇权巅峰时期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认为，竖起巨大的纪念碑是寻求不朽的好办法。他的很多建筑都历经3000年仍屹立不倒，其中的拉美西姆祭庙位于底比斯的法老下葬地。这座祭庙应该是他最持久也最神圣的建筑，是在他死后数个世纪后受人礼拜并经宗教仪式而重生之地。与他的各种大建筑物一样，这座祭庙也是颂扬他本人的。他带军凯旋的场景画满了墙壁。第一塔门处排列着他的巨大雕像，摆着俄西里斯（Osiris）神的姿态，两臂在胸前交叉，被紧紧地裹在裹尸布里。拉美西斯的一座巨大的雕像横亘在祭庙前面，像是对所有进入之人的警告和挑战。这座祭庙是为了追求永恒。

但祭庙的建造之地距离尼罗河过近，古代时洪水便曾涌进庙里。今天的拉美西姆祭庙是个空荡荡的伤心之地。俄西里斯庙柱的头颅都被砍落在地。落石与破碎的雕塑就像一个年轻巨人的玩具一样四处丢弃。詹巴蒂斯塔·贝尔佐尼正是在这里发现了“年轻的门农”头像的，它躺在黄沙里，仿佛对他自鸣得意地笑着。曾经守卫着庙门的另一座拉美西斯雕像，其更加庞大的头肩部分至今仍躺在那里。它仰面朝天，被水、风和黄沙刷洗得面目全非。“门农”是拉美西斯二世的一个名字。他的另一个名字是“奥西曼德斯”，浪漫派诗人珀西·比希·雪莱正是以此名，在同名的十四行诗里指代这些残破雕像中的一尊。雪莱描写了一位不可一世的古代皇帝为后世建造的一尊巨石像：

在那石座上，还有这样的铭记：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这是一个消失的王国的傲慢自夸，雪莱对破碎巨像的描述之辞，道出了帝国和其他人造物品的脆弱与无常。

此诗写于1818年，当时英国的全球霸权远胜以往，《奥西曼德斯》表达了对帝国的一种适时而动人的控诉。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也留下了巨额债务、广泛失业、大量复员军人、工业界牢骚满腹，以及有待改革的国会明显缺乏代表性。1819年发生了“彼得卢屠杀”，士兵们对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显然没有任何武装的和平工人集会开枪，预示着和平也会呈现出丑陋的面目。在某些人看来，这就像是英国或许也要走上专制、黩武、反对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些正是拿破仑所代表的一切。在这样的一刻援引古埃及因而别具意义。《奥西曼德斯》为英国举起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一幅可怕的景象：法老们在专制帝国的无情暴政就体现在这些用成千上万个奴工的血汗建造而成的纪念物中。这样一个帝国是不会持久的。

 

在大英博物馆汤利美术馆安置“年轻的门农”

 

“年轻的门农”在《奥西曼德斯》创作的同一年抵达大英博物馆。这是自1801年的战利品之后抵达英国的头一件重要的埃及文物；至少对贝尔佐尼和索尔特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标志着英国战胜法国的战利品。然而，正如雪莱的十四行诗本身所示，这种收购绝不会受到清一色爱国主义的欢迎。博物馆刚刚在1816年采购“埃尔金石雕”时遭到一片责骂。那次收购遭到希腊文化爱好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支持刚刚起步的希腊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的主张，认为埃尔金的“收藏”无异于盗窃。其中最著名的有雪莱的朋友拜伦爵士，他无情地嘲弄那位不走运的伯爵，据说后者的鼻子因为梅毒而烂掉了：“没有鼻子的他本人带来了没有鼻子的石像/来展示哪些是时间造成的，哪些是梅毒的结果。希腊文化爱好者的反对声在现代人听来是再熟悉不过了：只要大英博物馆保留“埃尔金石雕”，关于它们归属何方的论战就不会停息。然而当时鲜有人知的一个反对之声，却是原本应该最为热情地支持收购的人发出的：古文物收藏者和鉴定行家。当时的很多古文物收藏者都受过欣赏古罗马和古希腊艺术的教育，他们觉得这些更加古老的古希腊雕塑既原始又难以欣赏。例如，德高望重的鉴赏家理查德·佩恩·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认为“石雕”既粗俗又丑陋，几乎导致收购的终止。

