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战云再起



第二次包围维也纳

本章我们继续第五章的内容。时间是17世纪末。在黑海西北岸，奥斯曼帝国与波兰、俄国的战争在1683年告一段落。次年，大宰相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发动了对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这是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疆土达到极限之后不久的事情。作为寇普洛鲁家族的一员被抚养长大，后来也是这个家族的女婿，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并不像很多人那样，意识到了军事征服是有界限的。或许他是从自身的功名心出发，带领着苏丹穆罕默德四世远征，企图征服维也纳。

这次包围战奥斯曼军队占优势，就在马上要攻陷城池的时候，波兰的援军从背后袭来，导致形势发生逆转，卡拉·穆斯塔法的军队损失惨重，被迫撤军。这场失败是偶然还是必然尚有争论，但看法一致的是，较之跨越边界的远征维也纳的失败，随后持续不断的战争对奥斯曼帝国的打击更为深重。因为维也纳包围战虽说以惨败告终，但毕竟是由奥斯曼帝国发起的，而此后的战争则多为被动的局面。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军事体制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卡尔洛夫奇条约》

欧洲国家在维也纳取得胜利，奥地利、波兰、威尼斯结成大同盟。同盟军在1686年攻占了匈牙利的中心城市布达；1688年，夺取了多瑙河畔的要塞贝尔格莱德（1690年又被奥斯曼帝国夺回）。在爱琴海附近，威尼斯攻占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奥斯曼军队1697年在北塞尔维亚的森塔地区被萨伏伊大公欧根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击败。持续了十六年的匈牙利争夺战以奥斯曼帝国的失败而告终，双方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

依据条约，奥斯曼帝国承认丧失了匈牙利。这样，从16世纪初开始持续了一百五十年的对匈牙利的统治宣告结束。在一个半世纪里处于奥斯曼帝国属国地位的特兰西瓦尼亚划归奥地利统治，连接匈牙利和亚得里亚海的斯洛文尼亚地区（东克罗地亚）划归奥地利；达尔马提亚（西克罗地亚）割让给威尼斯。结果，巴尔干西部的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成为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缓冲带”。在谈判过程中，加入同盟军的俄国，在1696年夺得亚速海（以克里米亚半岛与黑海相隔）。

根据《卡尔洛夫奇条约》奥斯曼帝国丧失的领土

《卡尔洛夫奇条约》使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尝到疆域缩小的苦果。不过，帝国在进入18世纪以后再次征服上述部分地区，所以，上层不认为这次失败意味着最终的领土丧失。问题被归结于大宰相和其他司令官的失败，或者归因于苏丹的领导能力不够，使国内实力派军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这段时间，实力派军人政治家率领的奥斯曼军队越来越像杂牌军。在18世纪初期的远征军中，苏丹的常备军只占五分之一。余下的是非正规军和实力派军人的私人武装。到17世纪中叶，在帝国境内负责守卫要塞的军队，只有十分之一是耶尼切里军团，余下的都是享有免税特权的、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本地非正规军。在哈布斯堡家族强大的攻势面前，很难保证这些基督徒军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后文还将谈到，耶尼切里军团首先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体制走向了歧途。

倡导军事改革的领导人还未登上历史舞台。17世纪后半期，在苏丹宝座上的穆罕默德四世酷爱狩猎，号称“猎人”。他在位近四十年，几乎全在靠近猎场的埃迪尔内度过。随后的几任苏丹也都仿效他，待在埃迪尔内。和苏丹的行动保持同步，政府机构还有后宫也都迁往那里，使伊斯坦布尔的市民失去了服务宫廷需求的商业机会，市民极为不满。或许对那些已经流散在城市中的耶尼切里军团与市民阶级的融合产生的畏惧，正是苏丹滞留埃迪尔内的真正原因。正如他所畏惧的那样，穆罕默德四世在1678年由于耶尼切里军团的暴动而被迫退位。

战云下的财税改革

这场战争进行了十六年，正和一个世纪以前与哈布斯堡家族的长期战争成为奥斯曼帝国征税体制改革的契机一样，由文官主导的许多重要的制度改革和实施也在此期间进行。这些在失败的阴影中并不引人瞩目，但和遥远的多瑙河对岸的战火相比，这次财税改革对18世纪奥斯曼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

