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宗教共同体

历史大观园帝国时代 2020-07-01 00:21:04 0

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的差别

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是按照宗教派别分成社区生活的。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的纳税义务不同，对国家而言，这种差别很重要。

对非伊斯兰教徒的待遇，伊斯兰法有详细规定，具体做法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以前就是成体系的，奥斯曼帝国只不过是沿袭各项规定而已。原则上，缴纳人头税，接受伊斯兰统治的有经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信仰的自由都能得到保障。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非伊斯兰教徒，毫无疑问都属于有经人，完全适用前项原则。

这项原则同样要求国家做到按照伊斯兰法对非伊斯兰教徒给予正当的“区别对待”。基督教人口很多的奥斯曼帝国，为实现此项目标耗费人力、物力。本书以伊斯班奇税为例加以说明。

按照《伊斯兰百科事典》（新版，博睿社）的说明，伊斯班奇税是非伊斯兰教徒缴纳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但这一解释语焉不详，令人费解。实际上，伊斯班奇税由巴尔干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前向封建领主缴纳的赋役税和人头税转化而来。奥斯曼帝国将这个税种纳入税制，是对统治原则的一种调和。

比如，在东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北伊拉克，非伊斯兰教徒缴纳的伊斯班奇税是二十五银币的定额，加上按照伊斯兰法规定的人头税，就比这些地方的伊斯兰教徒缴纳的土地税五十银币略高。在这里，伊斯班奇税可以被解释为低额的土地税。按照伊斯兰法必须向非伊斯兰教徒收缴人头税的政府，用伊斯班奇这个税种，使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的纳税额不致差距太大。奥斯曼帝国各地的税制多元，不过这个事例表明，帝国政府既遵守伊斯兰法的原则，又灵活地追求统治的实效性。

奥斯曼帝国——宗教共同体

巴尔干地区的伊斯兰化

　本图表示的是1525年前后的教徒分布。阿尔巴尼亚地区的改宗在17、18世纪进行

16世纪中叶后，经过艾布斯托等人的努力，旧有的税收制度伊斯兰化，符合伊斯兰法的解释。许多事例表明，对伊斯兰教徒有利的税收体系逐渐有了明文规定。非伊斯兰教徒被正当地“不平等”对待了。

除税种的差异之外，非伊斯兰教徒不能成为有免税特权的统治阶层。14世纪至16世纪，按德米舍梅制度征用适龄少年是一种让他们晋升为统治者的方法，不过，这并不受基督教徒农民的欢迎。不过，很早就有人指出，加入统治阶层获得免税特权是很多人的愿望，这种对非伊斯兰教徒的限制推动了伊斯兰教在巴尔干的扩展。如果自发改宗信伊斯兰教，上奏伊斯坦布尔，就可以获得称作上衣布料费（齐斯拜）的改宗奖励。

巴尔干农民基于各种理由的改宗，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结果，尽管是呈斑块状分布，但伊斯兰教徒已占总人口的20%。改宗多的地方包括波斯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方。像在阿尔巴尼亚，大部分人口成了伊斯兰教徒。巴尔干地区改宗的浪潮在奥斯曼帝国迎来转机的18世纪中叶停止。

基督教徒与教会

奥斯曼帝国的非伊斯兰教徒由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构成。帝国政府采取类似控制基尔特组织的办法统治非伊斯兰教徒，即正式任命既有集团的领袖，赋予其在都市中收取人头税的重任，保证其集团内部的自治。所谓既有组织，对基督教来说是教会。不过，希腊正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的组织覆盖帝国全境，成为“统一的教会”是18世纪的事情。第八章将展开详细论述。

15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方法是在能够征税的范围内任命责任者。15世纪中叶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设立希腊正教会总主教和亚美尼亚总主教，任命其为帝国该教派的最高领袖，负责在管区内征税。征税以外的事务，政府再另行任命。不过，认为15世纪以来帝国全境的希腊正教领袖是伊斯坦布尔的总主教的看法只是后世的臆测。实际上，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允许佩奇的塞尔维亚正教会独立，实行了与后来总主教的主张相矛盾的政策。

在奥斯曼帝国生活的基督教徒，教会组织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连普通生活都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在农村，不同宗教派别的信徒很少杂居在一起，但在城市里，以教会为中心的共同体生活有特殊的意义。教会的功能是宣传信仰和主持仪式，并用自己的法律处理教会共同体内部的事务，进行审判等。同时，它还负责征税并向政府上交税款。这种和教会组织辖区重叠的宗教共同体，拥有很强的自治功能。

基督教徒虽说服从于教会内部的法律，但帝国的统治者还是认为那也是在伊斯兰法之下的吧。因此，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纠纷，就在地方法庭用伊斯兰法裁决。另外，有些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纠纷也能在地方法庭用伊斯兰法裁决。特别是与契约和买卖相关的案件，好像常常利用法律体系完备的伊斯兰法法庭。

犹太教徒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是奥斯曼帝国犹太教徒的黄金时代。从欧洲移民来的犹太教徒，利用此前建立的金融网络在帝国大显身手。

