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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生产者的世界

历史大观园 帝国时代 2020-07-01 00:21:01 0


帝国的“普通人”

本章暂时停一下,看一下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本章前半部分基于职业和宗教来简要勾勒社会状况,后半部分则选取女性与诗人两个特殊群体。作为前提,这里要说一下职业和宗教派别在奥斯曼帝国社会中的重要性。

奥斯曼帝国的理念是一种两分法,即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后者缴纳税收,前者统治这个国家。被统治者叫作“拉伊亚”,意思是“羊群”,由此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帝国社会的等级思想。只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并没有固化为士农工商四个身份等级。基本上来看,区别只是由职业造成,并非基于出身。但是,国家无疑希望尽量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固定化,以使社会维持安定。

女性在家族中从属于父权或夫权。由于女性原本就不被视为独立的生产者,因此除寡妇户(没有男性劳动力的农民家庭)外,女性不是课税的对象,自然也没有纳入国家统治的视野。

国家根据这种单纯的两分法确定税收体系。今天所说的历史上的被统治阶级,多数是统治者视野中的被统治阶级,也就是纳税人。征税体系内部,分成根据职业的征税系统和根据宗教信仰的征税系统。

征税体系是社会现实的反应,同时根据其使用的状况,可起到调整或者稳定社会现实的作用。比如,奥斯曼帝国持续推进游牧民定居的政策,其中把尚未定居的游牧民视为农民加以课税,使得他们的职业完全从牧业转向农业。从职业角度说,奥斯曼帝国的纳税者分为农民、游牧民和城市工商业者。

同样,宗教信仰也与纳税直接挂钩,绝非可以忽视的小差别。这一点主要是取决于纳税人是否为伊斯兰教徒。不过,出于征税的实践必要,非伊斯兰教徒也会被按照宗教派别分类。

作为纳税者的农民

奥斯曼帝国的被统治者大多数是农民。如前所述,多数农民被长期置于军事采邑制度之下,向在乡骑士缴税。农民要支付的税种及税率,是在久远的习惯法基础上,按照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原则逐渐确定下来的。因此奥斯曼化的进程推进缓慢,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急剧变化。另外,由于奥斯曼帝国对征税的在乡骑士有严格的监督,所以,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帝国的统治很稳固。

上述特点在巴尔干地区尤为显著。在乡骑士的权利以及对权利的限制,在地方法令中有明文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信奉基督教的骑士逐渐奥斯曼化。围绕着征税,农民和骑士之间当然会屡屡发生矛盾。就争执的双方而言,与作为军人的骑士相比,农民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但他们却经常向地方法庭提出诉讼,成功地确保了自己的权利。

与将征税权集中于在乡骑士的巴尔干地区相比,在安纳托利亚的中东部,还存在着许多奥斯曼以前的旧领主(特别是部族的统治阶层和苏菲派教团)保留一定权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上缴的税收,由新任命的在乡骑士、国家派遣的征税官和旧领主共同分配。对农民来说,只不过是税收的去向略有不同,其缴税的义务及相应的权利并未改变。

根据苏丹法规定,农民对宅地及周围的菜田有所有权,对耕地只享有使用权。因为耕地最终的所有权(拉卡贝)属于苏丹。使用权由父传子,可以世袭。农民使用土地需缴纳“土地税”(雷斯米·契夫特),出产的作物还要缴纳“什一税”。虽然名为“什一税”,其实作物的税率在各地不尽相同,很多情况下达到了20%。另外,政府还要征收结婚税、赋役等杂税。正如第五章所述,阿巴鲁兹这种临时税,在17世纪以后就常态化了。

耕地的使用权,习惯上只由儿子继承。但是16世纪末以后,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女儿也可以继承耕地的使用权。

农业生产

奥斯曼帝国“本土”(即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主要作物是秋小麦和大麦。这里也种植杂粮和谷类,但并非农作物的主要部分。巴尔干中央部分的低地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是稻米的主要产地。帝国各地区的共同特征是,除农业种植外,也广泛饲养家畜。家畜以羊为主,在多瑙河流域,猪的养殖也很普遍。多数地区酿造葡萄酒等酒类,而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由小家族组成的农户,在两头牛可以耕种的最大面积的土地上耕种,使用牛犁地。这是农业的基本形式。这个最大面积在土耳其语里成为“契夫托里希”。它是蒂玛尔制下征税的单位。这时虽然也使用水车进行小规模灌溉,但农业生产多数依靠自然降水。

