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何谓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定义的变迁

本书标题里的“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即德文“Seidenstrassen”，后来又由英国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 A. Stein）翻译为英文“The Silk Road”，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在当今世界，丝绸之路一词有多重含义，所指范围也各有不同。在20世纪前半期，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学者活跃于中亚进行学术探险。他们发现古代的丝绸制品遗物，以及有关丝绸贸易的文书地点几乎都集中在中亚的沙漠绿洲地带，因而“丝绸之路”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沙漠绿洲之路”的代名词。

但伴随着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东洋史学，尤其是在东洋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内陆亚洲史学和东西交通史学的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丝绸之路”不仅仅指“沙漠绿洲之路”，也包括横贯中央欧亚的“草原之路”以及经由东南亚的“海洋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松田寿男博士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松田博士首先从史籍中发掘出了以下史实：在和平时期，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这些建立在蒙古高原与天山山脉的草原地带游牧国家与中国王朝的贸易，主要是围绕草原上的马与中原的绢而展开的，松田博士将此命名为“绢马交易”，并且还弄清楚了下述问题：对于中央欧亚游牧国家的发展来说，商业乃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究明了绢既作为商品又作为货币这一事实。他也论证了作为远距离交易的“草原之路”的重要性等问题。继而，松田博士还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亚洲历史，撰述了数种有关亚洲史的通史著作，提出丝绸之路还应该包括“海洋之路”。时至今日，松田博士的主张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说。

沙漠绿洲都市敦煌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西域入口处，由此连接南方的西藏。笔者摄

在历史研究中开拓东西交涉史领域，发现了丝绸之路的“草原之路”，乃是我国东洋史学界为史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日本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中，在谈及丝绸之路时大多仍然沿袭着李希霍芬的原意，仅仅把“丝绸之路”等同于“沙漠绿洲之路”。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在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中，西欧中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果从反映当今东洋史学研究情况的角度来加以定义的话，“丝绸之路”首先应该包括“沙漠绿洲之路”和“草原之路”两个方面。本书提及“丝绸之路”时，就是指包括这两方面在内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但是，当我们俯瞰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还应该将从中国南部出发经由东南亚、印度直到西亚的“海洋之路”也纳入视野之中。碰上那种情况，本书就不再单称作“丝绸之路”，而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东西南北的网络

“丝绸之路”绝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有关丝绸之路的入门书以及学习参考之类的书籍，在讲到丝绸之路时，总是举出中亚的天山北路（草原之路）和天山南路（沙漠绿洲之路），而天山南路则进一步分为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西域北道，以及沿塔里木盆地南部的西域南道，并通常以东西向的三条线来加以图示。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丝绸之路就像是人工铺设的一条道路一样。可是实际上，丝绸之“路”大部分都是沙漠及草原上没有道路的道路。除了有一些谁都必须通过的狭窄的峡谷和山梁，其实从哪儿走都可以。而且即便是那些狭窄的峡谷及山梁，倘若因为自然条件或者人为的原因难以通过，人们马上就会迂回地从其他峡谷及山梁过去。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由于天山南北路都是呈东西走向，所以人们往往将丝绸之路误解为东西贸易路。然而如果阅读一下比较详细的入门书或者历史地图就可以知道，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走向，同时也向南北延伸，若将这些支线合起来，则呈现出一种很细的网状结构。网眼的各个接口（交叉连接点）是交通要塞；在这些要塞几乎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市。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并不是连接东西的线，而是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扩张而形成的一张巨大的网络。我把丝绸之路视作“面”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将丝绸之路分为草原之路、沙漠绿洲之路、海洋之路，而上述这些路线不是将中国和西亚连接起来，就是将中国与罗马帝国连接起来，总给人以东西交涉交流的印象。但是倘若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网络来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丝绸之路绝不仅仅局限于东西方向，同时也有南北方向这一特点。从中央欧亚再往北的北方欧亚地区出产高级毛皮，南海则盛产香药。如果除去北方欧亚地区的高级毛皮以及南海的香药只谈丝绸的话，丝绸之路也将无从谈起。正因为这是一张东西南北交织而成的交易网络，所以世界各地的名贵特产，诸如丝绸制品、金银器、玻璃、香料、药品、毛皮（详见后文）等商品，才能在这一复杂的网络中流通。

