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界限二：统治正当性的动摇

奥斯曼统治的正当性

奥斯曼帝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其统治众多臣民的理由，即统治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一直视自己为伊斯兰教义和政治原则的实践者。这意味着他们把伊斯兰法体系作为国家的基础，特别是运用伊斯兰法的原则，统治非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徒的臣民由此承认帝国的苏丹是统治者，非伊斯兰教徒也能遵守伊斯兰法生活。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面临实际问题，向苏丹寻求正确的统治时，只能主张应该遵守法律即伊斯兰法下的自己的权利。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也就是接受这种统治架构的臣民。

这种统治架构被接受的背景是，臣民由此得到“安全保障”的现实以及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在经济上没有太大差距等。非伊斯兰教徒也有很多富人，穷人中也有伊斯兰教徒。在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都市中，大家都是奥斯曼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影响社会地位。

但是，18世纪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帝国与欧洲的通商关系进一步扩大，以希腊正教徒为核心的非伊斯兰教商人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如前所述，他们中有人脱离奥斯曼帝国臣民的身份而受欧洲列强的保护。原本机会均等的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差距由此拉大。经济上的差距逐渐导致两方之间出现集团性的对立。此外，只有伊斯兰教徒的农民能够受雇为非正规军开赴前线也强化了这种对立。

到了18世纪，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差别比以往更为明确，形式上的差别逐渐有了实质内容。不久，这种状况导致非伊斯兰教徒对奥斯曼帝国的归属意识逐渐淡薄。俄国和法国对东正教徒和新教徒的煽动等加剧了这一事态。 而且，正如后文分析，一部分希腊正教徒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使这个群体也在分化。很快，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开始具备各自的民族意识。由宗教差别最终发展为民族差别的差异，在19世纪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越来越明显。以塞尔维亚爆发的民族运动为开端，帝国的根基被动摇。

教会组织的改建

下面，我们从基督教徒身上具体考察上述状况。如前所述，奥斯曼帝国的非伊斯兰教徒，依据伊斯兰法，保留自己的信仰、教会和相应的法规。这样的架构对于教会组织也是有益的，因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地教会基于苏丹的承认而统辖管区内的信徒。

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教会，特别是推行组织化分级管理的希腊正教会，对辖区内教徒加强了管理。这是因为17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使他们感到危机感。17世纪开始的法国传教活动，使得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徒中承认罗马权威的东仪天主教徒（uniate）开始增多，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他们的力量迅速增强。在18世纪中期以前，从旧有的基督教各派中分离出的美路基特派教会（melkite，原安塔基亚管区的希腊正教会）、迦勒底派教会（原聂斯脱里派）、亚美尼亚天主教会（原亚美尼亚教会）等非法成立。奥斯曼政府支持旧的希腊正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禁止分离的派别成立教会，但是很难阻止在法国领事等庇护下的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在巴尔干各地，除受奥地利影响的波斯尼亚外，天主教的传播并没有进展。但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正教会的牧首对天主教的传播感觉到了危机感，向巴尔干全境和叙利亚等派遣了用希腊语主持宗教仪式的牧师，借此加强统合。此时，伊斯坦布尔的牧首对帝国全境的教徒有总的管辖权，这是15世纪以来一直受奥斯曼帝国承认和保证的。其根据是君士坦丁堡征服战后穆罕默德二世曾将正教会的总管辖权授予金纳迪乌斯（Gennadius）牧首这一逸闻。

基于这种主张，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中期建立了米勒特制度（以教派为基础分区管理，任命负责人的制度）。到当时为止，以多重教会组织为基础的希腊正教徒，就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重新分区管理。这一时期，仿效希腊正教会，亚美尼亚教会也在推进教会组织化。

抵制费内利奥特家族

希腊正教会大牧首的加强集权的目的是要实现正教希腊化。教会的希腊化引发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等地正教徒的强烈不满，进而诱发了希腊正教徒之间的裂痕。这也成为以塞尔维亚语或者保加利亚语为母语的希腊正教徒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的契机。于是，反希腊正教会的运动在18世纪后半期迅速扩展。

这场运动也指向了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希腊富商。希腊正教会为加强集权需要大量资金，但资金多数是总教会所在地伊斯坦布尔芬内尔（fener）区的希腊富商（芬内利奥特）捐赠的。教会和富裕的希腊富商各取所需，相互利用。

希腊的大商人从17世纪末开始与奥斯曼宫廷建立了密切联系，负责宫廷翻译和从黑海沿岸进口毛皮等的业务，获得了巨额利润。同时，他们把欧洲产品向巴尔干和俄国运输的业务取得成果，成为巴尔干通商路线的执牛耳者。如前所述，因为和宫廷的关系，他们得以和摩尔多瓦及瓦拉几亚保持密切联系，从1711年开始，他们通过向政府上缴特殊利润换取“公职”。反对这些希腊大商人的运动也在巴尔干地区扩展开来。

