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界限一：在国际关系中维持领土的界限

帝国边缘的动摇

奥斯曼帝国不断与外部世界作战，其内部却长期维持着和平。作为帝国核心的直接统治区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北伊拉克。它们的周边是政治上独立运作的省和属国，帝国本土获得了屏障。但是，18世纪后半期，这种和平明显动摇。

帝国边缘地区的省和属国发生了剧烈变动。这是因为帝国全境的地方势力都在崛起，边缘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区域，帝国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

不过，最关键的是，这些区域不是和伊斯坦布尔，而是和帝国外部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帝国边缘的独立性提高，开始摆脱其作为屏障的身份。而且，法国、英国和俄国等外部力量，积极干涉这些地区的事务。于是，奥斯曼帝国被卷入了复杂的欧洲国际关系中，其外缘地区的松动逐渐波及帝国直接统治的区域。

帝国统治的弱化在各个边缘地区有何种表现呢？

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

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两公国从属于奥斯曼帝国超过三个世纪。一方面，帝国运用军事力量阻止两公国独立；另一方面，当地势力也以奥斯曼帝国为后盾，维系统治。不仅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在帝国的边缘地区，情况大体都是如此。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在事实上是当地贵族选举大公，后经奥斯曼帝国承认。为防止波兰与奥地利的干涉，维护既得利益，当地贵族也必须借助奥斯曼帝国的力量。

但是，进入18世纪以后，俄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强，这一秩序被破坏，脱离的行动变得公开化。奥斯曼帝国为对抗和阻止这种离心倾向，采取强化直接统治的政策，从对希腊正教会有影响力的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大商人家族中（费内利奥特家族，见后文），选取并任命两公国的大公。

毫无疑问，当地贵族对奥斯曼帝国越来越反感，更多地期待俄国的援助。这样，因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的局势变化，围绕两公国的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结果，1768年爆发了第五次俄土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一度被纳入俄国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战败，双方缔结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国对两公国的影响力在扩大。此后，1828年至1829年的第八次俄土战争，两公国获得了自治权，事实上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决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命运的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克里米亚汗国

克里米亚汗国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后来在俄国的压力下脱离了帝国的统治。从15世纪末被奥斯曼合并以来，克里米亚汗国的君主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序列中处于特别的位置，这是因为奥斯曼王室非常看重成吉思汗的血统，而克里米亚汗国的君主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王室的存续面临危机的时候，有传言说可能取代奥斯曼家族，成为形式上的苏丹的就是克里米亚汗。

克里米亚汗国不上缴贡纳金，而是提供骑兵军团，在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作战时非常活跃，成为整个奥斯曼帝国军队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开始向南扩张的俄国把矛头指向黑海，克里米亚汗国暴露在威胁之下。它在18世纪前半期虽然还能抵抗俄国，但1771年被俄国占领，依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丧失了奥斯曼帝国属国的身份。这一状况使克里米亚汗国陷入内乱状态，在随后的1783年被俄国吞并，1784年奥斯曼帝国对此表示承认。割让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克里米亚汗国，在帝国内部引起巨大的冲击。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为夺回克里米亚而与俄国开战（第六次俄土战争），战败之后再也没有对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提出任何异议。

埃及

在17、18世纪，主导开罗政治的是当地军人。他们的构成非常多元，包括新购买的奴隶（马穆鲁克）、马穆鲁克的后代、从伊斯坦布尔派遣的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耶尼切里军团骑兵、取得军人资格的埃及工商业者。在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下，三百年间，埃及军队并没有对外战争的需要。在此期间，埃及军人内斗不断。17世纪，菲卡利亚派（马穆鲁克系）与卡斯米亚派（非马穆鲁克系）不断斗争。18世纪，耶尼切里军团与其他步兵的派系斗争也开始了。

军人购买包税权，特别是17世纪末，开始利用伊斯坦布尔确定的政策在当地大肆贪腐，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耶尼切里军团中的卡斯达格利亚派（又称卡斯达尔派）开始崛起。他们垄断包税权和政府要职，驱逐其他政治派别。原本是安纳托利亚出身的一名军人在开罗担任耶尼切里军团的队长，这时以他的追随者和部分马穆鲁克为中心形成了卡斯达格利亚派，掌握政治权力。属于卡斯达格利亚派的马穆鲁克军人，多数是作为“奴隶”从高加索地区来到埃及的。于是，埃及的实权被军人中的实力派掌握，从伊斯坦布尔派遣来的军政官和财务长官，几乎没有出过开罗市区。

18世纪的埃及在星期五礼拜中要高唱苏丹的名字，但是实际上的政治却可以说已经和伊斯坦布尔没有了关系吧！卡斯达格利亚派的首领阿里·贝伊在俄土战争中与俄国签订密约，在1771年，手下的马穆鲁克一时占领了大马士革。在18世纪末被拿破仑占领之前，埃及就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单独亮相了。

开罗的再开发

　炫耀实力的军人们为获取市民的支持而建造许多建筑。照片中是1744年在市区中心建造的水泉和学校组合的建筑。笔者摄

埃及还在伊斯坦布尔的统治之下，只是因为分成派系的军人要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和权威。在军事上，各派系军人相互牵制。这样，在17、18世纪，埃及并没有出现明显以脱离奥斯曼帝国为目标的政治力量。但这仅仅是以奥斯曼帝国负责埃及安全为前提的一种势力均衡。1798年开始，拿破仑的铁蹄支配埃及三年之久。时代呼唤能够对外承担国际责任，又能保卫埃及的政治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出身巴尔干，但已经相当埃及化的外来军人穆罕默德·阿里势力的增强（1805），就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得以解释。