第一，一个世纪以来，深深影响着奥斯曼社会的包税制在1695年发生变化，政府引入了终身契约的原则。如前所述，包税制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可以说，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群体以包税制为纽带结成特殊的利益集团。

新的终身契约的方法是，包税人在契约签订的时候要事先支付高额资金，随后每年支付定额的税金。这种方法的引入，导致了契约者类型发生了变化。有经济实力的军人政治家和实力派欧莱玛通过竞争取得了多数的包税权，作为竞争标的的税源的种类也迅速增加。这种制度期待征税权的购买者为保证长期增加税额，而采取措施保护和开发农村。

第二，1691年，苏丹颁布敕令，改变了对基督教农民的人头税收取方法，即取消了按惯例以村等为单位集体征税、征收总额的方法。新的方法针对具体人口逐一收税，纳税后颁发凭证，防止了征收人头税过程中的盘剥行为。这是针对战争导致国境地带人口锐减的状况制定的政策，也因此，政府还免除了酒税等税种。改革者意识到在巴尔干进行的战争中，确保当地的农民基督教徒对帝国的忠诚十分必要。这种政策也延伸为18世纪对希腊正教会的特别保护。

只是，个人课税原则使一直享有免税特权的希腊正教的神职人员也不得不纳税，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神职人员以“纳税”违反伊斯兰法向苏丹提起诉讼。这表明，他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被伊斯兰法统治的世界里。

第三，1690年，新的银币“库鲁”投入市场。重25.6克、含银16克的大型硬币取代了帝国境内流通的各种外国货币，起到了奥斯曼市场基本货币的作用。直到18世纪60年代，它都极好地稳定了货币秩序。

第四，整备行政机构。17世纪中叶，大宰相的办公地点从苏丹宫廷独立出来，到18世纪，已发展为除财政管理之外的完善的大型行政组织。这样，大宰相府成为事实上的奥斯曼政府。15世纪以来，被称作“御前会议事务局”的文书行政部门，后来也由宫廷转移到大宰相府中。在彻底奉行照章办事的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地方的联系、苏丹与大宰相之间的国事磋商，都用有固定格式的文书进行。

这样，御前会议事务局的负责人（雷修库克塔尔）的职责，在18世纪以后转向外交领域。其契机是1699年签订的《卡尔洛夫奇条约》是由担任这一职务的拉米·穆罕默德负责交涉。他很快晋升为大宰相。负责财务的财务长官府的业务范围也在扩大，其重要性也有所提升。

这些变革是和战争同步的。变革的结果使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有所改善，在1720年消灭了赤字。

18世纪前半期的战争

就如文官拉米·穆罕默德就任大宰相所显示的，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核心权力由主战派向主和派转移、由武官向文官转移。受这种变化的影响，从《卡尔洛夫奇条约》签订直到1768年与俄国开启战端，七十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一直避免对外开战。因为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了。

但是，只要对手存在，战争就不可能简单地避免。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也有大的战果。例如，1711年，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北岸的普鲁特河附近击败俄国，夺回了1700年割让的亚速海。此外，帝国还从威尼斯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1719），确保了爱琴海的制海权。但是，1717年至1718年，与奥地利的战争失败了。依据《帕萨洛维茨条约》，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匈牙利南部和贝尔格莱德及周边地区。结果，贝尔格莱德一度成为匈牙利占领下的塞尔维亚的首都。但是，奥斯曼帝国在1737年开始的战争中夺回了贝尔格莱德，依据1739年的《贝尔格莱德条约》，恢复了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

大宰相府的门

　在奥斯曼帝国，以前大宰相府等高官的宅邸都兼作办公室，随着官员职位的变动，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也经常移动。但是，17世纪中叶开始，大宰相的住所设在托普卡帕宫相邻的一侧，而且固定下来。“八部·阿里”（土耳其语“大门”的音译，英文正式译名为Sublime Porte）既指这座大门，同时也指奥斯曼政府。笔者摄

另一方面，在帝国东线，和波斯的战争依然时断时续。因为进入18世纪以后，萨法维王朝走向衰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分别入侵了波斯的北部和西部。但是，阿富汗裔的波斯新统治者纳迪尔·沙组织了反击，结果双方陷入更为持久的战争（1724—1746）。