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往往截取这种面向东南西北方向远距离贸易通道的其中一部分，按其特点分别称之为“黄金之路”“白银之路”“玉石之路”“玻璃之路”“香料之路”“毛皮之路”等。作为丝织物传播途径的“丝绸之路”，最初不过是与上述名称相同性质的称谓之一而已。只是在上述特产之中，丝绸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特产，因此“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很容易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进而普遍地流行了起来。所以说，“丝绸之路”只不过是这种东西南北交易网络的一个代名词，或者说是一个雅称。再则，如果我们知道在中央欧亚各地出土的丝织品种类及其分布的广泛程度，了解到这些丝织物的图案及其织造技术之精湛，看到从中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之深奥后，谁都会觉得这一称谓是最贴切的了。相信随着新一代具有高度实物分析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研究者的成长，今后在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研究丝织品的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在这一方面，卢博—列斯尼琴科（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坂本和子、横张和子等人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其中某些侧面。

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还有一个误解需要澄清一下。我在上文已经强调过，丝绸之路乃是由很多交叉连接点（网眼的接口）构成的网络，因而商品的传递一般使用的是接力（中转）的方式。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其中有只来往于两三个连接点的短距离移动的商人，也有跨越若干个连接点往返于中长距离的商人，还有一些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商人。例如，粟特商人带着粟特产的金银器和印度产的胡椒，从撒马尔罕出发，经天山北路的草原之路到达今天乌鲁木齐东边的北庭，然后从那里越过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在高昌滞留数月之后再穿越沙漠戈壁到达敦煌，最后沿河西走廊东进，长途跋涉抵达长安。该商人在北庭购入活羊之后在吐鲁番出售，此时他是短距离贩运的商人；他越过戈壁，在敦煌时新进一批于阗产的玉，然后贩运到长安，又俨然成为一名中长距离贩运的商人。像这种一个人扮演三种角色的情况也很常见。

还需要注意的是，始于公元前的初期丝绸之路贸易，是商人们通过短距离然后是中长距离的接力方式开始的。因此，把西汉的张骞看作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张骞并没有开拓丝绸之路，他只不过是沿着已经存在的路线进行了一个较长距离的旅行而已。当然在张骞之后，中国确实对于丝绸之路的关心急剧高涨，而同时来自西域的物产以及信息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增多起来的这一事实，我们无意否定。

丝绸之路网络概念图

　丝绸之路不限于东西方向，也向南北延伸

“丝绸之路”除了作为这种东西南北交易网络的雅称之外，有时还作为这一网络内整个区域的名称来使用，也就是说，包含着在近代以前丝绸之路干线通过的地域这样一种含义。而且在我看来，“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仅指空间，同时也包含着时间的概念。例如在“丝绸之路地带”及“丝绸之路东部”等用语里，也包含着在世界史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起到重要作用的时代。换句话来说，丝绸之路也就是“前近代中央欧亚”之意。另外，由于在本书中多以东方（中国、朝鲜、日本）的视角来观察丝绸之路，所以“丝绸之路东部”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丝绸之路贸易的本质

丝绸之路贸易的本质是奢侈品贸易。尤其是对主要依靠家畜输送能力的陆上丝绸之路来说，这一点必须予以强调。在旧世界，即以亚欧非世界为依托而形成的“欧亚大陆世界史”的时代，丝绸之路乃是连接各个文明圈最重要的纽带。

与此相对，到了所谓“大航海时代”，世界史开始进入以包括新大陆在内的全球性规模变动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史”时代，陆上丝绸之路则相对衰落了下来。这一趋势与下述变动互为表里：之前被亚洲的光辉和繁荣所遮蔽的中世纪欧洲诸势力改良了从亚洲学习来的火药、罗盘针，带着铁制的刀剑、马匹和火枪，乘坐着大型远洋船驶出大西洋，开始掠夺并积累来自新大陆的以白银为首的财富，同时向欧洲大量移植土豆、玉米等耐寒作物，促使其大规模发展，推动产业革命的完成，最终使欧洲凌驾于亚洲之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并行，作为世界史发展原动力的物资流通以“大航海时代”为界发生了巨大的转换。具体而言，到了全球化世界史的“海洋时代”，沉重且体积庞大的粮食、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大量运输变成了可能之事。与此相对，在欧亚大陆世界史的“内陆时代”，尽管丝绸之路的贸易因时间和地点而不同，也有过短距离运输食盐、谷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以中长距离运输轻巧而贵重的商品，即奢侈品和嗜好品为主流。