大规模的教徒移民是在15世纪末由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引发的。1492年在西班牙被流放、1497年在葡萄牙被流放的犹太教徒、在16世纪中叶暂时改宗基督教的犹太教徒，都被奥斯曼帝国接纳。这些人定居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以塞萨洛尼基为主的各个城市。他们中有很多商人和工匠，颇受当地欢迎。这些人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使用犹太西班牙语（拉迪诺语）。

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和匈牙利受到严重迫害的犹太教徒，纷纷向逃往奥斯曼帝国。这部分人被称为东欧犹太人（Ashkenazim）。加之奥斯曼帝国境内也有土生土长的希腊犹太人（Romaniotes），因此，犹太教徒的构成很复杂。

奥斯曼帝国在犹太教徒中任命管理者，以缴纳人头税为条件承认他们共同体的自治。这与上文对基督教的政策相同。但是犹太教会与基督教会不同，内部没有等级式的构造。如前所述，他们由于出生地和现居住地不同而分成更小的共同体。因此，政府也以此为基础任命征税负责人。在犹太教徒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塞萨洛尼基，犹太人社区分成二十七处。

在第一代移民中也有取得苏丹信任而大显身手的人。其中，游历了葡萄牙、比利时，在1553年前后来到伊斯坦布尔的约瑟夫·纳吉，靠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参与帝国的内政外交，还获得了征收博斯普鲁斯海峡红酒关税的权利等，积蓄了大额财富，名噪一时。此后的犹太教商人继续维持着与奥斯曼宫廷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

不过，随着世代交替，帝国与欧洲金融市场的直接联系出现断裂，犹太教大商人也失去了活力。17世纪以后，竞争对手希腊正教商人和亚美尼亚商人夺走了市场主导权。但是如后文所讲，在与征税承包相关的金融部门，犹太教徒的货币兑换商仍占很大比重。虽说如此，这些兑换商或大商人不过是犹太教徒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犹太商人都加入了工商业的基尔特。在都市下层的劳动者中，也有很多犹太教徒的身影。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教徒受到所在地社会，也就是伊斯兰社会的影响，在文化生活方面渐渐被同化。另一方面，都市社会文化也吸收了犹太教文化。比如在被称为“卡拉戈兹”（karag?z）的皮影戏或称为“奥塔奥因”（Orta oyun）的戏剧里的演员多数是犹太教徒。

在奥斯曼帝国陷入混乱的17世纪中叶，在西安纳托利亚从伊兹米特扩散开的沙巴泰·泽维运动，也是犹太教徒对帝国产生影响的例证。他自称弥赛亚（救世主），宣称要拯救信众。不久运动便超越了奥斯曼帝国，蔓延到东欧和德意志的犹太教徒中。这项运动随着倡导者向伊斯兰教的改宗而宣告结束，但据说运动中的一派以秘密结社的形式仍然存续。

伊斯兰教徒

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徒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奥斯曼社会看上去就是伊斯兰社会。比如伊斯兰法、以伊斯兰法为原则的政治统治、由伊斯兰教衍生出的习惯和禁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伊斯兰历法等。城市中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属于欧莱玛阶层的地方法官负责处理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宜。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等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圣地不断被修复与扩充，特别是麦加、麦地那两处圣地和朝圣之路，由大规模宗教捐赠的财富加以保护。

在这种环境中的普通伊斯兰教徒，在个人层面，其生活究竟和伊斯兰教有怎样的关系呢？

多数伊斯兰教徒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街区生活，因为清真寺是日常生活的中心之一。清真寺的伊玛目是地方法官统辖的都市行政最末端的欧莱玛，除了指导日常的礼拜，还主持婚丧嫁娶的仪式。街区的住民经常向清真寺进行小规模的捐赠，以维持其运转。比如，为请伊玛目为自己诵读《古兰经》而贡献“香火钱”。街区的规模和人口密集度因地域和城市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不过，伊斯兰教徒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清真寺。

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地区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以宗教设施为中心的街区，成为城市的一个分区。因为是以宗教设施为中心，所以街区有一种由同一宗教信徒构成的倾向，不过这种分布主要还是出于生活的便利，并不像今人想象得那么严密。实际上，在有清真寺的街区，也居住着相当多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若从城市全局着眼，不夸张地说，富裕阶层的大额度捐赠支撑着市民生活。以萨拉热窝为例，17世纪后半期访问此地的旅行家艾弗里亚·切勒比做出了如下统计：

整个城市由104个街区构成，其中，基督教街区10个，犹太教街区2个。城市里有77座大清真寺、100座小清真寺、许多麦德莱赛、180所学校、47处神秘主义教团的修道场、7处公共食堂、400处以上的供水设施、700口井、176部水车^◎、5家土耳其风格的浴池^◎、3处商队专用旅社^◎、23处市区内的商队专用旅社^◎、108处店铺^◎、1处高级品市场（Bedesten）^◎、7座桥、1处犹太教堂、1处塞尔维亚正教教堂、1处天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