这种农业形态,在征税制度由蒂玛尔制向包税制转变的过程中也没有大的改变。但是,17世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多次爆发杰拉里叛乱的时候,各地频繁发生农民逃散、村落荒芜的情况。因为在人口密度低的安纳托利亚,他们依然可以选择集体迁往别处,或者进入山林过游牧生活。17世纪初的这种混乱到了中期才恢复过来。所辖农民大规模逃亡的时候,在乡骑士在地方法庭登记,根据法规,他们有权在十年或二十年内把农民强行带回。但是,缴纳“弃农税”的农民能够合法地离开村落。

生产力恢复后的17世纪,各地生产出了许多特产,比如瓦拉几亚的水果、叙利亚地区和阿达纳的棉花、马其顿地区的烟草等。为了买卖这些特产,各个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易也发展起来了。

奥斯曼帝国——生产者的世界

农民

 牛是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农业的重要劳动力。除耕作外,牛也被用于向市场搬运农作物。17世纪后期,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

农民通过在附近的地方城市出售谷物和上述商品作物来获得现金收入。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农村,负有以货币缴纳税收的义务,因此常常处于商品经济之中。有很多农民因借贷而丧失土地使用权。这种现象在18世纪日益明显,正如第七章所述,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大土地所有者。

游牧民

奥斯曼帝国被误认为是“突厥系游牧民的国家”。事实上,政府的游牧民政策是尽可能让他们定居。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征服东安纳托利亚,将大量游牧民人口纳入帝国支配之下。和对待农民一样,帝国政府对游牧民也是在他们的冬季营地实施征税调查,登记每名牧民的名字和羊的数量。这样,作为部族单位的游牧民被分散为“个体”,有利于国家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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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游牧民征税调查的底账

 这是拥有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夏营地、阿勒颇的冬营地的阿勒颇游牧民之中,关于贝伊蒂里部族的底账的一部分。在这个图例中,最上部记录了集团名,二至四段记录了十三户游牧民的家长名和羊的数量,在最后记录了户数的总和以及集团所需缴纳的税额。通常来说,一个游牧集团大多有百户以上。通过这样的调查,政府可以掌握各个游牧集团的构成以及纳税额

从16世纪初的调查来看,游牧民最多的是中央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但其人口也没有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很多游牧集团在冬营地经营农业,逐渐走向定居生活。

但是,游牧民提供的食用羊肉、运输工具骆驼,还有绒毯等手工艺品,都是帝国的重要产品。在帝国的经济生活中,游牧民属于重要生产者的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有八千左右有名称的游牧部族。

巴尔干也分布着许多从安纳托利亚移民来的突厥系游牧民。他们在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中是预备役兵员,作为补偿则享有免税特权。而且,巴尔干山地的基督教牧民也有免税特权,负责维持治安等。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山区的库尔德族游牧民,政府更多的是授予族长世袭统治权,但要求其在防御边境、参与远征上承担义务。游牧民是部族组织的细胞,奥斯曼帝国的方针是用免税等特权加以怀柔,使其在战时为军事目的服务。

商人和手工业者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都市则是商人、手工业者的世界。他们的活动由被称为“esnaf”的基尔特组织统归到一起。奥斯曼帝国的基尔特起源于帝国成立以前各地松散的工商业组织。这些松散的组织编成基尔特以后,政府为了征税,将其登记在案,在正式的文书中确定其为固定的纳税单位。不过,作为基尔特雏形的工商业者组织,由于行业和所在地不同而各具特色,因此基尔特也保持着多样化。

唯一共同的是,政府任命基尔特的责任人,把征税以及统筹生产活动的事宜委托给他。基尔特负责人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被称作“kethüdā”,在阿拉伯地区被称作“sheykh”。不过,只看征税功能这一方面,基尔特的责任人和包税人并无区别,因此17世纪以后,在伊斯坦布尔的主要产业中,也出现了政府任命常备军骑兵担任基尔特负责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基尔特实质的代表是被称作“伊伊托巴什”的内部成员。不过,基尔特负责人的职位由非基尔特成员担任的情况究竟普遍到何种程度还不明确。

基尔特的功能是在同行中平等分配原料和商品,管理质量、规格及价格。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持平等很难说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工商业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适度限制店铺和店铺经营者的数量,维护既有权利也是基尔特的重要职能,可是,这并没有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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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市场风光

