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中央欧亚视角

所谓“中央欧亚”在何处？

“中央欧亚”在以重新建构世界史为目标的历史学界早已成为常识，然而直到最近，这个专业术语才为大众所知。所谓“欧亚大陆”，大家都知道是指亚洲大陆与其西部如同半岛一样相连的欧洲大陆的合称。欧亚大陆再加上隔着地中海的北非称为“欧亚非大陆”，这一地区乃是近代以前世界史的主要舞台。人们熟知的“四大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兴起于这一区域中位于干燥地带的大河流域。所谓“中央欧亚”则是指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欧亚非大陆的中央部分，即从大兴安岭以西的内外蒙古高原到里海周边的内陆亚洲，再加上从南俄（乌克兰）到东欧中部附近的这片区域。

中央欧亚主要由整个欧亚大陆中降雨量最少、水资源最缺乏的沙漠地带和干燥程度仅次于前者的草原地带构成。就中央欧亚有代表性的地段而言，从东往西首先是连绵的草原地带：大兴安岭周边—蒙古草原—准噶尔草原—天山山脉内部草原—哈萨克草原—乌拉尔草原—南俄草原—喀尔巴阡草原；其南部则是一连串的沙漠地带：戈壁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卡拉库姆沙漠。松田寿男所提倡的“天山—锡尔河”一线，其实正是中央欧亚草原地带和沙漠地带的分界线。来自北冰洋和西伯利亚的湿润空气因为这条分界线的阻挡进入不了沙漠地带，因此在分界线的南侧是由草原和沙漠交织而成的一系列半草原半沙漠带，即内蒙古（包括黄河河套的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克什米尔（犍陀罗）—吐火罗（巴克特里亚）等。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央欧亚的地形特征而言，自北而南依次为草原带—沙漠带—半草原半沙漠带的三重构造。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欧亚不仅有上述横向的变化，在山脉上还有纵向的分布变化。这里先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天山山脉中，海拔在两千米至三千米左右的地方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盆地，这些盆地都是非常壮观的大草原。而在天山南麓，在较前者海拔稍低的地方却显露出了呈半沙漠状态的山体，而且随着山体高度的下降进一步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坡，一直延续下去成为沙漠。与此相对的天山北麓，即便海拔下降到一千米左右，大部分地区仍然呈草原样态。当海拔继续下降，才会出现近似于沙漠的草原。不过在北麓，即使降到海拔五百米的地方，河流周边还是存在着大片可供农耕的地带。天山山脉是由呈锯齿状分布的众多山体连在一起而组成的山脉，观察每一座山都可以看到，山峰北坡要比经常受日光直射的南坡绿色更多。在超过三千米的天山，北坡上针叶树森林郁郁葱葱，与南坡上的草原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再往上去，一旦海拔超过四千米，整个山峰则被冰雪覆盖。

中央欧亚与四大文明圈的位置关系（附西欧部分）

中央欧亚大的山脉固然很多，但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巨大的山麓以及山脉之外还有很多辽阔的草原，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山山脉。天山山脉中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过去在日本被称为裕勒都斯溪谷，由于使用了“溪谷”这一词汇，导致出现了不少误解。其实这个所谓“裕勒都斯溪谷”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东西长达二百五十公里，南北宽约一百公里。除此之外，在各个山脉中还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草原：相当于欧亚大陆脊梁的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脉等自不待言，作为中国东北与蒙古高原分水岭的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与准噶尔盆地之间的阿尔泰山脉、甘肃省与青海省的分界线祁连山脉、横亘于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划分亚洲与欧洲的乌拉尔山脉等都是中央欧亚的自然景观。

上面提到的这些山脉都是巨大的蓄水库，也是游牧民族诞生的摇篮之地。中央欧亚历史上活跃着突厥民族，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一般表示“山”之意有“taγ”一词，除此之外还用另外一个词“y??”来表示“大山中的森林和草原、山中的牧场”。中央欧亚最主要的大草原地带曾经是若干个游牧国家的发祥地及根据地，诸如蒙古高原的乌德鞬山（?tük?n y??）和阿尔泰山脉（Altun y??），以及鲜卑裔游牧民集团的故乡大兴安岭（Qad?rxan y??）等，这些地方都是使用的“y??”这个词，而非“taγ”，这一点其实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游牧民族的故乡

尽管在河流、湖泊和沼泽周围以及山中高海拔的北坡等地都生长着茂密的树木，但总的来看，中央欧亚是一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干燥地域。也正是因为这里是干燥地域，所以本书的重要主题之一“丝绸之路”才会出现在中央欧亚。所谓“丝绸之路”，并非人工建成的高速道路，而是在古代完全不具备使用机械等条件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正因为如此，避开那些必须使用工具及人力才能开拓的森林地带，穿过一望无际的草原及沙漠成为一个十分自然的选择。也就是说，在中央欧亚连接各个文明圈的这条交通线是天然的。上述这些文明圈包括：在“四大文明圈”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发展起来的东亚农耕文明圈、南亚农耕文明圈、西亚半农半牧文明圈，以及稍晚一些出现的欧洲半农半牧文明圈。

