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收回

时代不同了，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亨利·索尔特的领事继任者约翰·巴克发现他的收藏品根本卖不动。“大量……珍贵的文物……因为不知道它们的价值而无人甘愿犯险购买它们。对于埃及文物的嗜好（品味）似乎已经过去了！市场好像存货过多。1831年，他的儿子爱德华如此悲叹道。从某个层面上来讲，爱德华·巴克（Edward Barker）大错特错了：对文物的“嗜好”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和美国博物馆参观者、古文物学家和游客，从1840年代开始，他们定期乘坐半岛东方公司的轮船前往印度。但创业式的高利润高姿态的收藏已属于过去。如今，西方的兴趣越来越转向那些无法收藏的文物：埃及的神庙和陵墓。帕夏过去屡屡接到申请挖掘的费明，如今却收到了西方人请求他阻止破坏和掠夺遗址的请愿书。

穆罕默德·阿里如何回应文物保护的呼吁，又如何应对西方人对他们所代表的收藏态度的转变？他的做法既有创意又有新意。1835年8月15日，帕夏颁令禁止一切文物出口，并提议在开罗建立一个博物馆。埃兹贝基亚王宫的一个大厅被清理出来为新的收藏腾地方，知识分子后起之秀埃及人里发阿·塔哈塔维（Rifa’a al-Tahtawi）被任命为负责人。塔哈塔维作为埃及与欧洲之间的第一批交换学生，在前学者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的保护下度过了五年的巴黎生活，最近刚刚回国。塔哈塔维在卢浮宫的美术馆里见过埃及的文物；他在1834年出版于开罗的那本流传甚广的旅居法国回忆录里说，埃及人应该“保护祖先留给他们的饰物和作品”。塔哈塔维后来撰写了一部伊斯兰教之前的埃及史，并与他人齐心协力激发同胞对法老时代的兴趣。

该法令是世上第一个由国家通过的保护文化遗产的立法，也是帝国收藏史上的一个关键之举。法令颁布后，埃及实际上在文物领域宣布独立于欧洲干涉，并接手了自己遥远的过去。法令还对大多数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了主张：包装和控制国家历史的能力。但与很多前瞻性的提案一样，这个法令也遭到了质疑，并最终失败了。在美国领事乔治·格利登看来，它像是个“新的垄断行为”，他相信帕夏批准该法令，只是为了自行控制利润丰厚的挖掘生意。事实证明，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发表的意见在当时是正确的：“在埃及建立博物馆纯属乌托邦式的幻想。“岁月消逝，博物馆踪影皆无，开罗空余同样杳无人烟的廊道……文物出口直到此时仍是垄断！”1841年，格利登如是说。1842年，穆罕默德·阿里批准普鲁士埃及学家理查德·莱普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主持自从法国学者40年前横扫埃及以来最大的国家资助的研究和收藏探险。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把埃兹贝基亚博物馆的小股权利拱手让与前来参观的达官要人。直到1858年，埃及才建立了埃及博物馆和埃及文物处，总算开始规管文物贸易了——而这两个机构都是由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主持的。

然而，尽管格利登等人都想当然地把1835年法令的失败归咎于穆罕默德·阿里的反复无常，更深层次的原因却不在此处。事实上，埃及文物的主要消费者始终是西方人，而非埃及人。在很多穆斯林看来，纪念碑是先知时代之前的偶像崇拜遗迹——往好了说不值一提，往坏了说就是冒犯了。穆罕默德·阿里提议成立的埃及博物馆显然意在吸引“造访这个国家的旅行者”，而不是埃及游客。“我必须告诉你，此话只在我们之间讲讲，”1838年，一个英国古文物学家对另一个同好如此说道，“帕夏殿下和博戈·贝两人都远远不如欧洲人想象的那般关心埃及文物和科学。问问威尔金森先生就知道了，顺便代我问候他。在帕夏及其继任者看来，文物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西方人想要它们：它们可以被售卖或交换——或者保存——来换取埃及统治者想要的东西。

人们很容易把1835年法令解读成埃及企图收回自己的古老历史：一个逐步一点点收回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说当然是这样。但该法令最终在三个层面上清晰地表明，收藏在埃及变得有多么政治化。欧洲国家竞相为声望和影响而争夺的不只是文物。它们也是欧洲与埃及本身关于谁有权利和责任拥有和保护文物的战役中的抵押物。关于古埃及的冲突最终成为控制现代埃及的替代品，越来越被用来作为该控制合法性的证明。宣称埃及人无力欣赏、理解或照管他们的文物——因而需要西方人的干预——如同在说埃及人无力照管自己的领土和文化，因而需要西方干预一样。（为保护事宜而游说的很多欧洲人也参与了埃及的废除奴隶贸易运动，这绝非巧合。两个事业形成了西方更宏大的文明使命的一部分。）保护是占领领土等更公开形式的替代品：它代表的是收藏古埃及遗址和地标，将其置于西方控制之下的努力。因此，就在呼吁文物保护达到高潮的时候，欧洲人又竭力宣称现代埃及归他们所有，就不仅仅是巧合了。