如果连“埃尔金石雕”都不入鉴赏家的法眼，那么埃及文物又如何呢？如果它们符合鉴赏家的高雅情趣，它们又如何顺应不断扩大的英国公共投资并进一步参与到帝国乃至更大范围的东方世界中去？这些都是在索尔特和贝尔佐尼试图把他们的收藏带进英国时，等待着他们的问题。索尔特将在英国收藏文化的既有堡垒面前遭遇出其不意的失败，而与此同时，贝尔佐尼却在新的领域发现了巨大的成功。

1818年，亨利·索尔特与贝尔佐尼分道扬镳后，曾希望自己在收藏上的社会和财务投资能很快得到充分的回报。他已在挖掘上投入了逾2000英镑。“但取得的成功已经超出了我的期待，”他说，“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最终的回报。他写信给老相识、曾经担任过一届外交大臣的威廉·理查德·汉密尔顿（就是陪同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向法国学者们索取罗塞塔石碑的那个人），附上了藏品描述和目录。其中的重要藏品有红色抛光花岗岩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头部和臂膀；“著名的法国石头”，即《埃及记述》中提过的一块雕刻石板；狮头女神塞赫迈特（Sekhmet）的几尊精良的雕像；一尊黑色玄武岩坐像，“实物大小，与‘门农像’的姿态相同，因为精雕细琢而风格独特”；以及“这些雕像非常精美的木制样品（我认为相当独特）”。最可贵的宝物自然就是塞提一世的石棺了，“其精致的工艺无与伦比”，价值也相当“令人难以估价”。

目录中总共列出了23件藏品，索尔特在其中10件旁边标记了一个X，这是埃及文物被明确归类为“艺术”的一个罕见的早期例子。“拥有这种标记的雕像都是可以给皇家艺术研究院增光的艺术珍品，”他解释道，“其他的都是适合博物馆的罕见物品。“现在，”索尔特继续对汉密尔顿说，

如果政府能以公平的估价……收购这些，我将会很乐意在亚历山大港做出安排。……至于价格，我非常愿意把这个问题留待您来处置。……福尔班伯爵（卢浮宫的负责人，他曾在1817～1818年造访过埃及）在这里的时候，曾向我施加压力，让他为法国的国王获得一部分藏品，而我知道他们有意付一大笔钱；但如果我看到这样的藏品流落到英国之外，会倍感遗憾。

索尔特毫不掩饰他对法国人的兴趣。他在另一个细节上就更肆无忌惮了。他自己就可以轻松地为文物定下价钱，何必还等着英国的古文物学家去为他的藏品咨询定价呢？索尔特在每件文物的旁边都写下了建议的价格：石棺3500英镑，拉美西斯坐像400英镑，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头像500英镑，如此等等。除了送去英国的运输费用后，总价达到8210英镑——是他后来计算的收集这些藏品所花费用的两倍。

这显得太直截了当，商业气息也太浓厚了。然而，没有什么能比索尔特在致汉密尔顿的信中写下那些数字更失策（faux pas）的行为了。价目单违反了绅士间交易的基本规则：永远不要提钱。例如，与蒙特诺伊斯对文物的价值泛泛而谈是一回事，因为他实际上雇用了索尔特作为他的代理人来处理人工和运输等可以度量的费用；索尔特与贝尔佐尼谈论钱数也可以接受，因为后者一度是他的雇员与合作者；但接洽伦敦的古文物界——更不用说英国政府本身了——时，难道把他们当成肉铺子里的一群顾客了吗？此举着实荒唐。绅士绝不遵办。

