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第五次俄土战争的冲击

依赖非正规军的奥斯曼军队

1739年夺回贝尔格莱德以后，奥斯曼帝国尽量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但是，随后三十年的和平导致了耶尼切里军团纪律涣散、战斗力下降，政府在军事上也没有增加资金投入。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和俄国，虽然军费支出日益加重，但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用个不太确切的说法，这算是奥斯曼帝国为和平付出的代价吧。无论如何，在必须面对战争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通盘暴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768年与俄国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各地的阿扬接到政府的命令，纷纷组织私兵、整装待发，政府也召集耶尼切里军团和被称为“黎凡特”的非正规部队。在三十年的和平中，耶尼切里军团根本没有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已经和非正规部队没有太大差别。但是，非正规兵的状态又如何呢？这个问题不久就让人了解奥斯曼帝国军队优先体制的界限。

募集非正规军队的命令下达给各地的地方法官和市的地方代理官员，一个市募集五百至一千名非正规军，非正规军人的服役期限通常是八个月，除每月军饷外，还支付奖金和伙食费。武器自备，不过，政府配给的情况也非常多。

这样，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汇集起来的非正规部队总计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数量极其庞大，那些食不果腹的农民去部队寻求暂时的衣食保障。伊斯兰教徒是参军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有史料记载，帝国政府准备了十二万人的军粮，但却有六十万人应征入伍。这一数字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是整个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明显没有把军需品的配置处理好。

纪律也成了问题。非正规部队的指挥官很多都是由地方上的阿扬担任。短时间内汇集起来的军队自然也很难保证纪律。先前列举的索菲洛尼主教的自传中就记载，非正规部队在开赴战场的过程中，不断地抢劫沿途的村镇，在巴尔干埋下了仇恨奥斯曼帝国的火种。虽然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都有很多俄方资料证实，但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俄国农民兵的差距依然明显。

这样，俄土战争的非正规部队的状况，显示出要将他们训练成为正规军人的必要性。1793年，塞利姆三世设立了新军（Nizam-1 Cedid），即是军事近代化的尝试。

战争的经过

第五次俄土战争在1768年打响。起因是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干涉波兰内政，计划将自己昔日的情人扶上波兰国王的宝座。同时，俄国从黑海西岸向多瑙河流域进军，刺激了奥斯曼帝国。一贯主张整顿阿扬私人军队的姆弗逊扎迪·穆罕默德·帕夏认为准备不足，反对开战，结果被解职。176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向俄国宣战。接着政府招募前文所述的非正规军人，仓促组建大规模部队。

但是，多瑙河沿岸的防线没有发挥功能。1770年，卡尔达尔成为主战场。奥斯曼军队大溃败。在这场战役中，俄军投入四万人、奥斯曼军队投入十万至十五万人。虽然兵力相差悬殊，但是奥斯曼军队全军溃败。在渡过多瑙河的大混乱中，就损失了二万至四万人。结果，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被俄国占领。

切什梅海战图

　奥斯曼海军于1770年遭受惨败。伊斯坦布尔海军博物馆藏

而且，俄军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派遣波罗的海舰队，在英国海军的支援下，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向地中海进军，焚毁了在爱琴海港口切什梅驻扎的奥斯曼帝国的军舰。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宣言要征服伊斯坦布尔绝非痴人说梦。

在此期间，奥斯曼军队的传统优势——军粮补给和武器供应系统——也逐一失灵了，损失进一步扩大。对于仅仅人多的前线，后方的物资补给因沿途的诸多要塞落入俄国人手中而极其困难。

当时，帝国一年的通常预算是一千四百万银币（阿克切），但这场战争使得奥斯曼帝国在四年间，光现金就支出了三千二百万银币。其中，多数支付给了非正规军队和耶尼切里军团。奥斯曼帝国在和平的三十年中积累的财富瞬间告罄，财政马上面临崩溃。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

1772年开始的和平谈判，因奥斯曼军队 1774年在保加利亚的舒门战役中彻底溃败而画上句号，双方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国要应对国内的农民暴动等，也不希望战争再持续下去。依据这个条约，俄国虽然要从占领的奥斯曼领地上撤军，但是奥斯曼帝国要支付巨额的赔偿金，并保证俄国商船在黑海的活动权，承认俄国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东正教徒有保护权。并且，克里米亚公国摆脱了奥斯曼帝国属国的地位，宣布独立。

俄国依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在1783年征服了克里米亚汗国，并将其合并。而且，俄国获得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贝伊奥卢区建立教堂的权利。此教堂是向一般信众宣扬俄国即希腊宗旨的教会，永远处于俄国帝国公使的保护之下，不受一切干涉与妨害”（第十四条）。俄国把上述条款扩大解释，主张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所有东正教教徒的保护权。这确保了俄国势力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大。

俄土战争的启示

俄土战争的失败使得奥斯曼帝国的结构性弊病表面化。艾哈迈德三世以来活跃的世俗文化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慢慢衰落下去。可以说这个国家开始为实质性变革做准备了。直接处理政治实务的文官制定的改革计划，不久，就从1789年就任的塞利姆三世开始，至马哈茂德二世的五十年间逐渐实施。

俄土战争的结果表明，奥斯曼帝国在下述三方面达到了界限，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一、在国际关系中维持领土的界限

不管怎么说，俄土战争的焦点是在对待克里米亚汗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三个奥斯曼帝国的属国问题上，而以旧有方法维持领土的局限暴露出来。要维持对属国和远方疆域的控制，不能仅依靠帝国任命的“汗”或“大公”，必须纳入最直接的统治。

另外，战争已经国际化。俄国与英国结盟向爱琴海派遣舰队。埃及和黎巴嫩的阿扬势力与俄国联合进军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此外，俄国扩大对战后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条文的解释，在外交实力上也超出奥斯曼帝国。

二、支配的正当性已经动摇

战前，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商人芬内利奥特统治着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在战争期间，两属国的人民对其表达了反感，欢迎俄国势力的扩大。俄国利用这一氛围，乘势而上，不久，期待俄国支援的动向扩展到了希腊、塞尔维亚及保加利亚。帝国必须尽快用新的统治结构和新的方法确保巴尔干的忠诚。

三、中央集权体制的失效

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无疑是作战能力的不足。在战争的重要关头，他们已经开始改正这些问题，重建指挥系统，违反常规地令主力部队冬季留在战场上。奥斯曼军和鲁米扬切夫将军率领的训练有素的俄国军队相比，差距巨大，对此谁都可以清晰地看出训练非正规军、培养常备军的必要性。因此，军队改革成为整个制度改革的出发点。

在俄土战争中，帝国政府过多地依赖安纳托利亚、巴尔干的阿扬势力。接下来，如何把这些阿扬吸收进政府中，或者把他们彻底歼灭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后也出现了阿扬出身的大宰相，但另一方面，帝国的政府军也奔赴各地歼灭地方的阿扬势力。这是把阿扬在各地掌握的权力收归政府，修复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