尽管英法两国联手遏制其发展，纳瓦里诺海战后，穆罕默德·阿里还是很快便挽回了颓势，继续奉行其扩张主义的征服，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到1830年代末，他统治的帝国北至安纳托利亚，东临也门，南抵苏丹。1838年5月，帕夏召来法英两国的领事，宣布他意图为埃及和其子易卜拉欣自1833年起便统治的叙利亚谋求正式独立。易卜拉欣在1839年6月的纳齐布战役中对奥斯曼帝国打了一场大胜仗，以此来支持其父的要求；奥斯曼海军立即叛逃到埃及人一方。埃及再次把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次新的“东方危机”让这一时期代表着英国国际政策的外交大臣、第三代巴麦尊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大感头痛。巴麦尊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维持奥斯曼帝国，他对穆罕默德·阿里的厌恶和怀疑，几乎与他对英国在该地区的新对手俄国的恐惧一样严重。“我恨穆罕默德·阿里，”他写道，“我认为他不过是个无知的野蛮人……我把他吹嘘的埃及文明当作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且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让人民落入悲惨境地的最大的暴君和压迫者。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帕夏成了大英帝国的一个风险因素。如果他继续快速扩张下去，很快就会控制中东通往印度的两条主要的陆上路线，自从蒸汽动力的船运面世以来，这两条陆路对于英国尤其重要。对埃及人占领红海的忧虑已经导致英国在1839年从埃及占领者手中夺取了也门的港口亚丁。最后，还有法国干预这一始终存在的幽灵。“法国公众整日想着埃及要变成殖民地了”，一位英国专家声称，他坚持认为法国仍在寻求“永久占领……埃及，无论是通过外交策略还是战争”。巴麦尊面对着法国的反对，与其他欧洲列强协商出一个协议，彻底逆转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征服。“我把这一问题看作决定英国是作为一股实质性的力量继续存在，还是宣布自己是法国的附属国的问题。”他宣称。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签署了《伦敦协定书》，要求埃及军队撤离叙利亚，并概述了他们将会采取的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服从的措施。

穆罕默德·阿里坚持了几个月，希望法国施以援手，这倒不是异想天开。“法国的政策是激励那位统治着这个国家的可怜老人抵制英国对其提出的所有建议，这一点日趋明显。”一个当时在埃及的英国人评论道。围绕着埃及，整个夏末，英法两国都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但法兰西国王路易-菲利普对此表示反对，他的士兵已在阿尔及利亚苦战阿卜杜·卡迪尔了；而巴麦尊则派遣战舰，迫使穆罕默德·阿里就范。9月，英国和土耳其联军在贝鲁特（Beirut）附近登陆，开始向叙利亚的埃及人进攻，并夺取了阿卡。1840年11月15日，英国军队出现在亚历山大港的海滩。月底，穆罕默德·阿里签署了协定，同意放弃其（除了苏丹之外的）殖民地，以换取承认他为埃及的世袭帕夏。六天后产下长女的维多利亚女王开玩笑说，或许她该给新生女儿起名叫“土耳其·埃及”。危机过去了。

埃及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帝国了。它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也始终没有真正地独立。不但帕夏仍是奥斯曼苏丹的属臣，需要年年纳贡，新的欧洲规则对埃及的经济也限制重重，并把埃及的军队从十万大军削减到18000人。1849年，穆罕默德·阿里在计划前往英国访问前不久去世。他留给后嗣的是技术官僚制度、西方化的军事制度、现代工厂，以及可观的农业产能；但他也留给后代一个深受欧洲外交和经济束缚的国家。埃及被困在英国的非正式帝国之中，被宣判处于从属地位。开凿苏伊士运河，以及对英法债权人背上了沉重债务，只会加深这种从属地位。1882年，埃及对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将以社会动荡、革命，乃至被英军占领而告终。

随着1840年“东方危机”的解决，英国巩固了在中东的帝国影响——这在区区40年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展示了英国在欧洲的外交和军事的实力，以及英国人采取行动捍卫帝国利益的决心，就算犯险涉入新的纠纷也在所不惜。它揭示了英国对法国持续存在的焦虑，以及它日益担心俄国会成为帝国行动的催化因素。巴麦尊个人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敌意也反映了根植在很多英国自由派心中的天然优越感。而穆罕默德·阿里既没有成功收藏自己的帝国，也未能“收回”古埃及的声望。他的双重失败——确立埃及对文物的权威，以及宣布成立埃及帝国——反映了埃及在两个方面受缚于西方。收藏文物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文化姿态，正是这种姿态让欧洲势力的主张正当化了，并促进了后者的主张。