索尔特的清单在汉密尔顿及其友人之间激起了共同的愤慨。领事立刻便被贴上了“文物贩子、犹太人、第二个埃尔金勋爵”的标签。这最后一个是个特别恰当的侮辱，因为埃尔金刚刚被认为不该得到丰厚的酬劳，并以身为（用索尔特的朋友、艺术家同行和传记作者J.J.霍尔斯的话来说）“希腊神圣领土上的石棺掠夺者”而名誉扫地。对领事的粗鄙提议做出“冷静而相当讽刺”的答复的这项工作，就交给起初曾经鼓励索尔特搜罗文物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了。“虽说我们这里对于门农相当满意，”他表态道，

并认为它是埃及雕塑中的杰作（chef-d’oeuvre），但我们并没有将其置入艺术品之列。它立在埃及厅里。在埃及发现的任何雕像是否可以与汤利美术馆的伟大作品一争高下仍有待证实；然而，除非它们确实如此，否则阁下在物品旁所标的价格就不大可能在欧洲实现。

诚然，班克斯本人远非“艺术品”的专家：尽管这位博物学家曾跟随库克船长的首次航行去过南太平洋，他却从未去过欧陆，而他收集种子和叶子的兴趣也强过收藏油画和雕塑。尽管如此，作为皇家学会的主席、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以及英国科学界的关键人物，班克斯仍然担任着舆论领袖、潮流引领者，以及品味仲裁人的角色。抛开索尔特建议价格这种纯粹的不当举止不谈，他的要价也实在太高了。威廉·理查德·汉密尔顿比班克斯在评判文物方面更擅长一些，他把班克斯的信转给索尔特，并附上了一个忠告：“我只能与约瑟夫爵士一样建议你，不要在寻找埃及雕塑的秘藏里陷得过深，因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很容易导致约翰牛按紧荷包，就算要冒着失去你发现的独特纪念物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可怜的索尔特大为震惊。他在给班克斯的信里回复道：“我对我自己的意思……被全然误解而感到极度受伤和痛苦。”他立即收回了那份“愚蠢的清单”，并把“我的全部收藏献给大英博物馆……没有任何条件，并将在今后对保持该收藏的完整而感到无比自豪”。他还给伦敦的各位赞助人和保护人都写了很长的道歉信。但在给蒙特诺伊斯的信中发泄了最绝望的情感：

您终将发现，我既非贩子，也非犹太人。如果朋友们因此而以我必定认为来自敌人的话来诋毁我……如果阁下愿意如此，我可以牺牲一切，但请让我安静地生活——如果我怎样都无法获得自己寻求的东西，我将立即停止除了公文之外的一切通信，从此不再与人来往。

他的道歉奏效了。“索尔特的解释很让人满意，”汉密尔顿致信蒙特诺伊斯说，“我们在城里会面时，我无疑该为他做点儿什么。大英博物馆同意接收索尔特的收藏（除了塞提一世的那口石棺，共有人贝尔佐尼坚持要对其单独估价出售）并支付了从亚历山大港运来的运输费用。毕竟也要考虑国家荣誉。索尔特的一个支持者写信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说：“如果这些藏品……得到准许进入任何外国的博物馆，将会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耻辱。……当然绝对不能如此；就算事实证明下议院就是如此缺乏品位、得过且过，我相信摄政王也绝不会容忍国家荣誉落上这样大的污点。1820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和疯狂的老国王乔治三世一样）在这起事件后不久便去世了，索尔特令人不快的清单适时地为人所遗忘。

但尽管恢复了名誉，索尔特的补偿却来得既慢又少。他听命把文物运去亚历山大港，在那里等候“政府承诺的轮船。……但博物馆或约瑟夫爵士都没有直接给我任何指示——人们真的会认为我在要求而不是在商讨自己的义务”。他的一百多件文物在亚历山大港过了一年后才被一艘海军运输舰带去英国，又等了一年才开始正式讨论大英博物馆实际该为它们付多少钱。“为您能尽全力谈定我与博物馆的事宜而祈祷，”1822年5月，索尔特在信中对蒙特诺伊斯无奈地说道，“这是我有朝一日能离开埃及的唯一希望。1823年，通过索尔特的代理人宾厄姆·理查兹（Bingham Richards）旷日持久的谈判，博物馆终于为索尔特的藏品报出了区区2000英镑的总价，只及他搜罗费用的一半。又过了一年，索尔特和贝尔佐尼才将共同拥有的塞提一世石棺以另外2000英镑卖给了建筑师和收藏家约翰·索恩爵士。