天山山脉中的牧场

　天山山脉中的草原上放牧的羊群。天山山脉中有着大大小小的很多片草原。笔者摄

中央欧亚在人类历史上所起到的另一个巨大作用，就是在距今大约三千年以前孕育出了游牧民族。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明无疑是农业。世界各地都有农业，南北美洲大陆上独立发明了农业，澳洲大陆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或许也产生了农业。可是，在地球上的各个大陆中，之所以唯有欧亚非大陆才孕育并发展起与近代直接关联的文明，则是因为只有在这一区域才出现了游牧民族，只有这里拥有中央欧亚的原产马。正是在从四大文明圈发展起来的农耕民与从中央欧亚发展起来的骑马游牧民之间的对立、抗争、协调、共生、融合等关系之中，才催生了欧亚非大陆生机勃勃的历史，孕育了与近代直接接轨的高度文明。另外，虽说没有马的所谓“单纯游牧民”更早就已经存在，然而我在本书里提及的游牧民及游牧民族，则都是指游牧骑马民或游牧骑马民族而言。

此外，倘若进一步就中央欧亚的世界历史意义而言，中央欧亚西部，从乌克兰草原到高加索地区又是印欧语系的发祥地，其东部，从蒙古高原到大兴安岭周边的地区则是阿尔泰语系的故乡。这两大语系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想到这些情况，中央欧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北部中国与中亚

本书的主要舞台在中国本土，集中于既是唐帝国政治中心同时也与陆上丝绸之路直接相连的北部中国（华北），及其北方的蒙古高原和再往西去的中亚地区。北部中国的范围包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与现在的蒙古国（即外蒙古）之间横亘着戈壁沙漠。我在后文中将把戈壁以北地区称作蒙古、蒙古本土或漠北，将戈壁以南地区叫作内蒙古或漠南，以示区别。出现需要将两者合起来论述的时候，则统称为内外蒙古或者蒙古高原。

另一方面，在北部中国以西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作“西域”。所谓“西域”，原来的意思是汉代中国西端几个关门，即敦煌西边的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区。最早只是指汉帝国统治所涉及的天山山脉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山南路。后来进一步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也囊括了进来，通常也包括波斯。然而像玄奘《大唐西域记》所写的那样，把印度也包含其中的情况却并不常见。在近现代使用“中亚”这一称呼时，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其范围都相当“不一致”，而这些“不一致”则与构成中亚地区核心的“突厥斯坦”这一称呼有着密切的关系。

戈壁沙漠

　流沙较少，但碎石较多。其中有草的地方可以放牧骆驼、绵羊及山羊。笔者摄

所谓“突厥斯坦”，在波斯语中是“突厥人的国家，操突厥语的人们的土地”之意。9世纪的回鹘帝国崩溃以后，以回鹘为首的突厥裔各民族大迁徙加速了天山山脉以南（塔里木盆地）地区的突厥化。在此之前，“突厥斯坦”乃是操突厥语的农耕世界的一个用语，指“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的突厥裔游牧民族所在的草原世界。然而到了9、10世纪，随着曾经为印欧语族所占据的“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南的沙漠绿洲地区逐渐突厥化，“突厥斯坦”一语反而变为主要指这一区域。所以严格来说，近现代以来的“突厥斯坦”这一称呼只能追溯到唐代以后。然而历来的各种书籍中，“突厥斯坦”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在特指唐代以前的中亚（一部分）时被频繁地使用，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中亚”在不少情况下是作为包括草原地带在内的、广义上的“突厥斯坦”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实际上是中性的中亚概念。顺便说一下，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都属于突厥语系统，只有塔吉克语是波斯语系统。不过，在塔吉克斯坦的居民中也有人讲突厥语。经过苏联时代，俄语也深深地渗入这五国之中。另一方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虽然维吾尔语以及哈萨克语等突厥语系统的语言居于优势地位，但是汉语也在迅速地普及。再有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受苏联学界的影响，一部分研究者还残存着一种倾向，即只把苏联五个共和国的范围当作中亚来看待。然而在日语的“中亚”这一概念中，却并没有这种将新疆排除在外的传统，也没有这种用法。

学术界最常用的是更加广义的中亚概念，即将其范围进一步向广义的“突厥斯坦”的东方和南方扩大：向东包括东方戈壁沙漠，东方戈壁沙漠周围的蒙古草原部分和内蒙古到甘肃省西北部的河西走廊；向南方则包括青海、西藏、克什米尔、犍陀罗、阿富汗。换个视点来说，广义的中亚就是从东部的大兴安岭到西边的乌拉尔山脉、里海之间，从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方西伯利亚之间的草原及沙漠地带。这个地区也多被称为内陆亚洲。