以骆驼、马匹等来运输的奢侈品和嗜好品主要有：来自东方中国的丝织品、纸张、茶叶；西方波斯以及地中海东部的金银器、玻璃制品、乳香、药品、绒毯；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的胡椒、香木、宝石、珊瑚、象牙、犀角、玳瑁、蓝靛；北方俄罗斯、西伯利亚、满洲等地的高级毛皮、人参、鹿角、鱼胶；以及来自中亚自身的和田玉、巴达赫尚的青金石、库车的硇砂、西藏的麝香以及牦牛尾；还有多地出产的棉毛织品、首饰、盔甲（锁子甲）、装饰马鞍等，以及葡萄酒、蜂蜜、大黄等物。除此之外的重要贸易品，还有尽管笨重却可以自己活动的奴隶及家畜等。

如前所述，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在将上述奢侈品长距离或者中长距离贩运的过程中，有时也从事短距离的交易。在那种情况下，所贩运的不仅有马、骆驼等价高而且跑得快的家畜，也有价格低廉行动迟缓的家畜，比如绵羊、山羊、牛等。在这些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商人中，以阿兰商人、印度商人、巴格达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叙利亚商人、犹太商人、亚美尼亚商人、回鹘商人、回回商人等最为著名。

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有各种活跃的商业活动，而且随着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传播，基于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各地建造起了许多寺院和教会。这些寺院和教会都有豪华的装饰及华丽的壁画，并且因为布施来的金钱财物而得到了精心的管理和维护。此外，僧侣及朝圣者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一般也从事商业活动。不仅公私世俗等方面用来标志权威及炫富的物品成为商品，从事宗教仪式时的必需品（僧侣的服装、道场的装饰品、香料、供果等）也都是重要的商品，这些都成为远距离商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壁画遗址的意义

一般来说，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与贸易相关的记录极少被公开著录，更不用说被保存下来并且流传后世。虽然如此，在建筑遗址及壁画的视觉形象中表现出来的“物品”却能够明确地向我们传达出，这一地区曾经有过何等发达繁荣的经济流通。前近代时期，在色彩鲜艳的壁画里常常会使用一些可称之为宝石的高价颜料（例如青金石、绿松石、金泥、银泥），因而壁画的画面越大，费用就越多，变相使得壁画成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国家之中，诸如敦煌（郊外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高昌（吐鲁番盆地的首府，城内有佛教寺院、摩尼教寺院、基督教寺院等，郊外有柏孜克里克石窟）、楼兰、焉耆（锡克沁石窟）、库车（郊外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于阗（离开首府较远的地方有丹丹乌里克遗址、拉瓦克遗址等）等寺院遗址里都有许多壁画，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壁画都是来自王族、贵族和大商人的慷慨捐赠。

在前文列举的丝绸之路商人之中，贯穿整个公元一千纪，最活跃的乃是粟特商人。在粟特商人的故乡索格底亚那，各个城市遗址中不仅王宫、神庙、教堂中有壁画，甚至在许多一般的建筑物里也不断发现壁画。其中位于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是中世纪粟特人的城市之一，其遗址发掘的结果尤其令人震惊。片治肯特并非那种很大的沙漠绿洲城市，最盛时期也不过七千人左右在此居住。然而，其城墙内部的狭小空间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密集而巧妙地建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房屋。在其中比较大一些的房屋之中，估计是贵族或大商人的宅邸，主要的房间里都装饰着堪称豪华的壁画。

敦煌壁画

　莫高窟第57窟《佛说法图》的右侧的菩萨。初唐时期作品，菩萨身上佩戴着华丽的装饰品

片治肯特遗址壁画

　一般认为该图描绘了粟特贵族的宴会场面。8世纪作品，塔吉克斯坦民族考古博物馆藏

在后文里我们还将会谈到，就丝绸之路的商人群体来说，最著名的就是粟特商人。不过粟特人的故乡索格底亚那在8世纪以前不仅一次也没有成为大帝国的中心，而且不是一个巨大的粮仓地带，仅仅是在国际贸易中独放异彩而已。并且在索格底亚那的数十座沙漠绿洲都市之中，片治肯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规模远远不能和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等城市相比。尽管如此，我们却在这些既非王宫也非大寺院的普通民居中发现了这么多豪华的壁画，当可推知片治肯特的财力之一斑。再联想到在索格底亚那超过片治肯特规模的城市还有许多，因而可以说，整个索格底亚那的财富积累或者富裕程度实际上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