如果把进攻波斯作为例外，上述战争都是防御性的，而且，战争结果有进有退。奥斯曼帝国政府竭尽全力，才能确保兵员和财源，每次战争都不受欢迎。

耶尼切里军团的废弛

在这种厌战氛围的背后，必须要提到的是，就连奥斯曼帝国的王牌部队耶尼切里军团也对战争持消极态度。诚如第五章所说，在城市中从事商业活动或其他加工业的耶尼切里，好战性格和斗争精神已经消磨殆尽，逐渐失去作为接受训练的常备军的资格。因此他们摆出各种理由，抗拒出兵的命令。对于既无法进行改革，又无法用新军取而代之的中央政府，特别是官僚机构，对战争的消极态度更可想而知。

耶尼切里军团的具体数字不明。因为死者和丧失战斗能力的伤者的名字还保留在耶尼切里的名簿上，其空饷成为政府高官和耶尼切里司令官的灰色收入。1740年政府允许公开买卖耶尼切里的编制（买家享受相应的军饷、特权和其他待遇）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结果，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耶尼切里军团的实际人数是四万，而编制却有四十万。购买者主要是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耶尼切里和市民阶层一体化程度更加紧密了。

帝国的暮年

奥斯曼社会弥漫着厌战情绪，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则是在当时知识阶层普遍信奉的一种观点：国家也像人一样，经过诞生、发育、成熟，最后走向衰老期。17世纪的著名学者卡蒂普·切勒比在其著作中称帝国已入衰朽之年。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4世纪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这部著作已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并被广泛传阅。奥斯曼帝国步入暮年这一自我认识，作为认可17世纪末以来“不顺利的战争”的一种理论，而被广泛接受。

这种认识在诗歌中也有所体现，17世纪至18世纪活跃在文坛的诗人纳比写道：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

悲喜交加，岁月蹉跎

功名如苦酒，穿透我心房

虚名不可依，破碎如尘泥

?

长太息，哀人生之苦短

世外桃源之乐，转瞬即逝

奔波劳碌之痛，挥之不去

?

雄姿英发之人，走向穷途末路

诗礼簪缨之族，终日惶惶不安

今日走斝传觞

明朝破钵随缘

?

纳比欢宴后醉书

醉乎？醒乎？

?

纳比是在宫廷中很受欢迎的诗人。对现世的无常感是奥斯曼诗歌的常见主题。纳比捕捉到了时代的哀伤，巧妙地展现出来。

埃迪尔内事件

帝国社会的厌战情绪，使市民心中生出一种保守主义，其标志是1703年的埃迪尔内事件。接到出兵格鲁吉亚命令的部分军人由于没有领到足额军饷，发起了叛乱。耶尼切里军团、政治家的私人雇佣军、欧莱玛和基尔特成员纷纷加入，要求躲避在埃迪尔内的苏丹穆斯塔法二世退位、处罚掌握实权的伊斯兰教长老费兹勒。最初，叛乱军队采取的是派代表去埃迪尔内控诉费兹勒的和平方式。继而，耶尼切里军团和驻扎在埃迪尔内的苏丹军队处于全面对峙状态，结果，苏丹接受了叛军的所有要求，宣布退位。

作为众矢之的的费兹勒不久就被杀了。诸多史料记载着他任人唯亲、不当敛财的恶行。虽然位居欧莱玛机构的最高层，但是在坊间也流传着对他“反伊斯兰教”的指责。这次叛乱的真实的目的是经济的、世俗的，“大众”在表面上高举“伊斯兰教的正义”旗帜的时候，任何人都很难压制他们。叛乱中，被视为卡多扎迪派的激进主义下级欧莱玛起了骨干作用。

穆斯塔法二世的后继者是艾哈迈德三世，他将正在修建的埃迪尔内王宫拆除，还都伊斯坦布尔，以应对叛乱者的要求。穆斯塔法二世最后的大宰相拉米·穆罕默德·帕夏在事件中倒台，表明文官出身者主导政治的时代还未到来。

1703年由军人发起的暴动中，城市工商业者和下级欧莱玛纷纷加入。在这一点上，它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他们只是要求苏丹退位、处罚责任者，并未提出具体的政策。各种政治力量没有继续团结在一起，新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即位以后，很快下令处死了叛乱者的核心人物：耶尼切里军队的司令官及卡多扎迪派的一些欧莱玛。不过，18世纪的苏丹和中央政府对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可视为埃迪尔内事件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