主要王朝交替略图（3—10世纪）

综上所述可知，中亚有着各种各样的概念，广义的、狭义的，还包括一些折中的理解，其范围及用法也是因人而异。因而，要想将其加以严格的定义不仅很困难，还会产生一些附带问题。因此我在此声明，本书在涉及将通常被认为属于北亚的蒙古高原也包含在中亚之内的场合，一般采用“内陆亚洲”或“中央欧亚东部”这样一种表述，但是在引用前辈学者的论述或与我正在进行学术论争的学者的论述时，在他们使用“中亚”这一表述的情况下，我也往往会使用同一术语。简言之，对于“中亚”这一概念，我将本着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原则来加以处理。

农牧接壤地带

提到中国，或许大家马上会联想到农耕地带。但实际上在中国本土，过去不仅在内蒙古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在内蒙古的南侧也都曾是辽阔的草原地带。在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地，农耕地和游牧用的草原纵横交错，可农可牧的土地曾大量存在。而且，在这一片包括内蒙古草原在内的游牧地带，曾经先后涌现过许多游牧民集团，匈奴、羯、鲜卑、氐、羌、稽胡、突厥、沙陀、党项、吐谷浑、奚、契丹等游牧民族，他们驰骋纵横，活跃于这一区域。从秦汉与匈奴对抗的时代开始，经过五胡十六国，再到北魏、隋唐、五代，进而到辽、金、元三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以草原为根据地的游牧民族绝不只是客人，他们是与身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同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位主人。请各位读者首先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若想使得中国史真正摆脱教条的禁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前，西晋文臣江统曾说，在关中（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水流域）百余万人口之中，半数为戎狄。江统此言并不夸张。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汉族人口急剧减少，五胡乘虚而入。经过三国、西晋之后，中国北部涌现了许多由五胡建立的政权，最终由鲜卑族的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由北魏分裂出来的东魏和西魏、承袭东魏和西魏的北齐和北周，以及不光取代了北朝，而且把江南也纳入手中从而再度统一全中国的隋、唐，这些王朝无一例外都是由鲜卑裔拓跋部出身的人建立起来的，因此可将这些王朝统称为“鲜卑裔诸王朝”或“拓跋国家”（杉山正明语）。鲜卑族原来生活在大兴安岭周边的草原森林地带，后来逐渐南下，在内蒙古草原地带发展壮大起来。随后整个集团继续南下，将农业和游牧的交汇地区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从而控制了北部中国，并最终发展成再度统一中国的大帝国。

近十来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相对于内蒙古草原地带而言，位于其南侧的这种半农半牧地带的重要性更值得注意。从那些认为汉民族都是农耕民或者都市民、汉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论者的立场来看，他们将这一地带称之为“长城地带”是包括了“边境”的含义在内的。而在我们看来，鉴于汉民族的半数来自游牧民，这一地带不仅不是什么“边境”，确切地说应该是游牧民与农耕民交汇的“接点”，是孕育和产生中国史能量及活力的中心地带。因此，这一地带的称呼也因人而异：妹尾达彦把这一地带叫作“农业·游牧分界线”；石见清裕则沿袭拉铁摩尔（O. Lattimore）之说，将此称作“蓄水池”或“（中国北部）带状地带”；我以前把这一地带叫作“农牧接壤地带”；最近妹尾达彦又将此地新命名为“农业—游牧分界地带”。在本书中，在考虑到“农业—游牧交杂地带”这一含义的前提下，我将继续使用“农牧接壤地带”这一名称。

从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延伸到陕西、宁夏、甘肃的六盘山、贺兰山、祁连山一带，这一辽阔的农牧接壤地带对中国的历代王朝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当王朝能顺利地控制这一区域时，就会呈现出像唐朝前半期那样的大繁荣局面。然而如果局势一变，同一地区却又会成为培养和支撑像安史之乱那种动乱势力的摇篮，该王朝也会变成如五代沙陀诸王朝（突厥系统）、辽（蒙古系统）以及西夏（党项系统）那样的所谓“征服王朝”出现的舞台。

顺便说一下，倘若单就可以畜牧的小规模草原而言，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和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南部等地也散见一些小规模草原。黄土地带乃是中国北部农业的基础。专门研究黄土地带的原宗子在近著中批判说，中国的农本主义实际上要依赖畜牧业，然而在理念上却又尽力排斥贬低畜牧业；斋藤胜在最新的论文中也主张，中国北部的畜牧业不仅不劣于农业，而且可以说是十分盈利的产业。两人的研究结论可谓不谋而合。

蒙古草原

　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着孕育了游牧民族的马群。笔者摄

与在农耕都市民和游牧民对抗相争之中发展的中国史相呼应，“万里长城”将这一农牧接壤地带或往北推或往南移，在历史上来回不断变动。当农耕都市民与游牧民一体化时，万里长城就变为了无用之物。就其典型时代而言，首先是唐朝，其次是元朝和清朝。行文至此，附言之，万里长城不仅是阻挡游牧民入侵的屏障，也起着阻止在农耕中国不得志的读书人、军人以及为赋役所苦的贫苦农民北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