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界限三：中央集权制的瓦解

官僚体系的变质

18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集权的官僚体系和军制在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变质，结果引起了官职的权益化和地方势力的崛起。

如前所述，奥斯曼帝国形成了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官僚体系，有效地实现了对帝国全境的统治。向帝国全境派遣的上层军人政治家、地方法官、财务官僚等，经常一边注视着中央政府的动向，一边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成为中央集权的帝国的齿轮。

但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这种官僚体系很难避免的结局是，它产生了庞大的有名无实的官员群体。接受政府任命以后寻找代理去做实际工作的情况变得普遍化。他们出卖官职的一部分，将政府支付的代替俸禄的包税权卖给承包的第三方。这种风潮在17世纪出现，到18世纪末已积重难返。

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市军政官的职位和相应的征税权也作为省级军政官俸禄的一部分出售，其职责和义务只剩下空架子。省的行政和征税由被称为“缪特萨利姆”的地方代理人执行。在地方上，也有另外设置被称为“布伊布达”和“穆哈斯鲁”的税官的情况，各类权限都被分散。地方代理人负责把税收上交国库，但要把其中的一部分支付给名义上的省军政官，从而也确保了他们自身的经济收入。这类职务的负责人都是地方实力派阿扬。

欧莱玛系统的官僚也发生了同样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地方法官的大部分业务由被称为“那伊布”的代理官员执行。高级欧莱玛一职附带数个地方法官的职位，他们通过权力寻租确保自己的收入。就连麦德莱赛教授的职位也可以成为买卖和租借的对象。各类代理官员虽然发挥着实质的政府管理人员的功能，但是政府名单上的人并未担任本来的职务，这当然不是好的状态。包税终身契约制度等使承租人积累财富，少数富裕家族垄断官职及作为俸禄的征税权，其结果就是官职的权益化。

另一方面，负责中央政府或实力派官员家政实际事务的书记官僚日益成熟。培养书记官僚靠的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做法，但是他们通过承担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不断地详细掌握了广阔帝国内的通信和命令传达、复杂的薪俸等级和流程、各地包税制的推行进展。1785年，在大宰相府中建起了石造的档案库，专门保存相关的档案。

很多这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帝国档案显示，最大规模的办公机构财务长官府和谢赫伊斯兰的宅邸，也在推进官僚的改革。在18世纪90年代，从帝国领取薪俸的书记官僚总数，包括六百五十名财务官僚在内，在一千五百到两千名之间。

这类事务性工作人员的增长，或许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道屏障。书记官僚应该认识到了官职实质化的重要性。但是，在幕后成长的书记官员们真正能发挥作用是在19世纪的新时代。

各地的阿扬

只剩躯壳的官员群体强行夺取政府的税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职能，可以说是前近代奥斯曼帝国官僚体系的发展趋势。政府越来越无法掌控各级官僚的行为。在地方上，掌握实权者不仅赚取名义税收与实际税收的差额，还用这部分差额投资地方经济，势力逐渐兴起。18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是这些阿扬的兴起。以下在前面提到的西阿尔及利亚的卡拉奥斯曼奥格鲁家族和迪亚巴克尔的沙夫扎迪家族的基础上，概括一下帝国疆域内，强大的阿扬势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西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沿岸、巴尔干地区，与欧洲各国的贸易带来飞速发展的机会，面向西边欧洲的阿扬们势力增强。例如，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富农出身的扎伊德尼家族的扎西尔·阿鲁乌马鲁操纵了向法国的棉花出口，力量迅速壮大。虽然帝国引进了棉花专卖等“近代”政策，但是其势力仍让政府感到威胁，并出兵讨伐，该家族族长于1775年战死。

然而，在这之后，被任命为赛达省军政官的吉萨尔·艾哈迈德·帕夏依然雄霸一方，炫耀权势。他的军队击退了拿破仑对叙利亚的进攻等，在军事力量上也成了当地不可或缺的保障。吉萨尔·艾哈迈德·帕夏是波斯尼亚出身的军人，在伊斯坎达里亚（埃及对亚历山大的别称）的首领阿里·贝伊手下培养起来。