 在保留拜占庭时代纪念柱的广场上,商人在卖蔬菜和鲜花。购买东西的客人里面,还看得到女性的身影。17世纪,科雷尔博物馆(威尼斯)藏

基尔特和宗教的关系也很复杂。普遍认为这种关系的实际状态多样,不同行业的差别也很大。例如,各地的皮革加工基尔特,和吸收第一章提到的“阿基”的神秘主义教团有关联,保留着带有浓重伊斯兰色彩的传统仪式。另一方面,在城镇里,也有很多基尔特是由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商人和手艺人混同在一起。政府控制基尔特的目的是征税,所以并不重视各类基尔特的差异和它们的内部结构。基尔特供奉职业守护神的习惯,也表明它继承了乡间社会的各种传统。

奥斯曼帝国商品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商品价格由城镇的地方法官按季节公布。地方法官要与各基尔特长商议之后才能定价,他们还要派下级的市场管理员监督买卖情况和城镇的风纪。地方法官承担的这些杂务属于政府基层行政机关工作的一部分。

地方法官负责监督买卖是否公平、价格是否合理,与其说是帝国政府在扶植产业,不如说是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帝国的商品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只要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商品,即使来自其他城镇或是外国,政府也不会阻止其进入市场。这是和重商主义相反的政策。大概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宫廷是最大的消费者吧。因此,基尔特的工商业者随时面临着和来自其他城市的产品及外国商品的竞争。在此之中,17世纪,帝国境内出现了多种可以作为地方特产的具有竞争力的手工业制品。

都市的发展

在安纳托利亚,16世纪,越来越多的城镇开设了市场,农民和游牧民可以自由出售农产品与畜牧产品。政府在这些城镇修建了清真寺,为征税和司法业务派遣了地方法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县级行政单位。经过16世纪的发展,在帝国各地的城镇,以农产品和畜牧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也一派繁荣景象。为交换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城镇之间的交通网络逐渐完善,并且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经济中心。在17世纪,大城市的数量急剧增加。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诞生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制品,在市场上颇具竞争力。

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相比,巴尔干各地的情况则仍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不过产生同样变化的可能性非常大。受杰拉里暴乱影响,在17世纪前半期,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陷入混乱。相比之下,巴尔干地区比较稳定。所以,巴尔干地区的商业和城市也都呈良好的发展势头。例如,就像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的毛织品(阿巴)一样,这里也出现了远销全国的产品。有学者曾依据17世纪帝国基督教徒人口减少的事实提出了“巴尔干经济衰退说”,但近年来,对该数据不同的解释的研究也有不少。至少,巴尔干的“全面衰退”并未出现。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城市呈现了新的面貌。雅典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快。从伊斯坦布尔前往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杜布罗夫尼克的交通要道上,萨拉热窝不仅发展为经济中心,还成为巴尔干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

从16世纪至18世纪,阿拉伯地区的城市经济也显著发展。同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相比,这一地区原本的中心城市就很多,发展模式是既有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初步估算,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三百年中,城市人口大约增长了40%。这显然和帝国内部的安定与和平有关系。

游走各地的大商贾

在奥斯曼帝国,有加入基尔特从事买卖交易的一般商人,还有从苏丹那里得到特许,可以进行远距离贸易的大商人。和基尔特商人一样,这些富商也由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组成。他们通过外汇交易或组织产业链的方式从事大宗买卖。

得到特许的大商人也承担着伊斯坦布尔的粮食供应。他们从黑海西岸运来谷物,从西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运来水果和蔬菜,从巴尔干运来羊。伊斯坦布尔使用的木材等则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黑海沿岸。埃及的米也供伊斯坦布尔宫廷御用。整个帝国之中,供应首都的纵向商业流通和帝国各地土特产交易的横向商业网络交汇发展。

承担奥斯曼帝国大规模贸易的特许商人,在17世纪以后频繁使用所有权属于欧洲商人的货船,构筑了联结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帝国境内的贸易路线。17世纪东地中海的贸易一点也未受到帝国的束缚。欧洲产的毛织物沿着这条运输线路,被运往帝国各地。不过,欧洲的产品在这一地区享有很高竞争力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17世纪,欧洲商人和欧洲产品确实增多了。作为欧洲商人贸易伙伴的基督教徒,特别是希腊正教徒中的大商人开始崛起。他们的实力很快超过一直在帝国贸易中占优势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大商人,成为远途贸易的主导者。他们超越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远涉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中欧,还把生意做到了俄国。18世纪,这些大商人也拥有了政治影响力,第八章将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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