从开始到结束，索尔特的文物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才算卖掉。“我曾希望能有人在我经历这一切之前，在我面临的风险和人们对我丧失了兴趣之前，对我的努力略表谢意，”他在此期间对宾厄姆·理查兹抱怨道，“但他们在英国的做法与其他国家不同，抱怨终归无用。他开始时满怀这样的激情，热衷于在埃及代表他的国家；并通过埃及的文物，在自己的国家代表埃及。如今，亨利·索尔特对埃及、对大英博物馆、对英国政府都充满了厌恶。但他尚未腻烦收藏——一段时间后，他会再次尝试以此获利。

就在索尔特的文物被迫滞留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之时，《泰晤士报》却提到1820年3月回到伦敦的“著名旅行家贝尔佐尼先生”刚从吉萨、底比斯等地凯旋，并带着他自己的埃及战利品。他离开英国时籍籍无名，只是个巡回演出的外国演员；归来时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人物。“贝尔佐尼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他的英语蹩脚得可爱。”拜伦勋爵如此说。伯爵夫人们邀他赴晚宴；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满面红光地提到要见到“这位知名人士——在各个方面都名副其实……是我平生所见最气派堂皇之人（对于一个巨人而言）”；他正式加入了一个特选的共济会分会。出版商约翰·默里（John Murray）公司的客户包罗万象，从浪漫派诗人到异国风情的旅行家应有尽有，该公司立即与贝尔佐尼签约了一本关于他的冒险的书籍。1820年末，《挖掘行动与近来发现大事记》出版了，甫一问世便大受欢迎：初版1000册，紧接着就在1822年又添上了两版，另有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译本。

贝尔佐尼享受着声名的喧嚣，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而“年轻的门农”也安坐在大英博物馆。这个老牌艺人往日的戏剧经验如今又派上了用场。他在埃及时便已酝酿了一个方案。既然英国人鲜有能造访埃及的，何不在伦敦复制一个让他们看看？贝尔佐尼计划复制一个塞提一世的陵墓，在里面展览他发现的所有文物。他选择的场地是皮卡迪利街（Piccadilly）上的埃及会堂，这个地方再恰当不过了。这座会堂是1812年部分根据《埃及记述》和德农的《游记》中的插图建造的，是“埃及热”建筑的一个奇妙样本，并佐以莲花造型的石柱、拱形的入口，以及外立面两侧巨大的伊西斯（Isis）和俄西里斯神像。

它是由爱出风头的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建造的，此人把自己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开在此处，并展出五花八门的古董，他还在此举办各种特展，比如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拿破仑相关物品展览，其中有这位皇帝在滑铁卢时乘坐的四轮马车。埃及会堂吸引了大量观众并举办了“广受欢迎的”展览，与大英博物馆的门可罗雀和枯燥无味的收藏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820年，贝尔佐尼从布洛克手里租下了这座会堂，着手在伦敦的心脏地带再造一小片埃及。他和萨拉在帝王谷炎热的天气里不眠不休地工作了数月，复制了塞提一世陵墓中的雕像，并制作了那里浮雕的蜡模。贝尔佐尼利用这些模子和图样，精心地原样重建了这座伟大陵墓的两个房间，还制作了其余部分的缩尺模型。他把自己的文物陈列在色彩华丽的房间里：护身符、珠宝、小雕像，当然还有木乃伊——开幕前不久，贝尔佐尼还以天生表演者的禀赋，当众拆开了其中的一具。1821年5月，单是开幕第一天，就有将近2000人付资半克朗（相当于如今知名景点的票价）前来参观。

 

皮卡迪利街上的埃及会堂

 