总之，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和公共空间里的埃及遗迹——“年轻的门农”、塞提一世的石棺、卢克索方尖碑——讲述了一个关于在欧洲扩张的东方前线上收藏和建立帝国的沮丧而多层面的故事。它们谈到了购买它们的人，其中很多都是边缘人物，远离如今这些物品本身所在的文化和权力的堡垒。它们还谈到了国家间的对立，以及把它们带到欧洲各国首都来的长期的紧张局势。它们还证明了自己以某种方式促成了在西方塑造埃及的形象并培育了西方对埃及的渴望。如果说它们在埃及未来的正式帝国的历史上有所铺垫的话，那么也有对其后殖民地未来的幽灵般的凶兆：在这种未来里，埃及将努力与其自身被殖民的历史过往达成和解。

这些古代珍宝的原产地情况如何？关于欧洲人对古埃及的态度是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留下印记的，如今仍可在索尔特、德罗韦蒂和贝尔佐尼曾经最活跃的某个地方看到它们的浮光掠影。在古尔纳的一条底比斯山脊上，索尔特建造的房子依然存在。他在1810年代建造这幢房子时，这一地区没有其他任何现代建筑。但不久以后，木梁和泥砖在四周纷纷出现：索尔特的房子周围，一个新的古尔纳村庄开始在古代陵墓的顶上成形。现代的古尔纳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建筑材料上都是欧洲和古代过往的交集。现代的古尔纳村民以挖掘和搜索文物为生。1826年11月，罗伯特·海伊在古尔纳装置了一台相机暗箱，为底比斯和卢克索绘制了一幅全景图。图像表现的是繁忙的居住区建设场景，农夫们努力挖掘、清理和筛选文物，就像农民照料土地一样。索尔特的房子留存至今，但如今那里是一座废墟，来访的山羊多过人类。尽管破败的房子体现了一种收藏愿景的失败，却也提请人们注意另一种愿景的出现。古尔纳已经变成一个兴旺的现代村落，致力于保护和（向西方游客）展示古埃及的陵墓。

古尔纳村民在挖掘文物

欧洲帝国的利益力图将古代与现代埃及分割开来。把两者合并到一个共同的国家框架内的挑战就留给了后殖民地时期的埃及。这绝非易事。例如，后殖民地埃及的开国元勋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把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作为埃及国家意识的核心内容，而对埃及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的历史关注甚少。实际上，他以现代性和进步的名义建于1960年代的阿斯旺大坝就曾有把纳赛尔湖以南的几十座古代神庙一扫而光的危险。近年来，随着寻求把埃及的世俗政府替换成伊斯兰政权的宗教活动家的兴起，现代埃及身份与埃及的古代遗产之间的鸿沟加深了。“我杀死了法老！”1981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团的一个成员在射杀了与以色列和西方讲和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之后喊道。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法老遗址接连发生的对西方游客的袭击，直接挑战了西方与古埃及之间的文化纽带，并威胁要毁灭埃及的国家经济支柱旅游行业。这种挑战的源头一目了然，就是那段寻求通过收藏埃及文物而将其变成殖民地的欧洲干预的历史。

对最后一件被收藏文物的幸运一瞥，为埃及的帝国和自治、收藏和保护史作了一个提示性的盖棺定论。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神庙这两座最重要的神庙被拟议中的阿斯旺大坝置于危险之中，它们得到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的拯救而免去了灭顶之灾，其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这个项目辛苦地把它们一块块石头地搬到更高的地方。为了感谢美国的帮助，纳赛尔把另一座注定毁灭的建筑丹铎神庙送给了美国，如今，它安坐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仿佛自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以来，一切没有丝毫改变：文物还是可以用来交换现代技术和西方的发展援助。就这样，丹铎神庙安置在大都会博物馆，成为框子里的框子。在它狭小密室的墙上，在星星点点的古代雕刻的涂鸦中间，有一个早期帝国时代的奇特遗迹。西墙上注明为“1816年”的一处铭文，写着“DROVETI”（德罗韦蒂）曾来过此地。但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当然知道该怎么拼写自己的名字（有两个字母t），也就是说，这是旁人替他写的。就这样，这位欧洲收藏家还是在埃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可惜写错了。

傲慢还是偏见？前往帝王谷途中的路旁标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