南伊拉克

和埃及一样，南伊拉克的本土力量独立性很高。在军政官的统治维持在间接水平的巴格达省、巴士拉省（18世纪两省合并），18世纪也发生了购入的奴隶（马穆鲁克）实力上升的反常现象。其契机是，18世纪初，帝国派遣的巴格达省军政官哈桑·帕夏效仿萨法维王朝的红帽军，大量购入格鲁吉亚族的奴隶并加以训练。下属马穆鲁克中的实力派不久继承了他的地位，在1831年之前一直在事实上统治着该区域。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向南伊拉克派遣省军政官的努力均告失败，最终只得承认哈桑·帕夏的后继者马穆鲁克军政官的地位。这里的继承不是依据血缘亲子关系，而是与埃及一样，在主人——奴隶（马穆鲁克）之间继承政治权力。

事实上，也有人将实现自立的哈桑·帕夏与其后继者马穆鲁克统治的时代称为“哈桑王朝”。从奥斯曼帝国来看，承认他们是帝国任命的省军政官，才能把这片疆域置于帝国版图之内。而哈桑·帕夏的后继者在与邻近的波斯对抗的时候，也需要奥斯曼帝国作后盾。这样的共生关系，维持着奥斯曼帝国对其外缘地区的支配。

北非

这种松散的共生关系，在16世纪以来由奥斯曼帝国维持间接统治的北非表现得更为显著。原本，帝国占领这里的目的不是获取领土和征税，而是为了牵制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以及敌对的海盗势力。从最初开始，帝国就没有全面直辖北非的计划。

即便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北非沿海部分的确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已经本土化的奥斯曼军人以帝国的权威为后盾，而从苏丹一方来看，也只是履行地方长官的任命手续，取得名义上的支配而已。除突尼斯的侯赛因王朝外，北非各地都每年都向帝国支付贡纳金。

各地的地方势力多种多样。在很多都市，以驻守各地的名义从伊斯坦布尔派遣来的耶尼切里军团逐渐本土化、门阀化。这些已经成立私人集团的军人，靠奴隶和私人兵队扩张自己的势力。其中有些是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冒险渡海而来，有些是后来改宗的被海盗集团俘虏的基督教徒。虽然本土化程度不同，但突尼斯的侯赛因·阿里建立的侯赛因王朝、的黎波里的卡拉曼·艾哈迈德·贝伊建立的利比亚卡拉曼里朝等，都是有实力的地方政权。在距离伊斯坦布尔最为遥远的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省），冠以“得伊”（dey，即总督）的突厥系军人也割据一方。

侯赛因王朝自17世纪以来就无视帝国的禁令，向法国和意大利出口谷物，并且独自与上述国家缔结和约，事实上已脱离了帝国的统治。阿尔及利亚也很少服从苏丹的命令。比如，依据1718年《帕萨罗维茨条约》，奥斯曼帝国必须停止地中海的海盗活动，但它却极难约束阿尔及尔省的海盗。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强硬措施，停止了从阿尔及利亚前往麦加的朝圣活动，取消和朝圣相关的贸易，禁止帝国军人私自从安纳托利亚渡海前往北非。即便如此，也很难完全达到《帕萨罗维茨条约》规定的各项要求。

如前所述，奥斯曼帝国对这些国家的支配，只是名义上的主从关系，和欧洲对其他国家的殖民统治性质不同，但是，就像在面临沦为法国殖民地危险的19世纪中叶，侯赛因王朝强调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一样，这样的关系确实对属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效果。

随后，阿尔及利亚在1830年、突尼斯在1881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阿拉伯半岛

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16世纪以来，什叶派分支宰德派的势力一直在那里渗透。奥斯曼帝国在1636年从也门高原撤出，只维持着对摩卡和扎比德两港口的统治。它想依靠两个港口限制葡萄牙进出红海，保护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和重要的宗教地点。为此，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半岛的经营经常出现赤字。不过，其意义在于麦加和麦地那保持了长期安定。奥斯曼帝国保护当地哈希姆家族的谢里夫政权，总揽对宗教圣地和朝圣道路的粮食供应，进而维持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保护者”的形象。

但是，在奥斯曼帝国支配之外的阿拉伯半岛的中部，从18世纪中期开始，瓦哈比派进行了纯化伊斯兰教的运动。支援这个运动的阿拉伯名门世家沙特家族建立了沙特地方政权（第一沙特王朝）。统和了周边部族的沙特王国自19世纪开始，入侵奥斯曼帝国的疆域，1802年破坏了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圣地，1803年将麦加纳入统治之下。

很难判断瓦哈比运动对后世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但在这个时期，其性质是带有宗教动机的部落民的军事行动。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无法单独面对沙特王朝的挑战。在1818年压制沙特王朝的是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近代化军队。

领土的丧失与保护

如前所述，在奥斯曼帝国的外缘部分，统治已经开始动摇。自始至终就没有被奥斯曼帝国实质性统治的区域的独立加剧。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北非的例子显示，通过任命地区的行政首长以达到间接统治的方法已经难以奏效，帝国的命令越来越难以贯彻。

而且，北方俄国的崛起，对帝国的巴尔干领土、黑海沿岸的领土直接构成了威胁。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决定了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克里米亚汗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去留。为保全现有的疆土，奥斯曼帝国必须面对与欧洲国家无休止的战争，以及谈判桌上的一系列交涉。面对前文列举的众多不稳定的领土问题，奥斯曼帝国不但需要能够打胜仗的军事力量，还需要不可或缺的外交力量。但是，18世纪末，帝国缺乏能承担外交实务的官僚，在靠人脉和金钱取得官职的伊斯坦布尔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话语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