贝尔佐尼埃及展览的巨大成功适逢大英博物馆对是否买下索尔特的收藏犹豫不决之时，这表明英国对古埃及的看法和介绍出现了分歧。作为一个自称的绅士收藏家，索尔特的目标是让古埃及融入鉴赏家的世界：一个基于大英博物馆和皇家艺术研究院，由收藏家、贵族、古文物学家和艺术家所支配的世界。事实证明那是不可能的。对他们而言，埃及永远不过是希腊和罗马可怜的乡下亲戚，显然不是英国的社会精英会出大钱购买的东西。贝尔佐尼则向全然不同的观众推销埃及。访客在埃及会堂参观的东西并不像大英博物馆展出的那种说教性的艺术品。他们纯粹是奔着壮观场面来的：规模、新奇、神秘，以及这种遥远文化的大量文物。在这里，在贝尔佐尼仿造的埃及，他们得以一窥古埃及的模样和感觉，以及埃及人的生与死。贝尔佐尼的主顾们前来参观的理由，如今也在继续吸引着全世界屡创纪录的人群前去观赏埃及展览。而这正是贝尔佐尼成功的秘诀。他发现博物馆外的埃及比被鉴赏家压缩进审美范畴的馆内的埃及更加活跃、热烈、受人喜爱——而索尔特却没有发现这一点。

索尔特向大英博物馆的要价几乎毁掉了他如此苦心营建的绅士风度。与之相反，贝尔佐尼广受欢迎的展出却有助于让他的自我重塑得到认可，并成为英国广为接受和喜欢的名人和公众人物。他为大英博物馆搜罗文物的爱国梦想或许只实现了一部分，但他却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全部赞誉。

但表演的效果转瞬即逝。1822年，贝尔佐尼的展览尽显陈旧。社交邀请日渐稀落，他有几次在受到轻视和被人暗示他的平凡过往时大发雷霆。如果贝尔佐尼想要保持自己新得到的名望，就不得不改变做法。因此在1822年6月，展览开幕的整整一年之后，贝尔佐尼把它卖了。从仿建陵墓的巨大镶板到展示柜本身的一切都拍卖殆尽。从当时佳士得拍卖行经手的埃及文物相对稀缺来判断（这是它们在精英收藏文化中的边缘地位的另一个标志），贝尔佐尼的拍卖一定是英国到那时为止举行过的最大的一场埃及文物销售。留存至今的某些价格记录表明，那是一场利润相当丰厚的盛事：比如说，陵墓两间主室的复制品卖了490英镑。拍卖图录中吹嘘说是“埃及最佳工艺”的两尊略有破损的塞赫迈特雕像，以及“贝尔佐尼先生发现的……如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两尊类似的雕像卖了380英镑（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个价格与索尔特在其臭名昭著的清单里开列的400英镑大致相当）。总之，这次拍卖一定让贝尔佐尼捞到了不止2000英镑，这正是索尔特倾注了多得多的时间和努力最终从大英博物馆获得的金额。

贝尔佐尼落袋为安，又准备动身进行另一次冒险了。他炮制了一个计划，作为向其好友和恩人约翰·刘易斯·布尔克哈特的某种悼念，后者在1818年死于开罗，年仅33岁。布尔克哈特的死让贝尔佐尼、索尔特，以及其他很多人大感震惊，他们不但喜爱并深深地景仰着他，而且还期待他像曾经在麦加、佩特拉和阿布辛拜勒等处一样，成就更多的发现。布尔克哈特去世前曾计划随阿拉伯商队前往非洲中部，希望造访廷巴克图（Timbuktu）这座妙不可言的城市。如今，贝尔佐尼替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此前从未有欧洲人拜访过这座非洲城市并活着回来讲述它的故事，传说它是黄金打造的。非洲协会已经赞助过几次深入西非的探险，目的是在尼日尔河航行并找到廷巴克图。他们最成功的探险家是苏格兰外科医生芒戈·帕克（Mungo Park），他在1796年和1797年冒险溯尼日尔河远上，却在1806年殖民地部赞助的第二次探险中失踪了。1815年，贝尔佐尼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公司出版了帕克时运不济的第二次航行的日志。翌年，约翰·默里公司又出版了一个叫罗伯特·亚当斯的美国年轻水手关于廷巴克图的故事，1810年，他在毛里塔尼亚海岸遭遇海难，被“黑人”俘虏并带去一座城市，捉住他的人说那里就是廷巴克图。据亚当斯说，这座名城是泥巴造的，绝非黄金。亚当斯的叙述在英国广受质疑，但贝尔佐尼显然读过（甚至约翰·默里公司可能还把他介绍给了亚当斯）并被说服了，他准备前往摩洛哥，随撒哈拉商队南下廷巴克图。