奥斯曼帝国优待和保护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正教会大牧首和亚美尼亚教会的大主教，目的是唤起希腊正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对帝国的认同与忠诚。结果，对“希腊人”的关照反而动摇了属于其他“民族”的希腊正教徒对帝国的忠诚。

在奥斯曼帝国，由于征税的需要，每个人所属的宗教派别极为重要，民族的差别反而不重要。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现实中也不会引起尖锐的矛盾。但是，这一时期，以非伊斯兰教徒为中心的各集团确定自己的民族名称。亚美尼亚教徒和犹太教徒，尽管母语有数个语言，但结成了亚美尼亚人、犹太人。而对于希腊正教徒来说，以地域和语言为基础分成了许多集团：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只不过，希腊正教徒中讲土耳其语的安纳托利亚人却未能成为“土耳其人”，因为安纳托利亚居住的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伊斯兰教徒后来“独占”了这一称呼。因此，这些讲土耳其语的希腊正教徒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地名卡拉曼命名，称自己为“卡拉曼人”，最终，这部分人在20世纪作为“希腊人”被强行迁往希腊。

保加利亚主教的自白

在此引用当时出生于保加利亚的主教索菲洛尼（本名Stojko Vladislavov）的自传。他是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布拉茨出身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他在1806年出版了自传（最早的保加利亚语出版物）。其中介绍了面临变革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保加利亚社会。

依据自传，索菲洛尼在少年时代离开故乡，在希腊语学校接受教育。父亲职业不明，但叔父贩卖家畜为业，父亲可能也是如此。父亲与叔父去世之后，索菲洛尼为继承遗产而在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之间奔波，因此其父辈应该是从保加利亚向伊斯坦布尔贩羊，从事大宗买卖。后来，他的儿子也成为贩卖家畜的商人。保加利亚是向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提供家畜的主要产地。考虑到索菲洛尼这样的家畜商是保加利亚的最富裕阶层，也可以知道其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希腊正教会牧首大教堂

　于17世纪初设在面向伊斯坦布尔金角湾的芬内尔。在当地居住的希腊系大商人芬内利奥特周边形成了独特的富裕贵族阶层，笔者摄

1762年，索菲洛尼二十三岁，他付给教区主教一百银币，取得了该村的神父一职，在那里，他教孩子们读写。进而，依主教的命令，担任当地的法官，但这似乎招致了很多人的怨恨。他把此后经历的灾难视为因担任法官的工作而遭受的神灵惩罚。

1768年，俄土战争开始。他的管区是奥斯曼军队的必经之路。他感叹道：“帝国的士兵像川流不息的河水，目光呆滞的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无恶不作。”

他所面临的灾难中，除疾病外，就是和羊的贩卖有关。供给奥斯曼军队的羊被倒卖，涉嫌与这一事件有关的索菲洛尼可能面临处刑。但是，村里的女性向奥斯曼军政官的母亲请愿，希望刀下留人。自传里描写了驻扎在当地的奥斯曼帝国军政官及其家族成员和基督教村民对话的情景。

在索菲洛尼的生涯中，奥斯曼帝国并非是一种“恶”。他直接接触的高官粗鲁，但并非不讲道理。他被投入监狱，也很难说是冤屈。他的记述中认为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是一线的士兵，还有已经逐渐兴起的阿扬。由于这两部分人的践踏，自己的任所才民不聊生。

已经晋升为布拉茨主教的他一路避开帕斯万特沃家族的叛乱，终于到达了任所，尽心竭力地为教会向管区内的村镇收税。但是，当地的中小阿扬的抗争，以及1796年开始的帕斯万特沃家族和政府军的战争持续。索菲洛尼的管区已经无法保障任何财源。

虽然在战乱中东躲西藏，但他一直守着自己负责的教区，为的是向伊斯坦布尔牧首支付税金。在逃难的过程中，他不时得到土耳其人的帮助，彼此近乎难友。几经周折，他竟然开始为帕斯万特沃家族服务，而且长达三年。最后，他逃往布加勒斯特，也辞去了布拉茨主教的职务。他在自传中写道：

终于脱离了满是恐怖与烦恼的苦海，但心中还是感受不到一丝阳光，我担心神的惩罚。我想对管区的信众负责，但还是远走他乡。这样的人不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吗？但我想对大慈大悲的圣主传达的不是我担心受罚的恐惧。我辞去布拉茨主教一职，是在灾害面前世界已经一无所有。维丁周边已经变成了强盗筑造巢穴的地方，伊斯坦布尔的牧首还命令我背负着那数额巨大的永远也缴不完的税金。

因此，我夜以继日地用保加利亚语写书。罪孽深重的我无法让人相信我的说教，那就阅读我的自传吧。

结果，他把奥斯曼帝国秩序崩溃带来的混乱视作和鼠疫一样的灾难来承受，自己所遭灾难的根源则归结为希腊正教的牧首。但是阅读他的自传，我们感觉到他还是生存在奥斯曼帝国的一员。

不过，另一方面，他用保加利亚语教孩子们读写，用保加利亚语传教。这样的活动也是一种民族自觉。他已经超越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逐渐产生了对保加利亚正教会和保加利亚民族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