与此相对，在内陆地区，传统的名门望族成了核心。在与阿勒颇相邻的北伊拉克摩苏尔经济圈，商业大户杰里利家族世袭了省军政官的职位。这一家族在经商的同时还购买了大量包税权，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

18世纪中叶，阿泽姆家族以大马士革为中心，实力日益强大。虽然阿泽姆家族的出身尚未明确，但他们与伊斯坦布尔的精英阶层有密切关系，在18世纪独占了大马士革省军政官和巡礼长官等地方要职，周边各省的军政官也由阿泽姆家族担任。另一方面，他们和已经完全本土化的耶尼切里军团以及依据新政策被派遣的奥斯曼军队等联合起来，在城市居民中保持影响力。不仅如此，他们还捐赠宗教财产和保护参拜教徒，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另一方面，阿泽姆家族鼎盛时期的族长也被政府处刑。阿扬依赖于帝国官职，其命运还是逃不脱政府掌握。

18世纪，基督教商人在巴尔干各地通过与欧洲人的贸易等，壮大了经济实力。在此背景下，被称为库内兹、克贾巴什或切尔巴杰的基督教地方领袖作为阿扬逐渐兴起。但是，各类阿扬之间相互竞争、彼此消耗，一部分很快被消灭淘汰了。最终，拥有大量包税权和担任政府官职的伊斯兰教徒的阿扬家族势力增强。因为政府使用他们的军事力量，而这大多时候带来更大的势力。在19世纪初，爱奥尼亚的塔帕雷奈·阿里·帕夏、维丁的帕斯万特沃家族，以及以鲁塞为据点的阿雷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也在此之中登上了历史舞台，一跃成为帝国政治舞台的主角。

对阿扬的制约

帝国政府面对阿扬的崛起，态度和政策都是复杂的。自17世纪初帝国开始利用非正规兵以来，利用臣民出身的军人已成为一种传统，但如“劝诫书”一类的作品中所示，那被认为是违背国家秩序的做法。不过，由于没有其他选择，政府不得不授予势力强大的阿扬以官职，以期逐渐掌控和利用他们。这种利用自17世纪末开始，到18世纪则更为明显。

但是，到了18世纪60年代，政府开始更加明确地统管阿扬。阿扬的官职由大宰相任命，对于不服从命令的阿扬，政府采取处死、没收财产等政策。不仅如此，政府还使其相互竞争、讨伐一个阿扬的时候让另外的阿扬派遣军队等，使其对立。长此以往，只有势力强大的阿扬才幸存下来。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若没有阿扬军队的支持，已经无法发动对外战争，这也导致阿扬很难在根本上被削弱。1787年的第六次俄土战争，可以说就是在以西安纳托利亚的卡拉奥斯曼奥格鲁、中央安纳托利亚的契邦奥尔、东北安纳托利亚的贾尼克里三大阿扬家族为首的私家军队的支持下才得以进行的。

就像阿扬对政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样，对地方社会来说，阿扬实行的地方统治也是利益与风险并存。阿扬的对抗使得地方社会荒废，通过借贷而背上债务的农民和市民也非常多。另一方面，很多阿扬在当地建设清真寺和学校，捐建市场和驿站，还富于民。虽然，其动机中也包含了逃避政府没收财产的方面，但是无疑也对地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虽然在中央官僚看来，阿扬只是无知、粗野的农夫，但实际上，阿扬们的行动也是常常审时度势的适当行为。经过淘汰，有实力的阿扬得到了近似于地方政权的权力，拥有各个方面的情报源。通过这些情报，他们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与政府对抗。其势力的壮大不仅仅体现在挤入统治阶层，也表现在他们在地方社会不断积蓄着足以与中央抗衡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