1823年春，萨拉·贝尔佐尼勇敢地陪同丈夫远至非斯（Fez），并在留存至今的一封致其友人、小说家简·波特（Jane Porter）的珍贵信件里描述了他们的进展：

回到巴黎后，从那里赶往马赛，上船去直布罗陀，从那里去丹吉尔（Tangier），再前往摩洛哥北部的非斯。穿过一个花园后就到了我们的住处，那是个迷人的天堂，空气里弥漫着橘子园的香气，在桃金娘的荫蔽下，其他很多芳香的植物竞相加入这场轻快的甜美旋律的竞赛中。

但贝尔佐尼发现，从摩洛哥南下的沙漠路线被阻断了。回到直布罗陀（萨拉从那里回到了伦敦）后，他转道加那利群岛，搭乘英国海军的一艘运输船去了西非海岸。萨拉从伦敦给他写信说：“我亲爱的乔瓦尼，我在7月24日星期四到了这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我们分开得太突然了，都没有说声再见。……不要太冒险了，想想可怜的芒戈·帕克。……愿上帝祝福你，保护你，你要相信上帝，我亲爱的乔瓦尼，还要开心地回英国来。

“乔瓦尼”很可能并没有收到她的信。1823年10月中旬，他到达了加纳海岸的英国要塞，并继续前往贝宁河畔的英国代理店。他从那里向内陆的贝宁城进发，那是个精美的青铜浮雕环绕着王宫的壮观首府。（1897年，英军掠夺走了那些长幅雕饰，它们最终落脚在大英博物馆，至今仍在那里。）但詹巴蒂斯塔·贝尔佐尼不再想继续前进了。他患上了痢疾，感到自己传说中的力量和意志都在一点点地流走。1823年12月3日，他死在贝宁的加托镇（Gato）。他的英国同伴把他葬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巨树之下，并为躺在地下的“勇敢的著名旅行家”立了一块墓碑。

说到底，或许正是自我塑造的压力杀死了贝尔佐尼：为了加强他新的公共形象——一个备受赞誉的冒险家，并在此过程中再次让荷包鼓起来。廷巴克图是一趟太过遥远的旅程。“我最后死得像个乞丐。”贝尔佐尼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如此写道。他的遗孀萨拉除了丈夫在发现方面的声望之外，别无其他的遗产。她一度想重开埃及文物展览，然而收效甚微，于是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他的回忆中去了。萨拉的贫困变成了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大西洋两岸的报纸都以她的名义发起了慈善呼吁；从1851年到1870年去世，她每年都从王室年俸中领取100英镑的年金。但贝尔佐尼的确被奉为天神。萨拉在他去世后不久委托制作的一幅版画中对此进行了图解说明。这幅版画与贝尔佐尼在其《大事记》的卷首插图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大事记》中的他身穿全套的东方服饰，柔滑的长须卷垂于胸前。版画中的贝尔佐尼则是相当拜伦式的外表，身穿高领外衣，高雅的白色阔领带，还留着时髦的卷髭。他的形象高悬云中，身后环绕的云朵形成了一种光环。在地上，他带来英国的重要文物清晰可辨。

然而，对贝尔佐尼最长久的颂扬或许是以不太可能的形式出现在一本童书中的。贝尔佐尼在英国大获成功的巅峰时期，一位作家以萨拉·阿特金斯（Sarah Atkins）之名出版了他的《大事记》的改编本，名为《贝尔佐尼在埃及和努比亚旅行所体现的进取的果实：一位母亲给孩子们的点评》（Fruits of Enterprize Exhibited in the Travels of Belzoni in Egypt and Nubia, interspersed with the observations of a mother to her children）。这本童书将《大事记》一书中偏执而戒心重重的贝尔佐尼改写成一个坚持不懈、精力过人、自我激励、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典范。“耐心可以战胜困难，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戴上成功的王冠。”当贝尔佐尼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讲述完毕后，一个孩子如此说道。这个贝尔佐尼体现了一种白手起家的英国新英雄的勇气和美德。《进取的果实》大受欢迎，他去世20年后仍在出第九版。《进取的果实》的少年读者被敦促要效仿贝尔佐尼的耐心和献身精神，年长一些的读者也可以从《自学成才者传》（Biography of Self-Taught Men，1832）中描述的贝尔佐尼身上汲取经验，在这本书里，这位旅行家与伊莱·惠特尼、汉弗里·戴维，以及亨利·克莱等人并列。贝尔佐尼是个自我引导、积极进取，并在财务上取得成功之人，他充分符合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和美国的价值观，他的游记在这两地拥有广泛的读者。（例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在好几篇文章里提到过贝尔佐尼；1832年，一位名叫阿尔瓦雷斯·菲斯克［Alvarez Fisk］的富裕的密西西比种植园主被这个探险家深深打动，随即把自己的种植园命名为贝尔佐尼。如今，这个名字依然存在，密西西比州的贝尔佐尼小镇是“三角洲地区之心”和“世界鲶鱼之都”。）

然而，《进取的果实》展望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价值观还有另一个不那么光彩的方式，就在于它对埃及的刻画上。贝尔佐尼本人在《大事记》中把英法冲突作为叙事核心，但《进取的果实》却把他的故事变成了与埃及的一场战役。贝尔佐尼对法国人的很多具体的抱怨都被删去，遭人唾骂的索尔特只在谈到搬运“年轻的门农”时被提及了一次。相反，“东方人”的刻板形象却比贝尔佐尼本人书中的更加粗鲁和普遍。读者得知，“埃及人与生俱来地有一种娘娘腔的懒惰，这种惰性随着他的成长而发展，一直随着他走进坟墓”；“土耳其人以怠惰而闻名”；“没有什么事情比用阿拉伯人自己的利益来规劝他，对他看法的影响更大了”；如此等等。另一个显著体现欧洲礼仪的是全部插图中的贝尔佐尼都没有东方化的络腮胡子。贝尔佐尼的故事从他本人呈现的一场英法冲突变成了欧洲对抗东方的故事。这才是最重要的改写。

英法两国在埃及的持久对抗一直延续了数年，实际上还愈演愈烈。但正如欧洲接受埃及文物和收藏家的态度所示，在182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叙事将在欧洲对埃及的反应中占据长期的优势。现代埃及被阐述为一个堕落、腐败和萧条之地。与之相反，古埃及却是个与奇迹、神秘和古典（更不用说关乎《圣经》了）相关的所在——而那里需要欧洲人的拯救。

至于索尔特和贝尔佐尼之间的个人较量，今天仍可以在拉美西姆祭庙看到一个悲壮的遗迹。在一个多柱的院落中的一面墙上，浅浅地刻着几个小字母，拼出了“索尔特”之名。这是个谨慎的标记，作为涂鸦，它是对子孙后代最温柔的眨眼。但在它的上方，是用强劲清晰的字符深深刻在石头上的名字“贝尔佐尼”。此事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贝尔佐尼也去了那里，并希望未来的游客知道此事。在这里找到他的宣言尤其贴切。贝尔佐尼正是在这座神殿策划将“年轻的门农”运走的，如今它仍安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标签上却只有其捐赠者亨利·索尔特和约翰·刘易斯·布尔克哈特的大名。因此，索尔特在大英博物馆如其所愿地赢得了不朽。尽管贝尔佐尼成为广受赞誉的“英国”冒险家的自我再造或许导致了他的死亡，但在这里，在他刻下名字的地方，他的大名依然清晰可辨。

 

索尔特和贝尔佐尼在底比斯的拉美西姆祭庙墙上的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